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思维与时代性意识——论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源流、路径及意义

学界对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歧在于对史学“娱乐化”(作品)的理解与接受,辨证该问题需从中国“通俗史学”自身的发展史及其学术功用之实践入手。从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渊源来看,其历程至迟于唐代已开始,这个历史过程可以20世纪初“新史学”的提出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通俗史学”普及历史知识、延伸正统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看,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以通俗历史读物等简化正统史学的形式为主,一条以讲史等娱乐性活动的形式为主。历史地看,两条路径下的史学“通俗化”发展均促进和实现了历史意识及史学意识的深化,延伸了史学本身在教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当下的“通俗史学”研究应以时代意识来重新定位史学“娱乐性”作品。

论《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博物书写及其意义

明代通俗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以番国进贡之礼单与人物对话为载体书写西洋风物知识,这与以法宝兵器为中心的明代其他神魔小说的博物书写相区隔。礼单和对话叙事有效促成了小说特定情节结构之生成,深刻揭示了小说的叙述意图,有力展现了代表传统文言的明代笔记体小说融入白话通俗小说的文学史迹。礼单与知识性对话作为《西洋记》博物书写之特殊视角,在通俗小说博物叙事研究视域之下应得到重新审视和充分关注。

《三国演义》“倚夜”结纂的叙事效果及其意蕴

《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作一部掩映在夜色中的政治史、军事史。罗贯中不仅通过战争、谋议的“夜间化”,增强政治、军事中波诡云谲的戏剧效果;而且以灯烛、火把等光源实现场景或人物的聚焦,强化叙事场景或人物的视觉冲击力;同时,他还有意识地借助星、月等“闲笔”烘托氛围,从而赋予小说叙事盎然的诗意情调。此外,《三国演义》还有意识地借助秋夜、冷月等自然界中带有“寒意”的事物,或是通过“占星”与“夜梦”等命定式悲剧色彩的小说叙述,或是以“互涉”的形式把小说文本引入悠远的历史语境,从而赋予小说叙事苍凉的历史情韵与厚重的文化底蕴。

论《三国演义》新历史主义书写

作为一种话语行为,《三国演义》受当时官方主流的儒家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影响,体现了书写者的价值判断与情感态度。传统历史学家关注的是历史事件与经验教训,新历史主义更关切的是历史如何被阐释与书写,《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与历史书写,是在历史基础之上成功地融入了主观想象与历史虚构。与传统的宏大叙事不同,新历史主义把目光投向“大历史”下的“小人物”和“小事件”,《三国演义》不乏对边缘人物与奇闻轶事的刻画和描述。《三国演义》迥异于传统的女性书写与女性形象,则颇具新历史主义与现代女性主义的先锋性。

地域风俗与历史传奇的多重书写——论熊式一长篇小说《天桥》

长篇小说《天桥》主人公李大同的人生经历展示出一部家族兴衰史和社会演变史,形成了丰富的美学意蕴。小说通过江西乡间风景、风俗民情、生活场面及俚语俗语的书写背景使文本更具独特的“中国性”,同时全面展示了晚清社会世相、大革命的无序混乱等,将曲折的中国近现代史予以具象展示。《天桥》以李明建造天桥始,又以李大同再建天桥终,呈现出“戏剧性”的线性结构;同时,文本在幽默诙谐与沉重的历史演义中传递了国人向世界寻求理解沟通的深切愿望。

从传播角度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

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的故事内容是累积而成的,但又认为其文本是出自某一人之手,因此文本的成书不是累积而成,从而对其成书年代产生了种种分歧。从传播角度对这一问题重新思考,可以发现其文本的写定同样有一个累积或演变过程,其起点应在元末,而其终点则应定为嘉靖元年即该本正式刊行之日。

历史虚构的限度——《温故一九四二》中的历史叙事

作为刘震云转型期的一部重要作品,《温故一九四二》中表现了他对历史的独特思考,历史作为人的历史,是由政治当权者来"自上而下"的筛选从而讲述的,真实的声音被主流话语所遮蔽,留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真相。刘震云通过他独特的讲述方式,来试图还原历史的真相,来寻找历史的另一种答案。

华语历史电影的言情边际与当代想象

华语历史电影源远流长,然而,从电影史的书写传统来看,"写实主义"很大程度上遮盖了"历史演义"。百年来的林则徐原型电影是考察华语历史电影的良好入口。《万世流芳》以社会言情传统翻新"刻板印象",履行的恰恰是电影关怀个体人生的通俗文化功能;《林则徐》以红色形象巩固了革命叙事;《鸦片战争》以"世界主义国家"的理念,传达出普世性的公理价值和理想目标。从吉奥乔·阿甘本阐释的"当代性"来看,《万世流芳》,尤其是《鸦片战争》,堪称"当代人"的时代想象。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冯小刚的《一九四二》,正承传了华语历史电影作为"当代人"想象的优良传统。

重析早期历史传奇中女性形象的近代内涵

在宋元说话中,原是儿女故事与英雄传奇并重的。早期的章回小说首先突出了对历史的浓厚兴趣,这时,重建历史秩序的英雄事业成为叙述的重心,而"家庭"与"色"这一纯粹的个体欲望,便被视为英雄实现建功立业这一社会欲望的障碍,成为备受冷落又无法摆脱的情节——它实际成为一种潜在因素,而支配着历史传奇的整体结构。当小说完全摆脱了对帝王将相的描写,当英雄走向神魔化、走入家庭闺阁的市井风情时,这一潜在因素便逐渐走向了前台。从历史传奇到神魔到世情,女性形象逐渐由湮没到喧哗,但个中的否定内涵却是一脉相传的。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编创方式及其演变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是在《三国志演义》确立的编创方式的影响下,经由书坊主与下层文人的模仿、炮制,迅速走向繁荣的;与此同时,小说评点者的引导、时代审美风气的影响、读者大众阅读需求和口味的制约,又促使历史演义的编创方式不断地发生着丰富复杂的变化。

《洪秀全演义》创作意旨阐析

《洪秀全演义》是黄世仲为了配合当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种族革命斗争而创作的。为此,作者颇为自觉地将反清种族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蕴含于笔端,糅合于其情节设置与人物塑造之中,从而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海外华人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对种族革命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论《三国演义》对《史记》笔法的继承

《史记》对《三国演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题材选取和人物塑造方面,主要表现是《三国演义》对《史记》笔法的继承。其具体内容有三方面:一是《三国演义》创作过程中大量使用《史记》的互见法;二是《三国演义》写作过程中,作者的褒贬和爱憎意向并不通过发议论、作判断来表达,而是把这种主观倾向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具体描写自然地流露出来,即寓论断于叙事;三是《三国演义》写作也像《史记》一样,准拟“成一家之言”的崇高目标,并在素材取舍方面做到了“笔则笔、削则削”。

《黑暗传》与明代通俗小说

《黑暗传》是流传在鄂西南、鄂西北一带 ,叙说中国神话、历史的一部民间长诗 ,曾被学者称为“汉民族神话史诗” ,受到广泛关注。近来 ,神农架林区的胡崇峻经 10多年辛勤劳作 ,已完成长诗的整理本。本文作者在追踪研究中 ,通过———长诗和明代有关通俗小说的比较 。

论沈从文小说与中国传统叙事艺术的关系

沈从文小说创作植根于深厚的中国传统叙事艺术传统基础上,其叙事艺术吸收与借鉴了中国史传叙事艺术、唐传奇叙事艺术、话本拟话本叙事艺术,以及章回小说叙事艺术等中国传统叙事艺术的有益成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民族风格,为世界叙事艺术的殿堂增添了中国因素和中国色彩。以此同时,沈从文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对中国传统叙事艺术进行了革新与转化,推动了中国传统叙事艺术的现代发展。

《三国演义》历史观论略

《三国演义》的历史观颇为复杂,正统史观、道德史观、英雄史观、天命史观以及循环史观等兼而有之,并且彼此交织,相互为用。作者崇尚英雄,但他崇尚的主要是出身正统的、以宽仁忠义为本的英雄,也是能体现天心民意的英雄,因此《三国演义》呈现的是以儒家政治道德为核心的多元历史观。这种多元历史观虽然包含某些合理的成分,但无法对三国兴亡作出富有诠释力的理论说明。只有秉持唯物史观,结合小说的具体描写,才可能对蜀汉兴亡、三国归于一统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玉镜台记》传奇对关汉卿杂剧的继承和创新

明代朱鼎的传奇《玉镜台记》在受到关汉卿杂剧《温太真玉镜台》启发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大幅度的艺术改造,把传统的"温峤娶妇"的婚姻爱情剧改造成了一出气势恢弘、保家卫国的历史剧,与梁辰鱼的《浣纱记》借男女离合之情,写国家兴亡之感一脉相承。新的"玉镜台"故事被赋予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历史传奇中的“犹太同情”——重读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与《战争与回忆》

作为史诗风范的长篇小说,美国犹太裔作家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与《战争与回忆》充满了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其同情重点是二战中受害最深的犹太民族,本文把这同情归纳为“犹太同情”。因为重视了“犹太命运”的展示和“犹太精神”的挖掘,作家将民族自怜植根于民族自信之上,“犹太同情”便有了深沉的理性基础。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要离传奇的文本考察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的要离传奇在文本上有着明显的前后继承痕迹。从文本分析上看,《韩诗外传》在情节上多想像、虚构成分,影响着《吴越春秋》中的情节,使之表面合理而实荒幻,最终有别于史而成其为小说;在叙事结构上,《韩诗外传》的故事时序为早期的初具形态的历史演义小说所接纳,并在叙事时序上有所超越;在叙事情境上,《韩诗外传》的作者叙事情境为后来的讲史话本、历史演义小说所采纳,《吴越春秋》则在局部情节中以人物叙事情境之名而行作者叙事情境之实,开中国历史演义小说全知全能型人物叙事情境的风气之先。《韩诗外传》的文学性,对早期历史演义小说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汉民族意识与明清两汉题材历史演义创作

汉民族意识是汉族人民对本民族的集体认同,时刻影响汉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汉民族意识经历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于汉武帝时期。汉民族意识主要包括华夷之辨、大一统和爱国主义。在民族御侮时期,易于激发汉民族意识,从而团结各阶层人民进行民族自救。明末清初,大明王朝内外交困,国家危在旦夕,文士借助创作两汉题材历史演义以唤起民众的汉民族意识。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创作过程,演义的重点内容与明末清初时局密切相关。

论唐传奇史传式文体特征

唐传奇虽说是我国古代文言小说成熟的标志,但它在文体结构上却带有明显的史传文学的印迹。唐代浓厚的史学氛围与文人的史学意识是这种文体特征产生的外部环境。在此基础上,唐传奇在形式上具有史传式的叙事模式,在创作方法上体现出史传文学虚实结合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