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齐二药”、“欣弗”等药害事件分析药品生产和监管环节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齐二药"假药事件和"欣弗"等药害事件的总结,进一步讨论药品生产企业和监督管理环节存在的问题,分析假药事件和药害事件发生的原因,追根溯源,借鉴发达国家防御药害事件的先进经验,探讨如何解决药害事件频发和保障公众用药安全的有效途径。

论《古赋辨体》的“情统观”

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祝尧有感于前代辞赋创作"情感缺失"的弊端,提出了"以情为主"的赋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并不偏废"理"的作用,而是强调"以理辅情"并达到"情理兼胜"。而且,他也顾及到辞赋作品的文学性,系统辨析"情"、"理"、"辞"三者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对辞赋"情感"理论的一次总结,并成为元、明、清三代讨论最多的赋学理论问题之一。

祝尧《古赋辨体》的汉赋观

祝尧《古赋辨体》对于汉赋的认识 ,包括赋之文体及渊源论、汉赋价值论、汉赋艺术结构论、汉赋作家作品论凡四个方面。这些观点都贯穿于该书的汉赋序论和赋作解题之中 ,论述时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呼应 ,观点鲜明而又论证细密 ,纵横开阖 ,声情并茂 ,极富思辩色彩与逻辑力量。《古赋辨体》

论前秦、后秦与关中佛教

十六国时期,氐羌民族先后在长安建立政权。在"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祇,课农桑,立学校"的同时,他们积极信奉佛教并利用政权力量大力扶持佛教,由此关中佛教得以迅速发展。究其原因有四:宗教信仰的心理需求;佛教三世轮回等学说为他们入主中原、取得正统地位寻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试图将教权置于皇权的掌控之中和高僧的品识。

关于姚鼐章学诚批评《文选》分类之得失问题——兼论“七”“设论”与赋的关系

《文选》分类的确有可议之处 ,尤其是其小类。然这往往是“天然地”存在的 ,故只要对一大批文章进行较细的分类 ,就难以完全避免他人之“议”。姚鼐、章学诚诸家的批评主要是因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实际操作与理论要求间的差异及其“不思当时事实”所致。姚说似是而非 ,《古文辞类纂》亦多类似《文选》之“失” ;章说太半责非其所当责 ,少半或有理而萧统“持之有故”。《文选》在文体分类方面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 。

祝尧的古赋论

祝尧所宗的古赋为有先秦两汉赋风的抒情赋。“祖骚宗汉”和“以情为本”构成了祝尧的古赋论,体现了他将诗教与情教、诗教与赋教合而为一的意图,反映了元代汉族知识分子既希望元代统治者推行儒教,同时又对受到统治者的冷落和歧视愤愤不平的两重心理。

杜甫“致君尧舜”政治理想论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杜甫的政治理想,而其形成则有特殊的语境。“致君尧舜”从早期的褒奖勋臣语,至初唐则演变为君王对臣僚的政治期许,复又由君王之政治期许,演化为官僚文人仕宦的政治理想。杜甫在尚未入仕且生计困顿之际树立起这样的理想,显示了其理想抱负之不凡。入仕之初,他以稷、契自期,以谏诤之道作为实现“致君尧舜”理想之方式与途径,而终因与现实的错位,导致了他仕宦的挫折与失败。暮年则因身份的变化,他对“致君尧舜”理想实现的途径虽稍有一些变化,但坚持理想之初衷未渝。杜甫因其政治理想而导致的仕宦挫折与人生遭际,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中国古代士人中,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哲学视野下的京房八宫易学

京房是汉代具有高度哲学原创性的杰出易学家,也是一位非凡术士。他准依董仲舒所重建起的儒家天人合一学说,创造性地诠释、转化了《易》,建构起表征其易学学术之自我的八宫易学,令阴阳五行学说,成为通贯易学整体天人宇宙学说的核心;五行学说,在其中得以首次全面彰显,并取得显赫中心地位;而三才之道,又衍展为天地人鬼之道;《易》之为书,也被明确定位为王者之书。后世之习京氏八宫易学者,下焉之士,仅知其筮占之用皮相之所是,而未得其易学本身神髓之所以是,其陋自不待言矣。

晁补之的辞赋学论略

晁补之是宋代第一位全面研究辞赋学和大规模辑录骚体作品的学者 ,著《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三书。他的研究涉及楚辞篇次、屈子精神、文体辨析、本事考述等方面 ,首开宋代辞赋学风气 ,对朱熹、祝尧等人的辞赋观产生了直接影响。

关于姚鼐章学诚批评《文选》分类之得失问题——兼论“七”、“设论”与赋的关系

《文选》分类的确有可议之处,尤其是其小类。但这往往是"天然地"存在的,所以只要对一大批文章进行较细的分类,就难以完全避免他人之"议"。姚鼐、章学诚诸家的批评主要是因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实际操作与理论要求间的差异及其"不思当时事实"所致。姚说似是而非,《古文辞类纂》亦多类似《文选》之"失";章说太半责非其所当责,少半或有理,而萧统"持之有故"。《文选》在文体分类方面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尽管其更多的只是继承而非新的建树。

祝尧《古赋辨体》的辨体理论体系

祝尧《古赋辨体》之辨体批评思想丰富,理论体系完整。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辨赋体之源流正变。二、鲜明的文体分类观和赋学发展史。三、以复古为宗旨的辨体目的和以六义为一贯的辨体方法。四、以情辞理味和丽则丽淫为辨体批评的标准原则。五、辨析历代赋作之优劣高下,从而为学者树立旗帜榜样等。祝尧辨体批评思想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获,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姚华赋学观及其现代学术意涵

姚华的赋学具有西学视野、实践创作、艺术学映照的立体视角,值得从转型时期学术的“现代性”视角加以抉发。其内容主要体现在赋体源流、赋与其它文体的关系、论赋取向等论述中,较之传统在考镜源流、统摄观念、文体发展、创作实践四个方面具有现代意味的转变。他治赋学注重深度和广度相融合的系统性,出脱经学最为彻底,昭示了转型时期吸收西学的“现代性”治学观念;而其基于文艺创作体悟和客观研究所整合出来的价值判断与独特论断,在建构民族独立的赋学话语体系、启发现代赋学研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冷”之差,“连”药性颠倒——探究《药性赋》对黄连论述之失

《药性赋》中对中药黄连的论述提到黄连可以治疗冷热痢。黄连味苦性寒,清热燥湿,泻火解毒,可以治疗中焦湿热泻痢,没有治疗冷痢的道理。对比文章前后,此处"冷"字疑为"湿"字误也。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阶层“服妖”现象浅析

文献记载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大量且较为集中出现在士人阶层,作为国家统治阶层的上层知识份子群体出现这种有违传统礼法伦常的服饰风尚,是这一时期复杂社会现状反映在士人精神诉求上的的映照,本文通过士人任情放纵的生活风貌,士人摈弃世俗名教、怡情自然而为,士人对优雅从容的气质风度的追求三个角度对魏晋士人的群体诉求加以分析。

唐河北道不置折冲府问题新论

唐代河北道是否设置折冲府是史学界在研究唐代府兵制度时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玉海》所引苏冕《会要》所谓"河北之地,人多壮勇,故不置府"这一段文字。许多学者根据唐代河北道确实有设折冲府的历史记载推断苏冕《会要》的文字有讹误。实际上,苏冕《会要》所记载的为唐太宗贞观十年全国各道增置折冲府时于河北道不增置新的折冲府而只是保留其原有的"旧府"这一历史情形,这样做的原因应当是秉承"居重驭轻"的统治思想以及顾忌到河北地区"人多壮勇"的地区实力。

元人姚绂生平事迹考略——兼论元代肃政廉访司及地方教育

姚绂为元人,但《元史》无传,诸方志、文集中亦无传记以述其生平者。现于永州地区,还存有姚绂题刻两通,一为榜书,一为诗刻,据其款识、诗跋,兼之资以文献,尚可知其生平之大略。就其宦历来看,姚绂多任肃政廉访司官,在任期间又多致力于学校。另外姚绂在巡按地方时,所作诗文亦多有可观。

姚心源《脉学复古》脉学特色研究

姚心源著《脉学复古》,倡导脉学复古运动,传承古代中医脉诊学术精华,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主要体现在推崇三部九候诊法,重视脉贵有根,提倡三部脉相比较,阐释阴阳关系论脉,恰当借鉴西医认知等方面,对现代脉诊的研究与发展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基于“开阖枢”理论图解大小朱鸟汤

本文基于'开阖枢'理论对源于《汤液经法》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所载大小朱鸟汤开展研究,以期对源于《汤液经法》的《伤寒杂病论》中对应的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加人参干姜和黄连阿胶鸡子黄汤有新的理论认识,进一步更好地指导临床应用。

1920年吴佩孚衡阳撤防与湘督张敬尧的应对

1920年初吴佩孚要求撤防北归,得到曹锟和西南力量的支持。张敬尧采取诸种措施予以应对,连电中央,请求支持;筹备接防,几易计划;戒严安民,加强军备。吴佩孚全身北撤,直接导致了张敬尧湖南政权的垮台和皖系中央政权的丧失。张敬尧实力不济是外部原因,段祺瑞皖系中央政府的失策则是内在原因。

姚濬昌与曾国藩幕府

姚濬昌是同光年间桐城诗派的重要诗人。青年时期,他在曾国藩幕府曾客居过近五年时间。这期间,他在曾国藩的引荐下,曾师从西南巨儒莫友芝,在学术理念、文学思想等方面获益良多。此外,他还与曾国藩幕府中的诸多宾僚有所交游。总而言之,这段曾国藩幕府生涯对姚濬昌的人生发展、学术思想、文学主张及创作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