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敦仁与《同治苏州府志》

晚清文人徐敦仁文采出众,不惑之年仍淹蹇名场,著有《日损斋诗文稿》《日损斋日记》等。清同治年间,徐敦仁随冯桂芬参与《同治苏州府志》的编修工作,分纂军制门类与第宅园林门类,后考取江苏优贡,同门叶昌炽在日记中记录了二人在苏修志的往来。徐敦仁的修志经历成为其科举生涯的转折点,体现了晚清政府对修志工作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晚清科举入仕的逼仄。

叶昌炽与敦煌文物补说

关于叶昌炽与敦煌文物的接触与研究,吴琦幸《叶昌炽与敦煌研究》、李剑虹《论敦煌失宝及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等已作过专题论述。然而,吴、李二先生文章仅依据《缘督庐日记钞》并非《缘督庐日记》原本文稿,故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补充和深入探讨。本文以《缘督庐日记》和相关资料梳理了叶昌炽与敦煌文物接触的前前后后和是是非非。

刘墉、周永年、吴大澂、叶昌炽未刊信札四通考释

本文介绍了刘墉、周永年、吴大澂、叶昌炽的四通未刊信札原件踯铝鯄柕男攀橇私馇宕凭僦?度的第一手资料;周永致李宪暠的信是周存世信札五通之一；吴大澂致祁世长的信对了解当时清流派人物的处境和心态很在帮助;叶昌炽致刘永诗的信记录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义和团运动在北京的一些真实情况。

孟晋超群:叶昌炽藏书研究成就与影响

叶昌炽为近代政坛上颇有影响的政客、史官,更是著名学者。在巨变的时代,他目睹国势衰颓,治学理路不自觉地走向"由旧趣新"的路数,在方志学、金石学、目录学、敦煌学等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成就。他撰写的《藏书纪事诗》一书,开创了近代藏书研究的先声。该书搜扬潜逸,为历史上众多私人藏书家立传。他别出心裁,一改传统的传记体书写模式,采用诗注结合的方式,创造出"纪事诗藏书家传"这一新颖文体,将诗歌创作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叶昌炽藏书学研究影响深远,在引领近代以来藏书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同时,还带动了"纪事诗藏书家传"的各种后续之作层出不穷,成为学术史上一枝奇葩。

叶昌炽字号及藏印考

清末民初著名目录版本学家、金石学家叶昌炽,同时也是著名藏书家,其字号、室名众多,许多都治成印。本文从考证叶氏字号、室名命名原由入手,对其藏印进行考证。

百年来藏书纪事诗研究综述

自晚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成书以来,后续之作频出。学术界对这个诗文结合的新文体十分感兴趣,各种研究之作层出不穷,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作者研究,对叶昌炽、伦明等人生平和学术志业多所关注;另一方面是著作研究,对各种藏书纪事诗作品的创作经过、文献价值、学术影响等加以讨论。

藏书纪事诗文体沿革考

藏书纪事诗是以诗纪事、以诗存史的藏书史著述体式,以清代叶昌炽所撰《藏书纪事诗》为滥觞,踵其事者有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及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等,或以时代区分,或以地域区隔,保存了从五代至当代丰富的藏书史料。这一独特文体由通史而为断代史、地方史,文体发展经历初盛衰消的衍变,既与中国图书事业的发展趋势相关联,也体现出文献学研究由旧理念到新范式的转型。

叶昌炽与唐鸿胪井刻石

叶昌炽曾于1913年5月获得一轴唐鸿胪井刻石拓片。获得拓片后,叶昌炽在日记中曾有记述,又以唐鸿胪井刻石为主题赋七古一首,以丰富的用典对唐代题刻的艺术风格和价值进行评价。叶昌炽尚不知刻石已被日本海军移置日宫中。而叶昌炽高度评价崔鸿胪卿及其忧国忧民的情感,体现了其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从诗的叙事和题记可以推论,叶昌炽获得的拓片可能是刘含芳筑亭之后拓制的。

叶昌炽生卒年辨证

叶昌炽为清末至民国时著名的金石学家、校勘学家、目录版本学家,其著作《语石》和《藏书纪事诗》在学术界久负盛名,其《缘督庐日记》则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这样一位成就显著的学问家,其生卒年却长期存在歧误。本文对叶昌炽的著作中有关于其生年的资料进行排比,并结合当时官方文件及其同时代人的相关记载,对叶昌炽生卒年的歧误进行辨证,希望能恢复其本来面貌,并能为从事清代学术的研究者所用。

敦煌学术史所涉早期人物整理与评议——兼论敦煌遗书发现人暨敦煌学的起始

在整理多年来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清末涉及敦煌遗书流失和抢救的六十多位相关人物,分为失职官员、无为学人和有功人员三个群体大类,排列并尝试给予功过评议。在信息搜集、分析和评判过程中,对若干被忽略或未被重视的人物如王道士等,给予了中肯评价,就相关问题提出了若干新说,认为学人群体应对敦煌遗书流失负主要责任,但中国学者于1903年发现敦煌遗书并开启“敦煌学”。有相互独立、互洽、加第三方的确凿证据链可佐证“叶裴联合发现说”——凭借中国传统学术金石学的功夫技能,叶昌炽最早于1903年底对敦煌遗书年代做出了准确鉴定;裴景福于1906年初应叶氏之邀做出了相似结论的考证,并基本正确断定了藏经洞的封闭年代和原因,再加伯希和1907年对裴氏鉴定的抄录记载作为第三方印证——故叶、裴二人应一起确立为“敦煌遗书学术发现”的联合发现人和“敦煌学”的开山学者,由此“敦煌学的起始时间”也应由学界倾向的1909年提前至1903年。罗振玉等人极力抢救、追踪、传布敦煌遗书应得到肯定,金绍城并有最早自带甲骨出海、展示王仁山的甲骨文考证、一行涉足三大显学的佳话。对于斯坦因、伯希和及“考古学道德问题”,中国学人应站在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看待和研究历史学术问题,以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的文献学价值研究

叶昌炽所著《藏书纪事诗》是中国藏书史的发凡之作,其收集史料范围之广、史论之精,在中国藏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对中国藏书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在学术史上也有着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随着研究的深入,《藏书纪事诗》的价值逐渐得到更多的发掘,本文着重论述其在文献学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包括其所具有的文献资料价值、在目录学上的价值、与版本学的密切相关、有关校勘的贡献以及其他方面的价值五部分内容。

科学方法、学术发现及考古学道德问题--续论敦煌学起始之“叶裴联合发现说”的重要意义

从“清之考证已是科学方法”“‘学术发现’须排除‘行为发现’困扰”和“斯坦因、伯希和与‘考古学道德问题’”三个方面,续论新发表论文《敦煌遗书发现人暨敦煌学起始新论》和《敦煌学术史所涉早期人物整理与评议——兼论敦煌遗书发现人暨敦煌学起始》中的核心观点。分析引证中外近/现/当代史家对清代史学的高度评价,论述“科学方法”对实证和逻辑的推重与应用;再次强调叶昌炽-裴景福才是“敦煌遗书学术发现”的真正发现人,王园禄道士(和杨河清)仅为敦煌遗书的“行为发现人”;续论“敦煌学起始”研究的严重缺失及目前定于1909年的不合理性,而将敦煌学起始确定为1903年末、将敦煌遗书发现人裁定为中国学者,不仅能够兼容中西学者对敦煌学的全部早期贡献,严谨、合理、彻底解决“中国和世界敦煌学”之“百年悬案”,也将有助于实质性推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晚清学制变动中学官仕宦生态与西学体认——以叶昌炽初任甘肃学政为中心

1903年前后是学制变动及科举改制的关键时期,既有的研究多关注国家层面及科举制本身的重大变动,微观或中观层面的关照则相对缺乏。时任甘肃学政叶昌炽作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缘督庐日记》的主人,留下大量为官处事的生动记载,留心挖掘不难窥见晚清地方官场生态的种种复杂情况:迎来送往占据了叶的大量时间;礼物收受虽使其良心难安,但迫于官场规则乃至生计仍不得不为之;学政事务繁杂,处理时既有原情通融之处,也有坚持原则之时。更为重要的是,八股废除后,科举改重西学与时务,叶昌炽本人虽在一定程度上浸染西学,读西书,出西学题目,但难掩其对西学冲击下能否"保教"的深切忧虑,以致对革命或其他现代思想有消极之抵触。可以说,叶氏所出"论中西官制相通"之类考题背后所隐藏的,恰是其对"西法实乃中法"的坚持。而这种坚持既是传统学问熏陶下的必然,也是对儒学根本地位不容动摇的顽固执念。

敦煌遗书发现人暨敦煌学起始新论

"敦煌学"为国际显学,"敦煌遗书发现"是近代国际范围上的重要"学术发现",故其"真正发现人"暨"敦煌学起始"的学术史研究,尤其重要。本文在学界多年研究成果基础上,论证提出"叶裴联合发现说":有相互独立、互洽、加第三方的确凿证据链能够证明,凭借中国传统学术金石学的功夫技能,中国学者叶昌炽最早于1903年底对敦煌遗书年代做出了准确鉴定;裴景福于1906年初在兰州应叶氏之邀做出了相同结论的考证,并基本确定了藏经洞的封闭年代和原因;加伯希和1907年对裴氏鉴定记录抄录、借鉴形成的第三方证明——故叶、裴二人应一起确立为"敦煌遗书学术发现"的联合发现人和"敦煌学"的开山学人,由此"敦煌学"的起始时间也应由当今学界主流倾向认定的1909年提前至1903年。总结论述此一新说的多方面理由和意义。

论《语石》的知识生成与石刻学理论

《语石》是中国石刻学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的通论性著作。虽然引起了现代学术界的重视,而关于《语石》的知识生成及其所阐发的石刻学理论,值得进一步分析与探讨。考察《语石》知识的生成背景,探索哪些客观因素、内在规律参与或影响了叶昌炽学术建构的思路,可以进一步明确《语石》的撰作意义。《语石》的知识积累可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种方式,石刻学理论及其品评标准与叶昌炽的石刻学思想关系密切,这些方面均反映了叶昌炽深厚的石刻学素养,及其意图包罗石刻百科的胸怀,可为进一步了解叶昌炽及其《语石》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