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保护与建设成效遥感分析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是黄河流域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也是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长期以来,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生态系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并导致水源涵养功能有所减弱。自2000年以来,国家在此开展了一系列生态保护工程建设,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改善。通过对生态系统现状及变化特征的监测,可实现对生态工程实施成效的评价和主要生态问题的识别,有助于提升生态保护规划建设及管护决策的科学性。本研究以多源遥感数据为信息源,在提取2000—2020年生态系统类型与质量参数的基础上,系统分析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系统结构、质量现状和变化特征。结果表明,近20年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系统整体以高盖度植被为主,生态系统状况良好。整体上生态系统结构和质量的多年变化幅度均较小,生态系统基本稳定,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局部地区草原退化、沙化和沼泽面积萎缩等生态问题依然存在,生态保护与建设仍处于关键阶段,建议针对生态系统退化区域加大力度实施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目的]甘南黄河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厘清其“人—地”关系及影响因子,对黄河流域生态安全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运用加权法测评2005—2019年甘南黄河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人类活动强度、资源环境承载力及两者关系,采用响应度模型、地理探测器分析人地关系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2005—2019年,人类活动强度不断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力历经了“良好—下降—有限恢复”。人地关系综合状态体现出“中高度宽松—中轻度紧张—中高度紧张”的演变特征,且区域分异明显,牧区、半农半牧区人地关系较农区趋紧。人类活动强度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作用效应体现出显著的时空演变特征。时间演变方面,体现为“胁迫效应”减弱—“促进效应”递减—“胁迫效应”增强。空间演变方面,合作市体现出“胁迫效应”减弱向“促进效应”增强变化;临夏、和政和积石山3县由2015年前的“促进效应”变为“促进效应”减弱;康乐、临潭、卓尼、玛曲、碌曲和夏河6个县表现出“促进效应”减弱向“胁迫效应”增强。畜牧业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成为影响人地关系时空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且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呈现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关系。[结论]甘南黄河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人地关系趋于紧张,且空间分异特征明显,未来应重点从区域畜牧业绿色转型与农牧民生计能力提升方面探索实现人地协调与高质量发展。

黄河源区生态压力分析:以甘南为例

根据生态承载力、生态足迹计算模型,对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承载力等相关指标进行测算,并对其生态压力水平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甘南州人均生态承载力变化较小,人均生态足迹变化呈现倒“U”型特征。目前条件下,甘南州处于生态盈余状态,但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不断改变,生态系统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针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实施的退牧还草工程,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建立生计资本指标,利用农户调查资料,测算生态补偿前后农户的生计资本,采用均值比较分析和协方差分析评估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最后提出应建立多样化、差别化的补偿方式,来提高不同地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结果表明:与退牧前相比,农户的生计总资本显著增加,由退牧前的0.216增至目前的0.277,其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分别增加了0.094、0.075、0.115、0.040,自然资本显著下降,降低了0.023.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生计资本总指数增幅最大的是半农半牧区,依次是农区、纯牧区;生态补偿对农户各生计资本关系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实施生态补偿后纯牧区农户各生计资本之间的相关程度增强,而半农半牧区和农区农户各生计资本之间的相关程度减弱.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农户参与意愿分析

生态补偿是非常有效的解决世界生态问题的政策工具集,农户作为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主体,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绩效和可持续性。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承担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属国家级限制开发区,自2003年开始,实施退牧还草等生态工程。在此背景下,通过实地调研,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牧民对生态补偿项目的认知水平很低,主要是客观条件限制和政府宣传力度不足所致;②受生产方式的影响,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内,农区农户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强于半农半牧区、纯牧区;③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最显著因素是农户对现行退牧还草政策的满意度,其次为农户家庭年收入、牲畜存栏数、退牧还草政策实施后的收入变化及其对生态补偿项目的支持度,再次为农牧民对生态补偿的了解度及其环境意识。基于此,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政策、提高农户参与意愿的措施,为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借鉴。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严重影响着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亟需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作为生态补偿的关键环节,补偿方式尤其应该得到关注.在概括介绍国际上生态补偿项目补偿方式的基础上,利用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牧民对不同补偿方式的偏好、不同补偿方式对生态补偿项目持续性及农牧民生计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的农牧民对现行退牧还草工程的补偿方式不太满意,大部分农牧民希望提供有助于能力建设的补偿方式.基于提高项目可持续性以及农户能力的设计理念,提出现阶段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项目应选择能力补偿与现金/实物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方式.

生态补偿对牧民社会观念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牧民的生态环境行为受制于牧民的社会观念,全面评估生态补偿对牧民社会观念带来的影响是牧区环境不断改善的必要前提。本研究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基于多准则模糊分析模型,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牧民家庭进行调查,并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分成纯牧区牧户、半牧区牧户和农区牧户,就实施生态补偿后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内牧民的社会观念变化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生态补偿对牧民的维权意识影响指数为3.53,影响程度较高,但全区仅有41.13%的牧民选择维权,农区要好于纯牧区和半牧区,牧民的维权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2)生态补偿对牧民的监督意识影响指数为4.02,影响程度很高,受牧民文化程度的影响,在半牧区和农区表现较为强烈;(3)牧民对环境变化的关注程度不断加大,生态补偿对牧民的环保意识的影响较为深刻,影响指数为3.95,且3组之间差异不大;(4)生态补偿对牧民参与意识的影响指数为3.94,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优惠政策带来的好处导致半牧区和农区牧民受到更大影响。从整体来看,生态补偿的实施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牧民的社会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纯牧区牧民具有更好的维权意识,而半牧区和农区牧民则对监督意识、参与意识具有更深感受。

生计风险及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基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入户调查数据,在分析农户生计风险及生活满意度特征的基础上,探明生计风险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为自然灾害、家人患病和子女学费开支,其对农户的冲击最为严重且持续时间较长;②农户大多遭受多重风险的冲击,其生计风险多样化指数为4.12,面临家人患病与自然灾害、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家人患病与建房开支等风险组合冲击的家庭较多;③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且经济示范区高于重点保护区和恢复治理区;④农户生活满意度除受子女学费开支、草场/耕地质量下降、人畜饮水困难、家人去世开支、生态政策等风险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家人患病风险的持续时间以及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生计方式多样化程度的影响外,受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自然灾害与子女就业困难及生计风险的综合严重性程度与综合持续性程度交互作用的影响更加显著。最后,提出防范生计风险、提高生活满意度的政策建议。

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性评价及其成因分析

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土地总面积为3.06×106hm2,是干旱区生态环境变化的敏感地区。该区曾被誉为"黄河蓄水池"的玛曲湿地趋于干涸,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在分析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现状的基础上,依据有关生态脆弱性评价方法,结合天然草地分布的实际状况,建立生态脆弱性评价体系,对该区的草地生态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均属于中度和强度脆弱范围。并就此分析了其原因,以期对生态环境的治理提供参考。

甘南黄河源区生态足迹研究

应用生态足迹的方法,以甘肃甘南黄河源区“中华水塔”的统计年鉴为资料依据,在对该区进行了现地考察以后,将该区域划分为三个功能区:重点保护区、修复治理区和生态经济示范区。分别对三个功能区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和分析,得出结果:重点保护区的生态承载力略有盈余(1.4644),而生态经济示范区的生态承载力出现亏损(-0.8230),修复治理区的生态承载力介于两者之间,略有盈余(0.2312)。通过生态足迹的研究,提出了甘南黄河源区进行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应采取的对策措施。

甘南黄河主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草原植被的修复思路

草原是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农业自然资源的主体。合理利用草地资源,有效地保护好草地生态环境,是该区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保持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提出了草原植被修复的思路。

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退耕还林措施分析

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退耕还林措施取得到了一定的成效。甘南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得到了有效遏止,森林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保护牧场的功能开始逐步加强,生态效益更趋于明显,充分发挥了维系国家生态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作用。甘南牧工商业持续健康发展,人民群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改善和提高,林业在促进自治州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牧民定居及其对策

甘南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关系到藏族众生产发展,社会进步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的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实行牧民定居,即可以避免人为破坏生态环境,又有利于依法保护自然区的生态环境。论述了牧民定居的重要性、前瞻性、必要性、选择性,并提出了建设对策。

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效益分析

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是我国青藏高原具有很高生态服务价值和社会效益的重要的大型多功能生态区域。实施生态保护与建设,将对控制该区域湿地萎缩、减轻草地生态压力、保护森林资源、增加对黄河水资源的补给产生巨大作用,对改善当地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风险多维感知及影响因素--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承担着保护与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的重要任务,农户作为该区最重要的生态保护主体,面临着多重风险的冲击,其对生计风险的多维感知不仅会影响其生产行为决策,更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发挥,因此,急需准确地了解农户的生计风险多维感知及影响因素,为制定有效的生计风险防范体系提供借鉴。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基于多维度生计风险感知测量框架,利用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并采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生计风险感知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为家庭发展需求风险、健康风险、社会风险,且重点保护区农户面临环境风险、家庭发展需求风险、政策风险的比例均显著高于恢复治理区和经济示范区农户。②农户对家庭发展需求风险的熟悉性、自愿性、持续性感知均最高,对健康风险的恐慌性、严重性及可能性感知均最高,对社会风险的可控性感知最高。其中,重点保护区农户对政策、市场及健康风险的可控性感知均高于其他区域。③人力资本对可能性感知、严重性感知、恐慌性感知、熟悉性感知产生了显著影响;物质资本对自愿性感知产生了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农户防范生计风险的对策建议。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社会效益分析

甘南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关系到藏族群众生产发展、社会进步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黄河重要中下游广大地区的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不仅具有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而且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对生态优势和社会效益进行了分析。

生态补偿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生态补偿给实施区带来许多影响,其有效性和持续性受到各种因素的挑战,全面评估生态补偿带来的影响是提高决策科学性的必要前提。基于多准则模糊分析模型,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甘南牧民家庭进行调查,并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分成纯牧区牧户、半牧区牧户和农区牧户,就实施生态补偿后对补给区内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生态补偿的实施对区域发展的总体影响指数为3.39,影响程度较高,其中生态补偿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的影响指数分别为3.11、3.58和3.71;②受生态补偿的影响,研究区经济发展缓慢,其中对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化影响最高,纯牧区和半牧区农户的人均收入和农畜产品商品率出现一定的下降;③受生态补偿的影响,牧民在环保意识和自身技能提高方面在三组间没有很大差异,纯牧区牧民具有更好的就业方式和维权意识,半牧区和农区牧民则对监督意识、参与意识、生活质量的提升具有更深感受;④生态补偿对环境改善的影响程度最高,影响指数为3.71,纯牧区牧民感受最为强烈,其次是半牧区和农区。

基于熵组合权重属性识别模型的草原生态安全评价——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基于P-S-R模型,分别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信息熵法确定指标权重,利用最小信息熵原理综合为组合权重;采用属性识别模型进行指标评价,建立草原生态安全评价的熵组合权重属性识别模型(AR-CWE)。结果表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的整体草原生态安全状况处于较差状态;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乡镇集中于纯牧区,较差乡镇集中于半牧区,而较好的乡镇则集中于农区;通过对各乡镇的草原生态安全状况分析,发现降水和气温变化、人口素质、农牧民收入方式、牲畜超载率和草原退化率是影响各乡镇草原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

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生态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探究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生态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趋势,为区域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方法]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构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分析了2007—2017年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协调过程与变化趋势。[结果]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值呈现波动中增长的发展趋势,社会经济综合评价值除了2017年也一直呈上升趋势,且上升幅度更大,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度发展平稳,一直处于拮抗状态。耦合协调类型经历了濒临失调衰退型—勉强耦合协调型—中级耦合协调型—勉强耦合协调型4个发展阶段。[结论]区域的生态环境调节能力逐步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基本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说明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持续向着协调发展的方向不断演进。未来研究区应通过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促进区域内社会经济的绿色转型升级,优化现有生态环境保护支撑体系,提升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

多重压力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资产可得性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承担着提供持续、稳定生态服务的功能,农户作为维护其主体功能的最基础单元和该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面临着自然、社会、政策等多重压力,其交互作用不仅加剧了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更影响到该区主体功能的发挥,当前急需辨明多重压力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便寻求有效的生计脆弱性减缓对策。本文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运用入户调查数据与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在识别农户遭受关键压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生计压力的交互作用对生计资产可得性的影响。结果显示: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大多数农户遭受自然+经济型多重压力,其中,重点保护区、恢复治理区及经济示范区农户遭受的多重压力分别以自然+经济型、自然+经济型、经济+社会型为主。②在多重压力的冲击下,重点保护区与恢复治理区农户除了社会资产可得性变化处于稳定状态,其余各类资产可得性变化几乎处于降低态势,而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金融资产与社会资产的可得性变化处于稳定状态,其余各类资产可得性变化均处于降低态势。③婚嫁支出高与农牧产品价格下降、牲畜患病与人畜饮用水困难、子女学费支出高+婚嫁支出高+农牧产品价格下降+养老无保障、建房开支高与生态政策、子女就业困难与农业病虫害等压力的交互作用分别对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社会资产、人力资产等的可得性变化影响最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