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视角下城镇协同治理研究——以晋陕沿岸为例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近年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然而,受自然地理条件和跨省协同治理难度影响,两岸治理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特别是晋陕沿岸地区发展缓慢、特色不足.为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研究以共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为契机,提出联合周边省份,从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优化城镇空间结构、整合文化资源、搭建一体化设施网络、成立跨省协同治理机构、完善长效机制等方面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以期实现生态共治、文化共荣、城镇共建、治理共赢,为新时期沿黄省际城镇协作共建与协同发展提供实践依据.

创建黄河中游水土保持高质量监管示范区的机制与模式

黄河中游地区是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能源基地,防治水土流失、保护生态任务艰巨,迫切需要科学、精准、高效监管。针对黄河流域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管工作面广量大、监管能力不足、传统监管方式时效性不强等问题,提出了在晋陕蒙接壤地区创建水土保持高质量监管示范区的工作机制、模式等:一是创新工作目标,率先做到无违规项目;二是创新合作共建工作体制,构建目标一致、行动自觉、协同发力的工作机制;三是创新内生动力,以自律守约为核心,整体提升水土保持信用水平;四是创新认知提升路径,各级领导、建设单位、青少年、社会公众整体提升水土保持生态文明认知水平与能力,做到知行合一;五是创新高质量评价内涵,全面提升科技支撑水平;六是数字赋能,科学分类管理,创新智慧监管平台,使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管工作实现智慧技术指导、智慧跟踪、智慧预警。

中华文化符号的文学书写——以长城、黄河为例

长城、黄河是最典型的中华文化符号,作为文学意象被赋予丰富的意涵。梳理、阐发、弘扬之,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长城的多种面相,在文学中能够得到更充分的表现。长城是世界范围内最为著名的中国象征之一,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悲惨故事,同样影响广泛而深远。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的文学镜像也成为北方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重要原型。北方长城地带和黄河几字弯,都可以纳入“北疆文化”的大范畴里来。

明清时期黄运交汇下苏鲁豫皖接壤地带的耕作制度变迁

明清时期漕运受黄河夺淮影响,先后有“借黄行运”“避黄行运”“束水攻沙”“蓄清敌黄”等一系列治黄保运措施,尤其潘季驯治河之后,大筑堤防,将黄河河道固定在归德—徐州—淮安一线,采用“束水攻沙”之法,导致黄河河床不断升高,原进入泗水的沂、沭、濉诸河流出路受阻,致使水系紊乱,苏鲁豫皖接壤地带的环境产生了剧烈变化。受黄河泛滥及汛期影响,鲁南、豫东、苏皖北部的耕作制度在黄河泛淮期间出现了“逆变”,即稻作农业变为以麦、豆为主的旱地农业。

尊村引黄灌区果树畦田规格优化

【目的】提高引黄灌区的灌水效果,探究灌区适宜的畦田规格。【方法】在尊村引黄灌区开展畦灌试验,研究了引黄畦灌田间水流推进与消退规律,结合田间实测数据,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分析了灌水结果,优化了灌区的畦田规格。【结果】尊村引黄灌区内的超长畦田的灌水效率并不能完全满足节水灌溉要求,同时也存在多灌或少灌以及田间管理困难问题。Win SRFR软件模拟结果表明,对于超长畦田,畦田越长,越难满足节水灌溉要求。【结论】结合引黄灌区的实际情况,在不改变土地权属现状的条件下,通过软件模拟得出了针对尊村引黄灌区果树畦灌超长畦田的优化设计规格,即畦田宽度为2 m时,长度范围为280~340 m;畦田宽度3 m,畦田长度240~270 m;畦田宽度4 m,畦田长度170~240 m;畦田宽度5 m,畦田长度130~170 m;畦田宽度6 m,畦田长度110~140 m。

黄河干流大型自流灌区节水潜力分析

黄河灌区年均用水量占黄河用水总量的90%左右。受经济条件、灌区设施、管理手段等多种因素制约,灌溉水浪费严重,灌溉水利用水平较低,一般不足0.5,更加剧了黄河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根据黄河灌区用水现状,提出了节水潜力的概念和节水潜力的分析计算方法,对黄河干流大型自流灌区的节水潜力进行了分析。

省际交界地带区域合作的政策创新——以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的机制探索为例

省际交界地带区域合作在近年来逐渐突显,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具有区域合作的地理条件、产业基础和文化根基,近30年的合作使目前这一区域的合作日渐紧密。该区域在合作机制上已有"联席执行会议"的成功经验,在合作策略上具有立意高、积极争取中央支持的特点,并且有积极主动的发起者。其创新处为在国家级区域合作规划中提出"次区域"的空间设计,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提出4层级的区域协调机制。

1940—1941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危机发生的历史考察

1940—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危机,导致了中共在边区执政的严重危机和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精兵简政等一系列重大而影响深远政策的实施和全面推进。梳理考察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国民党停发军饷和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日本帝国主义对河防的进攻和对延安的轰炸,自然灾害频发尤其是1940年的大灾害,边区留守部队、外来知识分子和党政军民学为主体的非生产人员的增加,以及边区政府提出的不切实际的财政政策等诸多因素,在合力作用下引发了边区财政经济方面"最大的一次困难"。

芮国地望与秦的“饮马于河”

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的发现明确了春秋初芮国的地望,今陕西韩城的中部往北一直到龙门山属于芮国,与芮国关系密切的梁国在韩城南部到合阳一带。芮国、梁国地区是沟通黄河两岸的重要渡口的所在。秦迁都雍城后,明确其战略思想是"饮马于河",目标是争夺东进的渡口和河西地区,并最终灭了芮国和梁国,但芮、梁旧地随后又被晋国占领。在以后漫长的时期,秦、晋双方围绕东进的渡口和河西地区反复争夺。秦国在"饮马于河"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融入了列国争霸形势之中,成为霸主强国,对当时的政治格局有重要影响。

基于F-H方法的黄河流域跨边界水污染冲突研究

针对黄河流域跨边界水污染冲突问题,采用冲突分析法,构建由政府、中下游地区和上游地区作为局中人的冲突分析模型。结合预见性和合理性特性对冲突分析模型进行冲突均衡分析,得出冲突分析模型的均衡点,再通过平衡状态分析得到各局中人优先选取各个可行局势的概率,两者结合,选取最优解。结果表明,政府采取补偿政策和惩罚政策,中下游地区负担部分费用,上游地区采用完全消减污染物的策略是冲突分析模型的最优解。

引黄畦灌土壤水分变化特征及作物耗水规律研究

针对引黄灌区农业发展面临的可用水量不断减少、面源污染严重、灌溉水利用效率低下、土地退化等突出问题,采用当地调查、田间试验相结合的方法,对引黄畦灌土壤水分变化特征及作物耗水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在所监测的100 cm土层内,土壤的体积含水率主要在0.08~0.30之间,0~40 cm各监测点土壤体积含水率随时间变化趋势基本一致,40 cm以下的土层土壤体积含水率随时间变化不大,从畦首到畦尾各观测点各同层土壤的体积含水率趋势相同,基本稳定在0.25;②在畦长方向所布置的6个观测点的腾发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上具有一致性,比较冬小麦腾发量与变异系数随时变化的关系图可知,腾发量与变异系数存在相反的变化趋势;③冬小麦拔节-抽穗期和抽穗-灌浆期的作物生长系数大于1,为1.17和1.14,在这两个生育期内冬小麦蒸腾量大于参考作物腾发量。

晋陕蒙边界地区武术文化发展及成因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晋陕蒙边界地区武术文化发展及成因进行研究。指出,该地区地处特殊的文化地理位置,形成了明显有别于农耕与游牧的半农半牧社会文化生态体系。伴随着两种文明的不断碰撞与交融,武术这一身体文化也在该地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并对摔跤、射箭和武术文化进行具体分析。对成因的探究显示,黄河是凝聚农耕思想的武术身体文化在晋陕蒙边界地区传播发展的根基与命脉,长期的民族冲突为武术技击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动力,移民则是武术文化在该地区传播的载体。

流域治理中的跨边界合作类型与行动逻辑——基于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多案例分析

黄河流域治理长期处于低效协同的状态,近年来在黄河国家战略的驱动下,出现诸多突破既有管理系统边界的协同治理实践。政策政体理论关注跨边界的复杂政策问题,为研究黄河流域中的跨边界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引,在此理论基础上构建类型学的分析框架,可以总结黄河流域协同治理案例蕴含的跨边界合作类型、剖析各案例的跨边界合作动因和协作过程。研究发现:在黄河流域协同治理实践中,共有三种类型的跨边界合作,包括属地管理系统主导的对接型合作、垂直管理系统主导的撬动型合作和超越水平管理系统的跨越型合作。对接型合作和撬动型合作为政治驱动下发起的,协同的范围和领域集中在某类行政事务上。而跨越型合作多是自发的,受经济和政治共同驱动,协同的范围和领域更大。

核心—边缘视角下的黄河流域县域经济差异研究

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其经济差异研究不能仅局限于上中下游,而应对多尺度下可能存在的不同差异进行分析,各省区省际边界县与非边界县之间的差异是需要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基于此,从核心—边缘理论出发,使用夜间灯光数据表征经济发展水平,通过空间自相关进行差异特征识别,进而构建经济发展差异指数刻画1992—2019年县域经济发展过程存在的核心—边缘结构演变过程,利用回归模型探讨自然和区位条件、交通、产业结构、政府能力等对核心—边缘结构演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上中下游差异是黄河流域经济基本特征。但随尺度降低,省会与非省会、省际边界区与非边界区间的经济差异显现,核心—边缘结构凸出;②县域经济核心—边缘结构呈弱化趋势,下游山东省际边界县域与核心区发展相对均衡,河南、山西和宁夏核心—边缘结构比较稳定,而陕西、内蒙古、甘肃和青海4省省际边界县域与核心区发展失衡,呈核心—边缘极化结构;③自然和区位条件是核心—边缘结构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但交通、产业结构和政府能力的改善对缩小经济差距、延缓核心—边缘结构极化具有积极作用。加强交通基础建设、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政府能力有助于缩小流域经济差异。

内蒙古河套地区黄河文化探微

千百年来,黄河滋养着地处“几字弯”的广大河套地区,该地区各族人民创造性地融合贯通了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与黄河文化,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河套地区黄河文化,也使整个黄河文化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传承河套地区黄河文化已成为内蒙古地区的一个重要课题,亦对传承黄河文化以及中华文明具有重要意义。传承河套地区黄河文化的现实困境主要为品牌发展受地理自然环境制约,传承的主体单一,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传承不足。据此,提出了破解这些困境的路径:打造高质量的黄河地区黄河文化品牌,传统的传播路径要与新媒体有机结合,让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河套地区黄河文化的主体多元化,以及保护、传承河套地区黄河文化的传统手工艺。

北疆文化品牌打造视域下的内蒙古黄河历史文化再挖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提出了打造北疆文化品牌的建议。北疆文化作为一个现代概念,所指地域范围以今内蒙古地区为主但又不止于此,历史时期北疆文化涵盖地域范围随着历朝各代疆域变迁呈现出波动性的地域分布特征。在这里,我们将其概括为北部边疆地区。历史上,北部边疆地区十分辽阔,出现过众多民族,尤其是以游牧见长的草原民族及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是北疆文化的基本内核,也是其重要特色。北疆文化内涵丰富,包罗万象,远非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能够讲述清楚。以内蒙古黄河流域及黄河文化为考察对象,阐释内蒙古黄河历史文化,对于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具有重要作用。

黄河内蒙古段弯道河冰过程与卡冰机理研究

黄河内蒙古段弯道因其特殊的热力、动力和河道形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在流凌期极易形成卡冰结坝的现象,造成冰凌灾害。在黄河内蒙古段2013年度冬季流凌至封河期间冰情观测的基础上,对三湖河口弯道处冰凌动力特性进行了数值模拟,揭示了弯道处在河道形态影响下的冰凌动力条件和封河特征,模拟了三湖河口弯道岸冰形成区域、形成过程和可能形成冰塞冰坝的位置。结果显示,受弯曲河道地形的影响,流凌在弯道内摆动轨迹复杂,流凌期首先在凸岸处会有大片岸冰生成,随之,在凸岸顶端下游束窄的断面处封河,此断面也成为可能最易形成冰坝的河道位置。

基于自然邻点插值计算的溃堤洪水二维模型

为了模拟溃堤洪水的演进过程,建立计算区域的二维水动力模型,采用基于非结构网格的Roe格式离散求解。针对保护区内存在线状地物等实际特点,将道路、灌渠渠堤等建筑物线性处理,概化为宽顶堰的形式计算,赋予实际高程,将其作为特殊边界与非结构网格耦联;采用自然邻点插值计算方法,将保护区与排水沟分区插值,还原区域内排水沟地形,通过以上方法,获得了具有真实地形的模型。将模型应用于青铜峡河西灌区四排口险工溃堤洪水模拟,有效模拟了道路、渠堤等特殊边界阻水和桥涵过水效果,以及排水沟内排水和入河口洪水倒灌过程,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洪水在计算区域内的演进过程和淹没范围,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破圈与共生:黄河干流边界共生型文化资源协同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

黄河流域具有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和文化资源富集的优势,因此,探究黄河干流边界九省跨区域共生型文化发展是实现黄河干流生态保护、文化高质发展和经济转型提质升级的有效路径,也是打造“黄河文化”品牌,建立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承载区的重要举措。该区域共生型文化资源长期停留在封闭保护、低质开发和分散发展的发展态势,因地域思维和现实壁垒的阻隔,导致在跨区域文化保护和开发时产生属地治理属性的冲突,造成其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管理体制机制协同缺乏深度、保护和开发边界不明确、跨边界开发利益主体复杂化、品牌形象严重分割、文化资源重复建设和浪费、区域综合发展落后等问题。本研究从政策、行业和资源三个维度深度剖析该区域共生型文化保护和开发“竞合共存”的现状,梳理区域协同与行政壁垒、内部整合与边界融合、配套建设与市场需求的三对冲突。探究如何突破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带来的区域边界的共生型文化发展各自为政的管理模式,建立政府对话协调、实现区域文化协同、打造黄河文化品牌三大机制,打造共生型文化资源协同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新场景、新生态和新机遇,实现破圈与共生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清代“藉清敌黄”政策对苏鲁豫皖接壤地带的环境及社会影响

康熙年间,靳辅治河二十余年,以"筑堤塞决,束水攻沙,藉清敌黄"为策,于黄河徐州段上下游南北两岸建若干减水坝,分流黄水。北流或归河或归运,南流多经洪泽湖出清口助清敌黄,其继任者多沿用此措施。此举于当时保漕颇有裨益,但却导致黄河河床不断淤高,黄、淮、运河的水位日益抬高,洪泽湖的高家堰也不断延长、加高,不得不分流入江,并导致苏鲁豫皖接壤地带水系及环境受到巨大破坏,从而引起一系列的后患,其表现形式既有朝堂之上的倾轧,也有地方势力的角逐,甚至百姓流血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