解放与重构:延安时期新秧歌剧中的性别图景

延安时期的新秧歌剧将“改造二流子”和妇女劳动英雄建构为革命框架中的政治共同体,在“家庭统一战线”服务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情境中,突出表现了新秧歌剧文本中革命话语和集体话语对消解性别冲突、构建两性和谐社会的努力。通过对民族文艺形式的改造与利用,将男女平等观念融入群众文艺之中,在建构新的性别图景的政治性隐喻中虽然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罅隙,但仍为性别平等议题的讨论提供了独有的延安经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建构——以秧歌剧为考察中心

秧歌剧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贴近人民大众的民间艺术。秧歌剧是从扭秧歌、旧秧歌戏发展而来,在时代机遇、现实需求等背景下形成的。延安时期秧歌剧极具革命属性,在党与边区政府的努力,人民大众的热衷,秧歌剧现代化的发展等共同推进下,秧歌剧革命话语体系得以生成。延安时期秧歌剧革命话语体系建构完整,包括话语主体、话语对象、话语内容、话语载体、话语环境等五个部分。并且其宣传也独具特色,以秧歌剧演出为核心,以歌曲传唱为垂心,以节日活动为靶心,以报纸、评论等为内心,从而助推革命话语广为传播。

新秧歌运动:解放区抗战歌谣的新高潮

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最早的实践成果,解放区秧歌剧与新秧歌运动第一次较为科学地实现了传承借鉴中西音乐、戏剧、舞蹈、诗歌等文艺形式和艺术技巧的统一,实现了深刻的历史政治语境与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实现了抗战时期的时代旋律与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统一,开创了具有中国风格和民族气派的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文艺形态,也开启了解放区及新中国全民沸腾的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崭新时代。

歌剧《白毛女》在秧歌剧基础上的继承与创新

研究了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认为该剧深受秧歌剧的影响,其创作充分借鉴秧歌剧的形式与内容,着力突出地方戏曲元素和民歌元素来塑造人物形象。可以说,没有延安秧歌运动创造出的秧歌剧就没有新歌剧《白毛女》。《白毛女》在秧歌剧基础上的继承与创新,为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创作开拓出特有的艺术风格和发展道路,为我国民族歌剧的发展开辟了新里程。

论延安时期秧歌剧对陕北方言资源的运用

延安时期文学创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秧歌剧就是汲取民族民间文学形式而生成的一朵奇葩,是延安文学重要的体裁样式。秧歌剧受到群众喜爱的原因当然与抗战救亡翻身解放的题材内容和民族民间文艺形式的采用相关,但对陕北方言资源的汲取运用不能不说是重要因素。陕北方言的使用满足了受众的期待视野,有利于观众对秧歌剧的接受,促进了秧歌剧及延安文学语言的通俗化与大众化;陕北方言在塑造人物形象、增强作品地域风貌等方面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秧歌》

张爱玲的《秧歌》1953年写于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褒贬不一,针锋相对,成了张爱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从《秧歌》出版的社会背景与作家当时的"竞技"状态来考察:首先,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重返香港,投入美国驻港新闻处,《秧歌》正是她写的第一个长篇——一个有着明显"绿背"(即美元)色彩的长篇。其次,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生活是困苦的,但并非像《秧歌》所写的在"饥饿"的火山口上,显然,《秧歌》是作了歪曲反映。其三,《秧歌》有一段与内容天关的"妙论",此"妙论"出现在其前夫胡兰成于1958年在日本写的《今生今世》一书中。从时序上说,似乎胡兰成抄袭了《秧歌》,实则是《秧歌》保留的胡兰成的汉奸阴影。

“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的新秧歌——“解放了的而且开始集体化了”的新的农民的艺术(上)

论文讨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的“新秧歌”形态。话题集中在两点:一是“解放了的而且开始集体化了的新的农民”的艺术形态,涉及新秧歌的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创作和演出、新的形式和风格。二是代表现代民族歌剧的《白毛女》中,秧歌形式的利用和新文艺在创造“民族形式”中的效用与限度。

“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的新秧歌——“解放了的而且开始集体化了”的新的农民的艺术(下)

论文讨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的“新秧歌”形态。话题集中在两点:一是“解放了的而且开始集体化了的新的农民”的艺术形态,涉及新秧歌的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创作和演出、新的形式和风格。二是代表现代民族歌剧的《白毛女》中,秧歌形式的利用和新文艺在创造“民族形式”中的效用与限度。

“呼图克沁”:蒙古族傩剧的田野考察

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萨力巴乡乌兰召村有一种蒙古族民间艺术形式"呼图克沁",俗称"蒙古秧歌"。在每年的正月进行表演。从其表演不难看到傩文化的影子。其演出目的:一是为了红火热闹,二是免灾辟邪,三是祝福求子。生长在蒙汉两族杂居的村落。"呼图克沁"中的面具都是善面。其舞蹈动作简单夸张,有口语化的说白,幽默而诙谐,常以提问和对答的方式解释某件事物或揭示某种道理。"呼图克沁"的整个表演过程充满了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家乡气息,无论是人物还是服装,无论是舞蹈还是歌唱,都具有蒙古族的民族特点。同时也借鉴吸收了汉族秧歌的许多有益因素。"呼图克沁"并非是"遗俗"而是"活历史",在本村和附近的村落里正在发挥作用。

浅析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的艺术魅力

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把传统与创新水乳交融,借助舞蹈艺术平台,向人们充分展示了"爱是永恒的、美是永恒的"这一亘古不变的主题,全剧充满了人文主义的理想色彩,体现了黄土地人热情奔放、质朴勤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她既是原生态的,又具有新颖鲜活的时代气息,是"传承优秀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优秀作品。

延安时期新秧歌剧的群众教育模式研究

延安时期党的文艺工作者创编演出了大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教育群众的新秧歌剧,深受群众喜爱。不同的秧歌剧具有不同的群众教育模式,即寓教于乐模式、接近群众贴近生活模式、开放互动模式和自发宣传自我教育模式等。新秧歌剧把群众教育工作开展融入群众休闲娱乐的非正式活动中,教育培训选题内容方式方法接近群众、贴近群众生活实际,群众能积极参与教育活动并踊跃互动,其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鼓舞抗战、拥政爱民、发动群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群众教育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论新秧歌剧的兴起与衰落——从《兄妹开荒》到《白毛女》

新秧歌剧作为文艺大众化的产物,曾一度活跃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从《兄妹开荒》的初步成功,到《白毛女》达到新秧歌剧艺术创作的巅峰,前后仅仅一年左右时间,但高潮的出现也同时宣告了新秧歌剧走向衰落。虽然创作生命周期极短,但新秧歌剧依然产生了《白毛女》这样的经典力作,引起文艺理论界长期广泛的关注和研究。《白毛女》的成功证明了新秧歌剧作为一种艺术类型,有其艺术生命力和创作规律。重新审视新秧歌剧的巅峰之作《白毛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学史价值。

秧歌：河北定县乡村戏

与城镇戏不同,河北定县秧歌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地方戏,是定县及周边农民的主要娱乐方式,据传与苏轼关系密切。在结构上,秧歌虽与梆子和皮黄相似,却具有自己的特点,韵律相似,不像城镇戏那样多变。其内容主要来自民间故事、传说和趣话等。文章最后概括了20出乡村戏的内容。

20世纪中国歌剧史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以近现代报刊为依据

中国歌剧在20世纪的百年历程中呈现出从亦步亦趋到自成体系的渐进发展过程。20世纪初,中国学者在翻译介绍欧洲歌剧的同时也关注中国民族歌剧的本体特征,呈现出"旧剧为歌剧"和"歌剧与乐剧"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20世纪20年代,一些音乐家尝试以中国民族音乐为基础,同时借鉴西洋歌剧的创作手法来创作中国歌剧,中国歌剧传统中的现代性因素得以凸现,尤其是80年代,中国音乐剧成为中国歌剧家族中的新成员,中国歌剧在具备民族气派的同时兼具现代性特征与多元化的国际视野。

中国现代诗剧的另类进路——延安时期“秧歌剧”文本文体研究

延安时期涌现出大量的“秧歌剧”,不仅是文艺大众化的突出成果,更是中国现代诗剧“戏剧化的诗”的重要组成。“秧歌剧”文本具有独特的文体范式,具体表现为文白杂合的语言,诗性剧性杂糅的体裁,以及民族化的文体风格。通过对延安时期“秧歌剧”的深入剖析,立体揭示“秧歌剧”文本的文体范式,重新标定其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

伦理变迁、身份建构与国族想象——延安秧歌剧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塑造

20世纪40年代,延安地区的秧歌剧成为解放区戏剧创作的核心内容。延安秧歌剧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通过塑造英雄、模范等人物形象,将新的社会伦理与国族想象融入其中。这不仅动员了边区民众对革命的拥护、唤醒了民众的国族意识,还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文艺的发展方向,开创乡村文艺大众化的先河,从而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塑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浅谈中国歌剧的发展

中国歌剧发展已经有了百年的历史,在这百年间,中国歌剧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传世作品,在跨入新世纪后,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以及艺术鉴赏能力的提高,对中国歌剧的创作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这对于中国歌剧的发展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场挑战,只有积极面对,才能使中国歌剧在未来得到更好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

广灵秧歌剧目类型与文本阐释

广灵秧歌剧目就其表现内容可分为家庭生活剧、自由恋爱剧、丈夫休妻剧、崇尚孝道剧、神怪剧、贞妇烈女剧、公案剧、历史剧等八种类型。从文本阐释的角度分析,广灵秧歌作为一种区域性较强的民间小戏,其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或意象设定都与当地民众心理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清代秧歌考

本文通过从抑阴扶阳的机制及阴阳调和的角度来探讨秧歌演出活动中所含有的特性。秧歌所具有的特性可以说明为抑阴扶阳机制及阴阳调和,这一点为以往各种秧歌起源说提供了再检讨的线索,具有相当的意义。正像序言里所提出的歌舞形式的秧歌,如果仔细区分,可以分类为歌曲、舞蹈、歌曲和舞蹈结合的歌舞、以及进化为小戏的过程等各种不同层次。因此,可以据此仔细考察从歌舞这一原始形态发展到大戏的复杂形式的过程,这种抑阴扶阳的机制及阴阳调和的特性在秧歌演出发展史上具有一贯的作用的意义。考虑到小戏大戏均来自秧歌这一点,可以用秧歌所具有的抑阴扶阳机制及阴阳调和来说明中国戏曲演出背景中的精神机制。换句话说,从抑阴扶阳及阴阳调和里起源的禳灾祈福的精神极有可能是自古至今支撑中国戏曲演出的背景及精神机制。

从“媒介革命”到“革命媒介”:延安新秧歌运动再考察

作为延安时期革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兄妹开荒》为代表的新秧歌运动具有媒介学上的典范意义。为响应《讲话》"服务工农兵"的号召,打通政治动员中意识形态的传输壁垒,传统民间秧歌被甄选为革命思想的"传递装置",其创新文本《兄妹开荒》从"技术配置"与"文化配置"两个方面得到了改造革新,由此生成一种新型的媒介逻辑,传统秧歌实现了从俚俗小戏到"革命媒介"的成功再造,从而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使中共的思想获得了实体支持,信仰物化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