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承传统与书写传统的融合——以彝族史诗抄本《夜郎史传》为例

彝族史诗《夜郎史传》是乌蒙山区著名“芒部毕摩”世家的家藏抄本,具有鲜明的书面与口承合流的特征。运用口头程式理论和彝族诗学理论分析《夜郎史传》,发现史诗书面文字对口承传统的保留与改变。史诗对口承传统的保留主要体现在史诗的三叠式叙事、程式、故事范型上,改变则呈现在史诗对彝族诗学的继承与在文本编撰中对引述的民间口传故事时进行了书面改编,弱化了其中的传奇色彩,使史诗更贴近“史实记录”。

且兰古国治所及地望关联研究问题献疑

笔者通过相关史籍里且兰古国治所及地望的关联记载和目前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结合当今地理环境进行考察,运用文献分析法和跨学科研究法,对且兰古国治所和地望及关联研究问题加以辨析,并提出个人浅显的看法,祈能抛砖引玉,就教于贤者。学界关于“且兰古国治所在今贵州省黄平县旧州镇,其地理范围在今贵州省东南部”的说法虽较有说服力,但惟其年代相去甚远,古籍所载地理范围亦甚略,在新的考古发现之前,均难以实证;关于同一历史事件、地点和人物的记载,应以成书年代较早的记载为准,成书年代越晚,则越传越讹,殊不可信。

夜郎湖流域一体化保护与修复规划探析

以普定县夜郎湖流域为例,本文系统研究大流域尺度的综合治理规划。基于夜郎湖供水保障、防洪灌溉、生态廊道的功能定位,综合分析流域内的生态环境风险。从夜郎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的角度,提出“流域统筹、一体谋划、系统治理、智慧监管”的规划思路和“一湖四区、四网联动、城乡共治”的总布局,为夜郎湖流域生态保护与环境修复工程实践提供规划支撑。

史传对夜郎开发、改置、融合的地域记录——以《史记》为引兼及历代史与诗

夜郎的发掘始于司马迁所作的《史记》。《史记》记录了司马迁对夜郎的考察以及汉廷对西南夷的开发,其中涉及西南夷和夜郎地域文化信息和大一统观念下的开发沟通下的几种主张与观念。由《史记》所记的古夜郎国为引,考察古夜郎属地及变化,指出夜郎历代改置及地域性的扩缩是现今夜郎属地争论不决的主要原因,这些争议都能在正史中找到依据。司马迁《史记》中对西南夷尤其是古夜郎国的地域性记录虽较少,而后世史书等记载了西南夜郎的“巫鬼”“雄雌黄”“竹枝词”“贬谪”等,这些文化印记说明改置后的西南夜郎与中原一定程度的地域交融、文化融合和相互影响。

“搜奇标异”:江南幕客陆次云的西南书写

清康熙年间,穷愁抑郁的江南文士陆次云三赴黔湘,以游幕为业。西南大地于他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地理文化空间,其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给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令他在欣赏、感慨、认同之余,自身的精神风貌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和重组。他以“搜奇标异”为宗旨,以奇山异水、奇风异俗、奇闻异说为主要审美对象,通过诗、词、文等各种文学形式,多角度、多层次书写心目中的西南影像,生动展现了夜郎故地的自然风貌、生活模式和历史印痕,蔚为大观。这些内容虽有与时势结合不够紧密之缺憾,但仍具不可漠视的文学意义以及跨地域、跨族群的文化传播交流价值。

夜郎湖表层沉积物重金属分布特征及生态风险评估

为研究喀斯特地质背景下重金属在河流沉积物中积累和释放过程以及重金属污染的环境生态风险,以贵州省普定县夜郎湖表层沉积物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Zn、As、Cd、Cr、Ni、Cu和Pb的含量及形态分布特征,采用地累积指数法和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对各重金属的污染水平及潜在生态风险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夜郎湖表层沉积物中Zn、Pb、Cr、Ni、Cu、As和Cd的平均含量分别为141.75、83.76、54.97、38.60、36.61、9.47、1.50 mg·kg-1,除As和Cr外,其他重金属含量明显高于贵州省沉积物地球化学背景值;Cr、Ni、Cu和As以残渣态为主,所占比例分别为52.56%~80.21%、30.09%~70.43%、38.05%~80.77%和70.04%~94.89%,Pb、Zn易还原态比例相对较高,Cd的酸可交换态占10.93%~49.15%,易还原态占25.58%~62.49%,表现出很强的生物活性。从沉积物的空间分布来看,重金属活性高的地方绝对含量也高,且Cu与其他重金属含量均呈极显著相关关系,说明沉积物中重金属来源与网箱养鱼有很大关系。地累积指数法结果表明,该区域受Pb和Cd污染较为严重,部分可达到中度污染水平;潜在生态风险评估结果表明,Cd是最主要的生态风险因子,沉积物中Cd在地球化学高背景下,可能受到网箱养鱼废弃物沉积的影响。研究区基本处于轻度到中度潜在生态危害水平,喀斯特地区重金属Cd的地球化学高背景与污染叠加对水生生态系统具有潜在环境风险。

古夜郎国铜釜的铅同位素考证

本文运用铅同位素比值法研究古夜郎国铜釜，得出夜郎国铜釜的矿料来自贵州西部和云南东北部的结论，从而揭示夜郎国和滇国之间有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并为弄清夜郎国的领域提供了有价值的佐证．

现代旅游者意念中的夜郎形象及其构筑刍议

古夜郎国植根于喀斯特环境。本文从广义夜郎的角度出发 ,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法对旅游者进行调查 ,用 SPSS软件进行统计 ,从吃、住、行、游、购、娱几个方面来分析现代旅游者对夜郎文化的旅游需求 ;选择贵阳市花溪区的夜郎谷风景旅游区来构筑现代旅游者意念中的夜郎形象。最后以“夜郎传说再现”、“夜郎生活活的博物馆”和“其它功能区”为主题 ,将夜郎谷旅游景点构筑为水面娱乐区、展览区、竹文化区、农耕区、作坊区、图腾柱景观区、夜郎石魂区、雕刻展卖区、野营区、夜郎生活演示区、表演区、乡村旅店区、游憩区、艺术石廊等 14个功能区 。

夜郎与巴蜀相关民族的族属问题

先秦的巴、蜀和先秦至秦汉的夜郎三个西南方国,疆界连接交错,关系极为密切。古代的巴、蜀、夜郎地区的主要民族所处区域虽先后有别,但秦之时其分布的大体格局就已经形成。整个巴、蜀地区在古代称为“夷越之地”,这里的“夷”是指氐羌族系的民族,而“越”是指濮越族系的民族。“西南夷”中的氐羌族系与现今的藏缅语族有关,濮越族系与现今的壮侗语族有关。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仍基本没有改变,即今西南地区除了苗瑶语族的民族外,壮侗语族和藏缅语族的民族基本上仍是当地的主要民族。

曲靖横大路墓地出土铜器的技术分析

采用金相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能谱分析仪相结合的方法,对曲靖横大路墓地出土的部分铜器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横大路铜兵器的材质以锡青铜为主,加工方法以冷加工和热冷加工为主,铜锡配比和加工方法具有地方传承性,与曲靖潇湘平坡兵器的技术特征相比,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特征.

庄蹻入滇与庄豪入滇非一事辨

战国时期楚将庄蹻入滇事件与庄豪入滇事件自来被当成一回事。通过深入、细致地辨析相关历史文献材料,庄蹻入滇与庄豪入滇应为二事,所涉人物庄蹻、庄豪并非一人;庄蹻入滇事件的发生时间在楚威王时,不能改为楚顷襄王时;庄蹻入滇路线之"循江上"完全不同于庄豪入滇路线之"从沅水",庄蹻途经的楚黔中郡也与庄豪所伐之夜郎国没有关系;庄蹻入滇实为入蜀,庄豪入滇实为入夜郎。

贵州“以那”考

"以那"不是彝语音译,而是苗语"na"的变音,本义为"稻"。它作为语言化石,记录了稻作文化西渐的足迹,传递着"夜郎"古国最原始的档案信息。

“夜郎文化”之哲学思考

伴随着夜郎文化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仅停留于表面之显性文化研究已经无法适应夜郎文化的研究,应对夜郎文化的隐性文化即其精神实质做出探究,发掘其文化本质,从文化认同到文化自觉、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从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强转化,而此转化需要夜郎文化的研究从单一视角到多维视角、从单独研究到合作研究、从相互争夺到协同开发。以客观、合理、科学的态度,以夜郎文化的本来面貌进行宣传、不虚构和篡改夜郎文化的历史、正确利用夜郎文化的价值为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

关于开辟桂滇黔边古国文明之旅的构想

滇、黔、桂边是奇特、神秘、淳朴的多民族杂居之地,是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聚集的地带,古有句町、夜郎、漏卧之鼎立,今有南盘江红水河梯级电站的开发,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壮丽的山水风光。构建桂滇黔边古国文明之旅可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云南广南和广西西林句町古国文明游;二是隆林德峨街日苗族风情游;三是兴义夜郎和罗平漏卧民族文化游。

唐蒙自符关入夜郎考——兼论相关的旅游线

夜郎灭国以前的研究在整个夜郎研究中的决定性意义。"殿本"、"百纳本"与郦道元本"符关"史料的校勘问题。殿本之"自巴属筰关入"当校为"自巴属符关入"。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去汉未远,他的"符关"历史记录,具有充足的理由和权威性,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不赞成今人以其新创的"邑符津"为之校,盖其转换环节过多而牵强。次第通西南夷不可混为一谈。第一次是唐蒙自巴属符关入夜郎,第二、三两次的战略目的是通西南诸夷。推论:今遵义红花岗区至桐梓之间是多同的夜郎国首府之所在。兼论相关的旅游线。

稻作文化在贵州——基于传播途径的实证研究

通过以地名学、考古学和民族学为基础,详细地考察稻作文化在贵州的传播过程。贵州的稻作文化来自湖南常德澧水下游的稻作遗址群,主要传播途径是沅江、潕水和舞阳河。"且兰"国是贵州稻作文化传播的第一站,其都邑位于黄平县旧州镇天官寨大坝子,苗族族属,从事湿地原始稻作,与湖南常德澧水下游的稻作遗址群一脉相承。文章首次破译了"且兰"的苗语含义,实证出贵州稻作文化传自湖南。"夜郎"国是贵州稻作文化传播的第二站,由湖南迁来的苗族与贵州西部的古越族共同创建,"夜郎"(yelang)为"yina"之音转,本义即"神圣稻国"。其都邑位置学界已有几种学说,但笔者现在又提出一个新学说———"夜郎都邑望谟说"。文章认为,"夜郎"国都邑位于望谟县城所在的望谟坝子,蔗香河是其门户,直通北盘江、南盘江与红水河汇合处。"夜郎"国控制着水路交通要道,是西南地区稻作文化的中转站。经其中转,稻作文化继续传往广西西部、云南东部和越南北部,越南的"东山文化"与"夜郎文化"密切相关。

夜郎乐舞的界定、论证与价值定位

通过历史背景、沿革,尤其是现存于夜郎故地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研究,夜郎乐舞似可界定为缘起于夜郎时期、夜郎故地上各族人民在各历史阶段创造、演绎、沿袭下来的以铜鼓、芦笙参与为标志,集歌、舞、乐为一体的传统乐舞。从发展的眼光看夜郎乐舞,似可分为乐舞系列、古歌系列、礼俗歌系列、八音系列、傩舞系列。夜郎乐舞是我省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教育价值和经济价值。

家族与民族之间:黔中通道上金竹金氏族属认同及其变迁探析——以《金氏家谱》为中心

以贵州广顺《金氏家谱》为中心,结合历史文献和民族志资料,可以深入剖析金竹金氏"夜郎竹王"认同及其变迁的实质。金竹金氏是黔中苗族中最早的一支,很可能是战国晚期楚庄蹻入夜郎时从楚地带来的苗族部众的后裔。因与夜郎国境内的且兰君长"竹王"及夜郎濮人长期融合发展,形成了新的土著上层势力。在上千年的中央王朝治理下,为了保证其社会政治权利,金竹金氏土司采取了灵活多变的认同策略和价值取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族—民族"之长时段互动关系,从而构成金氏家族文化中充满深刻历史韵味的特质。

李白两次流放夜郎考论

文章主要通过审读李白在安史之乱期间的作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提出了李白曾经两次流放夜郎的看法,第一次在至德二载(757)到乾元元年(758)春,第二次在乾元元年秋到乾元二年(759)春。文章着重考论了李白的这两次流放夜郎往返的时间、赴夜郎的线路、结交的关键人物等三个方面的显著差别,同时还引用分析了一些史料,以此来支持笔者的观点。

苗族巴(身小)服饰初探

苗族巴(身小)人的服饰是独特的民族服饰,是穿在身上的巴(身小)史书,巴(身小)服饰构成的形式,充分展现了巴服饰发展史上各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其服饰美观大方,得体,简洁而高雅,女装显鲜艳、明快,男装显古朴、简约,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民族特色,可谓是一部活形态的巴(身小)服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