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词变与时变:吴鼒与扬州词坛的“一萼红”倡和

《百萼红词》为吴鼒晚年寓扬所作,词多伤逝感旧。在嘉庆后期扬州风雅际会的环境中,吴鼒以“一萼红”为调与吴锡麒、汪端光、洪梧等词友相倡和,将个人、群体与时代走向没落的伤感共鸣弥散于扬州词坛。“一萼红”倡和诸人门户近于浙西,欲救乾嘉浙派之流弊,他们鼓扬性情词风,注重真情、追求个性,于现实生活中寻找寄托,使因革中的浙派新声与新兴的常州词派并举,回应着时代衰歇对个体心灵与社会政治的震荡。

刘师培文章写作模式与骈文理论探微

刘师培的学术思想主要继承以家学及扬州学派为核心的国学和以进化论、逻辑学为核心的西学,国学和西学成为其学术的两个维度,西学中源说、中国文化外来说对其研究思路和方法影响尤大。清末民初,刘氏以学术为经世之具,将学术与政治融合,在投身社会活动和宣传学说过程中形成了功利性的学术理念和“理念—证据—理念”的文章写作模式,值得关注和反思。刘师培将这种写作模式运用到骈文研究中,综合凌、阮二人的骈文理论,推阐扬州学派骈文理论,运用西方名学、进化论完善骈文正宗说,揭示骈文独特性。他是清代扬州学派骈文理论的集成者,也是近代首位骈文理论的大力传播者,推动骈文研究由传统走向现代。

扬州学派《论语》义理诠释特点论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文本,具有广阔的诠释空间,为义理诠释提供了可能性,而经典的传承发展又使义理诠释具备了必要性。乾嘉时期扬州学派学者在考据学盛行的背景下开始重视《论语》义理诠释,针对前人研究中的不足与讹误尝试重新诠释,成果较为丰富。其义理诠释的内容特点为探寻原意与阐发己意相结合,方法特点则为循家法之轨,无门户之见。他们在义理诠释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治学理念对当时学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光年间扬州名人文稿》考论

扬州图书馆藏清抄本《同光年间扬州名人文稿》辑纂人未署姓名,据书中三则批语,可知为甘泉胡文渊抄存。该书收录求声社20位学人,于戊寅正月至己卯正月逐月会文所作。总计存录20家文42篇,诗54首,以及拟题二百余条。因诸家著述罕有传本,《文稿》所录为硕果仅存。诸家所作及拟题,以“通经考古”为重心,表明扬州学派学术传统在同光之际的延续。拟题多而成文少,折射出治学环境恶化对学术的冲击,从中可见扬州学派在晚清已呈颓势。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究——以扬州红色文化资源为例

扬州市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开发和利用好这些宝贵的红色资源可以充分发挥教育人、激励人和塑造人的功能。文章从学生视角进行问卷调研,并从扬州红色资源认知及评价、学校红色文化教育、思政课与专业课教师红色文化教育、社会文化红色教育等内容入手,科学分析扬州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进而提出相应的融入路径与创新策略,以更好地发挥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增强高职院校的育人效果。

李详的扬州学派论

李详自觉梳理论述扬州学派之源与流,有意提高扬州学派的《文选》研究在清代《文选》研究的地位。同时又向汪中、阮元等扬州学派前贤取法学习,形成自然高妙为宗、单复相间为体的骈文创作主张。而且通过其论文书信,可见其对扬州学人创作之推崇,这既体现出当时以李详、孙德谦等为代表的文选派骈散合一的骈文观,也透露出其有意识地对扬州学派,尤其是对其文学成就的继承与发扬。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普通城市的学校教育事业——以扬州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政府宏观教育政策、教育制度的更新环境下,扬州各县近代新式学校的发展势头得到了延续。扬州各县教育经费在制度保障下不断增加,提升了各个学校的办学条件。课程、教材出现新的变化,教学方法也日新月异。虽然仍面临着很多困难,但其进步也很明显。

论扬州画派的美学风格

本文从美学风格的角度 ,研究与总结了扬州画派在中国绘画发展中的艺术与美学地位 ,并提出了扬州画派的美学风格主要是艺术表现上的超逸性、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性。

扬州学派哲学思想初探

汪中、阮元、焦循的哲学思想颇具个性特点和创新精神。他们对儒家正统观念、封建礼教以及程朱理学的批判 ,是扬州学派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闪光之点。阮元和焦循对“格物致知”及“人性论”的解说 ,强调了实践的观点和发展变通的观点在认识事物中的重要作用 ,具有近代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这些都有力说明了扬州学派在文化思想方面对吴、皖两派的超越。

派中有派的清代扬州画派风格探究——关于当前有关“画派”问题的若干思考

清代扬州画派是指清代在扬州活动的诸多画派的总称,清代扬州画坛汇集了来自东南各省许多绘画流派,其中有寓居扬州的新安派,有以山水界画著称的袁江、袁耀画派,有李寅、萧晨等画学唐宋的唐宋山水派,有禹之鼎的白描写真派,有方士庶的小师山水派,有华嵒的新罗山人派、有罗聘的罗家梅派等等。而扬州八怪是清代扬州画派诸家各派中争议最大一个流派,扬州八怪画家有来自浙江的金农,来自福建的黄慎、华嵒,来自安徽的汪士慎,来自山东的高凤翰,来自江西的闵贞,八怪之中有高翔新安派、板桥兰竹派、罗家梅派、新罗山人派、闵贞西江派等等,所以说八怪不是派,而是"怪以八名",形成清代特有的"书画扬州派",其艺术面貌各异,可谓是扬州八怪,派中有派。

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契合的调查研究——以扬州市为例

立足扬州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分析扬州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对应度,提出扬州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与地方经济协调发展的四点建议: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制定高职院校整体发展规划;高职院校要兼顾多方需求,提高专业设置的适应性;加强市场调查,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趋势相适应;建立有效机制,科学合理设置专业。

论清代扬州学派的扬州地方史研究

清代扬州学者在扬州地方史的研究领域成果显著 ,其主要工作包括广搜史料、考辨史实、贯通古今、提供借鉴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对扬州历代政区沿革及运河变迁的探讨、扬州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研究、扬州历史遗迹的考证与保护、扬州地方志书与地方通史的编撰等方面。在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中 ,汪中、焦循、阮元等人对扬州地方史的研究又各有重点和特色。这对于我们从事区域史研究 ,为地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有一定参考价值。

清乾嘉后期扬州三儒学术发微

本文评析焦循、阮元、凌廷堪的经学思想 ,并说明清代乾嘉经学乃是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而创建的经世之学。先是以惠栋为主要代表的吴派 ;继之而起的是以戴震为主要代表的皖派 ;又继之的是以焦循、阮元、凌廷堪为代表的扬州学派。吴派以复汉人训诂为宗旨 ,形成了汉学。皖派主张由训诂以明孔孟之道。扬州学派提倡面向人事 ,面向实践。三者相继 ,构成了乾嘉学派的正统。其特征是崇尚朴学 ,即实学。前人统称乾嘉经学为汉学 ,或目之为考据学 ,都非笃论。

论扬州学派的学术特征

清代扬州学派是继吴、皖两派之后产生的学术流派 ,它是乾嘉汉学思潮演变到鸦片战争前后新的经世致用思潮的中间环节。扬州学派具有自己的学术特征 :治学不尚墨守 ,主张融会贯通 ,善于归纳总结 ,力求通经致用。嘉庆、道光时期 ,扬州学派人数众多、著述宏富、成就卓越 ,在学术界占据中心地位。它对清代学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并对晚清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扬州学派的人文精神特征及其在当代的意义

扬州学派的人文精神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以礼代理"的修身治国之道;提倡仁爱、"矩"和"改过迁善"的理想人格;主张变通、发展和创新,积极进取,不断追求,实现人生价值。扬州学派的人文精神在当代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值得借鉴。

江藩著述考录

江藩作为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淹贯经史,兼善辞章,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著述博涉四部,成绩斐然。大体可分独著、参编、辑校三类,计独著传世者有《周易述补》等18种45卷、存目者有《考工戴氏车制图翼》等12种;参编有《嘉庆扬州府图经》等4种439卷;辑校有《校补陆志》《祖帐集》等10余种。通过考录这些著述的内容、特色与价值,可见江藩学术之概貌与"扬州之学"的特质。

焦廷琥学术成就探析——兼论扬州学派的家学特征

焦廷琥为清代通儒焦循之子,幼承家学,研治经史。本文主要考察其生平著述、交游及其家学渊源。扬州学派是清中后期作为继吴、皖而兴起重要学术流派,其特征之一是大族盛门承担着学术文化的传承,家族成员积极参与,力图维护其学术传统,故其学通常能延续到两代以外,由此形成了博通经史、世代傳承的地域学术文化氛围。

太谷学派(肇始阶段)与扬州学派关系谈片

肇始阶段的太谷学派与扬州学派共享相同的时空环境,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交流与联系,太谷学派受到扬州学派的熏陶,形成解放思想之风、溯流寻源之风,终通且博之风,笃实自律之风和重友切磋之风。

江藩文学成就发微——“扬州学派”文学成就研究之一

关于江藩的文学成就,至今尚无专文论述;对于“扬州学派”的文学成就,迄今亦无充分的认识。本文从诗、词、文、赋等方面对江藩的文学成就作了全面考察,指出其总体风格是清疏俊朗,并就其为人秉性以及学术成就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作了揭示。由此,为我们认识和评价“扬州学派”的文学成就提供了一大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