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隆年间燕行录看朝鲜燕行使对毛奇龄的接受

毛奇龄在明末清初学风嬗变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嘉庆以后被阮元等推崇,作为“汉学开山”的学术形象逐渐建立。但乾隆时,中国学界中毛奇龄经学之批评者占绝对优势,毛氏因“驳朱”多被视为“经学之蠹”,仅有少数人认同其学识渊博及考证学之贡献。乾隆中后期,受到中国学界毛氏“反朱子”学术形象固化的影响,朝鲜燕行使对毛氏“反宋学”“反朱子”多持否定态度。朝鲜燕行使或认为毛氏“反朱子”源于对明朝的思念,或通过对毛氏之批评获得对清朝的优越感,这既体现了朝鲜使者对文化主体性的追求,又暗含了其在明清文化秩序选择中的矛盾心态。毛氏学术形象被中朝学者不断重构的过程正是东亚学术思想演进的过程。

宋代陈瓘及其作品考辨

陈瓘主要活跃在宋哲宗、徽宗朝,对当时的政治和学术影响深远,但因攻击王安石及其变法,屡遭曾布、蔡京等权臣打击,一生颠沛流离,官职不显,致使今日流传的陈瓘基本史料和作品多有讹误。以《四明尊尧集》《宋陈忠肃公言行录》等基本史料为基础,得出结论:陈瓘生于嘉祐二年(1057),卒于宣和四年(1122),是陈渊之叔父,而非叔祖父。另外,关于陈瓘作品还存在讹误:《吴江作》(又作《鲈乡亭》)《垂虹亭》《送侄刚胜柔诗》三首诗分别为林肇、王禹偁、邵雍所作;《代舅曹使君知筠州谢表》《代仓部知吉州谢表》《代仓部知池州谢表》《代叔父知南安军谢表》四篇表文乃吕祖谦所作;《代贺皇太后生辰表》《代贺明堂礼毕表》二文乃秦观作品。

朝鲜使臣见闻记述之康雍史事考评——以争储及雍正继位为核心

李氏朝鲜遣清使臣,作为清朝历史见证者,留下了《燕行录》、《别单》、《闻见录》、《手本》等丰富的汉文文献。《别单》的记载尤为珍贵可信,里面所记史事,多有清朝文献所不详者。特别是涉及康熙后期争储和雍正帝继位的情况,清朝文献做了许多改窜、掩盖,而证之以朝鲜使臣的见闻记述,可以获得探明真相的重要线索。我们不能因为《承政院日记》、《朝鲜王朝实录》里面所记载的朝鲜君臣评论有误解、误断而否定"别单"等朝鲜使臣闻见记录的可信性及史料价值。

明清朝鲜使者笔下的山海关

对于明时期出使北京的朝鲜人来说,山海关是他们从"小中华"进入"大中华"的大门。即使到了明后期,行使途中遭遇到的胡虏骚乱也没有能够动摇他们对于山海关的敬意和信心。可是到了清时期,在朝鲜使者眼里,山海关不再是捍卫华夏的永恒堤防。清朝中后期,朝鲜使者笔下的山海关意象因为它的日渐繁荣而再度变化,其中北学派主张接受并学习满清这个新帝国,而更多的人受华夷思想的影响,依然想恢复山海关作为"华夷大界"的功能。

“心存即为乡”：清代朝鲜使者对“高丽铺”历史的构建

"高丽铺"是明清时期朝鲜朝贡路上的一个村落。朝鲜使者只要路经此地,便会留下记录。最初,高丽铺在朝鲜人的笔下,只是他们用以寄托怀乡之情的对象;之后,其与朝鲜的关系却一步步地被确认和强化,以致最终成为了朝鲜使者心目中"中原中的朝鲜"、"异域中的故乡"。然而,这不过是几代朝鲜人集体虚构出来的"历史记忆"而已,并非历史事实。透过此一虚构过程,我们可以把握朝鲜人在明清易代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愿望、想象等思想世界。

燕行录所载笔谈的文学形式研究——以洪大容与朴趾源为中心

笔谈不仅是考察18世纪中韩文人思想意识变化的重要文献,同时也是研究古典散文形式的宝贵资料。笔谈受到谈话者的思想、环境、时间等多种条件的限制,因此,试图单靠笔谈记录来构建一部完整作品的话,则需独具匠心的行文结构。本论文要对笔谈文本的构成与形式进行分析,阐明笔谈的特征。

从《燕行录》看18世纪中国北方市集——兼论中朝文化交流与文化差异

《燕行录》是明清时期朝鲜使团人员著录的一些在华所见所闻的总称。作为同中国明清两代有着直接和密切关系的系列著作,它们以外来者的独特视角审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大量记述中国北方市集的文字,既展现了18世纪中国经济、文化的极大丰富,同时也影响了朝鲜学者们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一些来华的朝鲜学者还有意识地利用中国的市集作为文化交流的场所。

清代辽西地区沙尘天气的特点及成因

依据清代朝鲜贡使《燕行录》中有关辽西地区沙尘天气的记载并结合现代气象学知识,初步得知清代辽西地区共发生沙尘天气94次,在对其进行梳理后,既发现这里沙尘天气具有季节上集中性、地带上多发性和周期上变化性的特点,又找寻到冬春季的多风与干旱、疏松细软的土质和柳条边外的风沙是导致这里沙尘天气出现的原因。

明代朝鲜使节对永平府夷齐庙的认知——以《燕行录全集》为中心

本文通过分析《燕行录全集》中关于夷齐庙的记载,反映出明代朝鲜使节对永平府夷齐庙的整体认知。其一,使节们特别关注夷齐庙的环境和封祀情况,其中最常见诸他们笔下的是对夷齐庙相关景物的描写,这些景物不限于夷齐庙的内部,也涉及其周边环境;其二,在朝鲜使节眼中,伯夷、叔齐是具有仁义、忠节品行的贤者,因此使节的诗歌和日记中蕴含着对参拜夷齐庙的向往,参拜过程中还引发了部分使节的独特思考,展现了朝鲜使节的精神世界。

“房子”“帮子”与“高丽棒子”考辨研究

"高丽棒子"原即"高丽房子(帮子)",起初并非贬称,只用以称呼高丽或朝鲜的仆役。后由于朝鲜下人的不良行为,逐渐让中国人对朝鲜人产生不好的印象,遂成贬称。比起"房""帮""榜"等,"棒"字的不良成分更浓,故而词形最终落实于"高丽棒子"。

“不意于胡京复见汉威仪”——清代道光年间朝鲜使者对北京演戏的观察与想象

在清代朝鲜赴中国出使的使者留下的燕行文献中,常常可以看到有关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北京戏曲演出的记载。对于他们来说,从京城演剧不仅可以观察清朝"政之得失",也可以想象中华的文化盛衰。在他们笔下关于宫廷、茶园和民间各种演剧的丰富记载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清代尤其是道光年间京城戏曲演出的细节,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在异国使者的想象中,茶园演剧竟然成为在满清王朝保存汉族历史记忆和衣冠文明的重要途径。因此需要追问的是,这些朝鲜使者的观察和想象是否有道理?更需要讨论的历史问题是,第一,应当如何重新估价清帝国的民族与文化政策?第二,如何评价满清王朝在中国走向近代历史中的意义?第三,清代中叶北京市民、知识人、官员聚会与交往的场所,与欧洲近代所谓"公共领域"(Pub licSphere)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