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氏春秋》与《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趋同

《吕氏春秋》与《乐记》在音乐发生学、中和之美和音乐教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关于音乐发生学,二者都认为乐是由人心产生的,人的心里有所感受,就会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音乐表现于外而能够化育于内;关于中和之美,《吕氏春秋》把"和"视为"乐之本",《乐记》则从天地之和阐释音乐之和的作用,二者都倡导音乐的中和之美;关于音乐的教化作用,《吕氏春秋》和《乐记》都认为乐的美以善为前提,都认为乐与政通,应该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

《晏子春秋》的文学史意义

《晏子春秋》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春秋》的记整个国家之事,发展到《晏子春秋》的专记一人,体现了战国时人对个人价值和重要人物历史作用的肯定和重视。这种写作体例对司马迁“纪传体”史书《史记》的写作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同时,它既不同于先秦时期思想哲学类著作的重在思想阐发,也不同于其它历史类著作的记整个国家之事,而是集中笔墨于晏婴一人,记其言行轶事,并塑造其丰满的人物形象,也在先秦散文著作中独具风貌,启发并滋育了后代的文学创作。

20世纪《晏子春秋》研究综述

《晏子春秋》是我国一部富有深刻思想性和文学价值的名著。笔者在较为全面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按历史顺序,分三个时期,对《晏子春秋》研究状况进行了详细评述,目的是总结成果、吸取经验,以为这一学术领域在21世纪取得更大成绩有所贡献。

论《晏子春秋》中的政治辩证法思想

《晏子春秋》中的政治辩证法的主要内容是 ,对君民、君臣矛盾统一关系的认识 ,对“道在为人 ,而失在为己”的辩证规律的揭示 ,对政治矛盾的尖锐化及政治变革的认识 ,以斗争求合作的思想 ,对“和而不同”思想的发展 ,对内政与外战和外事相互关联的认识。其政治辩证法思想与其反对迷信的主张和哲学辩证法理论有密切的关系 ,还吸取、运用或发展了墨子、孟子、《老子》

《晏子春秋》思想渊源探析

作为先秦典籍,《晏子春秋》对上古圣人明王和风俗文化多怀仰慕眷恋之意,而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则把盛世贤王与衰时暴君区别对待,这体现了历史对该书的巨大影响。春秋时期齐国内外复杂的环境与前诸子时代的文化对《晏子春秋》思想的影响也很大。此外,该书还吸收了齐国本土东夷文化、姜太公及桓管思想事迹中的有益成分,形成了自己丰富而独特的各种理念。由于《晏子春秋》初步成书于战国稷下学宫,故来自不同派别稷下学士的思想也在该书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灵活中的坚定:从《晏子春秋》看晏子的社交艺术与社交思想

晏子十分擅长处理与别人之间的关系。平时,对一般同僚,他以诚相待,"和"字当先;对谗佞邪人,晏子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先疏、后亲、再疏的曲折过程;对自己的家臣,他严格要求与鼓励谦逊并重。非常之际,晏子处理同僚关系时既立场坚定,又方式灵活。他与晋国叔向互相敬重,坦诚以待,共同创造了春秋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但是,由于齐文化重实践特征及自身尚节俭品格的影响,他对孔子排斥的多,赞许的少。晏子对待布衣百姓总是和颜悦色,折节谦逊,救贫济难,如闻己过,立即改正,从而得到了众人的尊敬与报答。晏子的社交方式虽灵活多变,但其目的却坚定不移,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团结好所有群体,安定社稷,扬威诸侯,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社稷之臣"的本色。

汉至清末《晏子春秋》研究综述

在较为全面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汉至清末《晏子春秋》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详细评述,目的是总结成果、吸取经验,为这一学术领域在二十一世纪取得更大成绩有所贡献。

为民慎战:《晏子春秋》军事思想探析

为了社稷安宁、人民幸福,《晏子春秋》提倡"慎战"理念。它认为国君应"不侵大国之地,不秏小国之民""欲服诸侯,必先安内""国中有贤,方能争雄""持义行勇,以仁为战""重民死力,遍赏有功"。该书的军事观念以反对战争为主,这与其"以民为本"的核心思想及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但是它并不一味盲目反对战争,也主张君主在一定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举兵征讨,其目的仍是为了各国百姓的安定生活。《晏子春秋》最推崇的是"不出于尊俎之间,而折冲于千里之外"的高超军事艺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对敌我双方是一种双赢。

鄙倍荒唐,殆同戏剧:《晏子春秋》史文辨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崇史尚实"的主流观点使《晏子春秋》之类以历史为基础却又不拘泥于历史的作品被鄙弃,难以得到恰当的评判。随着"文"的地位的提高,文学批评的完善,"史"与"文"始平分秋色。虽然《晏子春秋》处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萌芽期,具有复杂的创作特征,但其具有的与史书迥异的文学创作的特征和手法,已显示出《晏子春秋》叛离正史、走向文学的的鲜明倾向。

妖梦不妖——《左传》梦占应验原因探析

《左传》记梦近30例,梦象多有鬼神妖异,且大多记录了占梦和应验的具体情况,记梦的数量和详细程度都居先秦典籍之冠,多被人认为是"记妖梦以垂文"而备受诟病。《左传》这一特点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史学文本中文学性、趣味性的增强,却并非作者有意宣扬鬼神卜验、天道报应,现代人看来神奇莫测的梦占现象,细究起来则有内在逻辑可循。梦的产生、应验与人的生理和心理等因素密不可分,而且梦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与春秋时期的鬼神信仰相关。占梦"应验"一是因为梦与做梦者的生理、心理状态密切相关,其本身就带有预言性;二是占梦者大都知识广博且善于把握做梦者心理;三是因为史官对占梦史料有倾向性的选择——占梦的应验都有其内在逻辑可循,所谓之"妖梦"并不妖,这间接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的宗教信仰、文化倾向。

柳宗元在《晏子春秋》研究史上的地位

柳宗元在《晏子春秋》研究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辩晏子春秋》是《晏子春秋》研究史上十分重要的文章,其中的观点直接启发了人们的思维,引起了后人对《晏子春秋》著作的学派归属和作者及成书时间的长期争论。应该说,后人关于《晏子春秋》的很多重要观点和今天关于《晏子春秋》的很多重要成果都是在他的思想启发及他所引起的学术争鸣的基础上取得的,他对我国的《晏子春秋》研究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王闿运的春秋公羊学藉例明礼的诠释特色

春秋公羊学是一门古老的中国诠释学。在公羊学理论体系中,作为基本诠释法则的"例",与作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微言大义",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王运治学崇礼,治经与治礼结合在一起。反映在春秋学上,例以为文,礼以为本质,以例释礼,藉例明礼,例和礼合一,是王氏公羊学的基本特征。

“君令臣忠”:《晏子春秋》君臣思想述论

《晏子春秋》提出贤明的君主应修德正己、善于纳谏、不耻下问,还要"亲贤臣、远谗佞",对臣下和而有礼、赏罚有据、建立真情;同时,该书也主张大臣应修身正德、勇于进谏、善于解答君主所问,要努力做"社稷之臣",忠贞不二、以礼事君、言辞文雅、彰君之赐。《晏子春秋》还认为君臣之间只有"和而不同""君为心、臣为四支",彼此信任、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治国理民,它提倡大臣要"声名归之君,祸灾归之身"。这样的君臣思想具有许多开明意义,却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银雀山汉简本《晏子春秋》探析

银雀山汉简本《晏子春秋》的抄写年代应当在汉景帝之前,所以它也应该是现存最早的《晏子春秋》版本。银雀山汉简本《晏子春秋》的出土可以帮助我们校订《晏子春秋》传世本的一些问题,但我们不应过分迷信简本《晏子春秋》,认为它一定优于传世本和《群书治要》本。事实上,根据其内容的思想倾向来看,银雀山汉简本《晏子春秋》很可能是墨家传本,而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晏子春秋》与墨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出土文献对《晏子春秋》研究的意义

《晏子春秋》的真伪性、成书时间及作者是学界历来争议的焦点问题,1972年银雀山竹简本的发现,不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了新的进展,而且对我们重新审视《晏子春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

《晏子春秋》的官德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官德是为官者立身从政之本,为官者具有良好官德是国家善治的必要条件。《晏子春秋》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官德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为官要“以民为本”,在遵循民意中恪守“爱民”“乐民”理念;为官要“尽礼行忠”,在躬亲践行中坚守礼义准则;为官要“劝谏纳善”,在处事履职中坚持刚正不阿;为官要廉洁清正,在省察自律中加强品性修养。《晏子春秋》体现的传统官德思想对新时代加强官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茶经》中的茶名详辩

茶的名称历来按照《茶经》的说法有“茶、槚、蔎、茗、荈”五名之说,但仔细核对文献发现:“槚”的本义并不是指茶,是郭璞对《尔雅》所作的注中的理解;《晏子春秋》中的“茗菜”应是“苔菜”之误;“蔎”一般被解释为香草;《尔雅》《说文解字》等东汉以前训诂类文献也未收录“茶”和“茗”字,从训诂学和文字学角度来看,茶的利用时间应不会早于东汉时期。

简本《晏子春秋》与传世本对读札记

银雀山汉简中的《晏子春秋》与传世本的《晏子春秋》存在大量的异文,虽有诸多学者对二者之间的差异进行考证,然仍存在争议颇大及未被提及之处,现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地考辨与分析,以期有裨于《晏子春秋》的研究。

徐咸清与毛奇龄交游考

徐咸清为毛奇龄"同志有学最相好者",是毛奇龄交游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徐咸清的经历、著述,分析徐咸清从理学与经学方面对毛奇龄的启发,尤其侧重徐咸清对《春秋》经文的考证、对《春秋》义例的总结及其治学方法上对毛奇龄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厘清毛奇龄研究中的语焉不详之处,更可以为毛奇龄生平及思想研究提供更多的补充。而徐咸清、毛奇龄会晤、书信等交流方式亦可扩充明清之际江南文人的学术交流网络研究。毛奇龄与徐咸清父徐人龙及徐咸清、徐咸清的一子一女三代相交,对认识毛奇龄在当时江南文化圈中的形象及其影响力也有所裨益。

春秋时代关注辞令原因探析

春秋时期知识阶层重视辞令和讲求辞令已经成为社会重要现象。辞令引起春秋时人重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受到春秋时代以“哲学的突破”为代表的人文精神确立的影响,也有辞令的价值在邦交中受到时人重视和春秋时期士人阶层所追求的人格理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