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书写下城市与人的症候式分析——弋舟“人间纪年”系列小说观察

随着现代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中人的困境不再单纯囿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逐渐呈现出对物质的过分渴求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迷茫。弋舟的“人间纪年”系列小说正是基于此,将目光聚焦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多种病相和城市中人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弋舟通过对人的身体病症的描述,暴露了藏匿于城市中人显性疾病下的精神隐疾,以及导致精神隐疾出现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揭示出伴随着“加速社会”而出现的城市病相及其深层病因,并由此给出基于文学维度的灵魂救赎与精神疗愈之路。

民族志叙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的交汇——吕翼中篇小说创作论

吕翼中篇小说成就显著,表现为民族志叙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的交汇。以精准扶贫为重心展开的对彝族当代命运的民族志叙述,构成了吕翼中篇小说的重要叙事维度。而对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彝族传统文化的发掘,及对彝族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展示,体现出吕翼中篇小说民族志叙述疆域的拓展。吕翼中篇小说同时以彝、汉关系与抗日战争为背景,积极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贡献。

影像奇观与文学魔杖——论张艺谋电影的文学化想象

张艺谋的电影文本谱系,显现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倚重。张艺谋电影的文学化想象,从相反相成的双重视域内展开:一方面,当代小说在内涵、风格和文化品格上为张艺谋电影创作奠定了根基;另一方面,影像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张艺谋,又以视听造型和大众文化范式为基准对文学原著实施了种种叛逆化话语转换。于张艺谋而言,以文学作为银幕奇观建构的支点业已成为固化的创作模式。张艺谋新世纪执导的系列商业武侠巨制,其得失与毁誉,同样寓示着文学对于当下中国电影创作者难以驱遣的"蛊惑"。

《汉书·艺文志》著录之小说家《务成子》等四家考辨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小说十五家,今虽不存,却多有迹可考。务成子为传说人物,而《务成子》则是掺合了阴阳五行和道家方术的小说家言,成书不晚于战国中后期,东汉以后失传。《宋子》载战国中期以来宋钘遗说和传说,其旨多合于黄老道家,又兼采名、墨二家之说,类于街谈巷议,成书时间不晚于汉初。《天乙》载商汤传说,为后人依托,汉以后未见著录,已佚。《黄帝说》托名黄帝,成书与以上诸书一样,也不晚于汉初。

黄易玄幻系列作品中的科玄结合——以小说《超级战士》为例

黄易在玄幻小说创作中,以最新科学发展成果(如时空存在方式、人工智能演进等)为载体,将精神自由、心灵感应、梦的预言等属于玄学范畴的各类异能巧妙融入其中。科玄结合作为一种创作手段,介入对现行社会运行模式的反思,其目的直接指向理想中的人类个体和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

五四小说与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书写探索

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是现代汉语的重要语汇,这一指称代词的诞生和确立是时代思潮、语言学家、文学书写等各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小说的实践与选择不可忽视。出于叙事的需要,现代小说曾以"他_女"和"那女人"指代过第三人称女性,但"他_女"的字形很难为汉字系统接纳,同时现代小说叙事重心下移要求代词称谓视点同时下移,"那女人"的高位、远位指称则无法灵活满足这一要求。此外,另一指代方案"伊"一度被用在小说叙事中,但或因其发音与口语不同,违反言文合一的要求,或因其在个别方言中普泛性指代第三人称而非女性,在文学的实际应用中"伊"的局限明显。相比而言,"她"的启用,使叙事过程可以挣脱单调的交代,因其忠实于口语对女性的指代("ta")而可以直接呈现人物的声口,由此形成的转述在情节交代、人物塑造、世情揭露、叙事变革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小说叙事以"小说的方式"为"她"的最终定型和确立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

性别角逐中的女性——王安忆小说中女性意识分析

从王安忆的“三恋”、《米尼》、《我爱比尔》、《长恨歌》等作品中,可以考察出“性别意识”对其创作主题的影响及其小说创作的性别特征:1、性别游戏间倒错的女性位置;2、传统性爱中反叛的女性之躯;3、游离于政治与伦理的女性命运。

从恶魔到天使——论靳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靳以早期爱情题材小说,以对负心女性的谴责为主旨,不仅为其整个创作奠定了极端情绪化的风格,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和创作观。恶魔般的女性形象,在其小说中一直挥之不去。靳以也曾赋予女性一种全新的面貌,即以忧国忧民、鼓动宣传为使命的纯洁少女形象。《前夕》中还出现了静宜这样自愿放弃个人幸福、甘为家庭奉献的人物,既是作家的自我影像,也是坚守个体岗位的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中的缩影。

深入时代幽微处的敏感书写——弋舟小说简论

作为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弋舟以深入时代幽微处的敏感书写,揭示和呈现当下城市生存的内在实质,批判社会转型中人性的自私卑劣,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表达出对时代的沉重忧思。在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上,弋舟小说往往从一个概念或者哲学理念出发,由充满哲理和诗意的词语、句子生发开去,进行小说创造,是遵从作家内心理念的现代主义书写,并体现出难能可贵的救赎精神。

论黄易:在追求超越与俗世诱惑之间

黄易是对大陆大众文学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位港台作家。在21世纪初,许多大众作家有意效仿其叙事的手法,吸纳其某些个性化的价值观、文化观。他对超越性问题的表现,在现代商业文化语境中,尤其显得特异。他的超越性思想构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小说情节的玄学化倾向:融会现代哲学有关超越性问题的讨论于小说情节的设计中。二是对基督教神学中的某些超越观念作了具有现实针对意义的批判。三是有意识进行一种东方超越观念的构造、设计。他设想:是否可能由中华技击之道来探求生命的修炼技术,再从生命的修炼技术中找到超越现实世界的终极奥秘。此种思想方法,对21世纪以来中国大众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夷坚志》对古代小说题材的开拓

《夷坚志》创造了许多新故事题材和类型,有在宋代商业经济影响下出现的局骗、海外经商者的历险故事,拾金不昧者的高举等。佛道故事体现出信仰的普及化、世俗化的新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神灵,鬼灵精怪故事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尤其是公案题材小说,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深远。

文言小说评点的里程碑——冯镇峦《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贡献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肇始于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却借助金圣叹、毛氏父子、张竹坡等人的一系列通俗小说评点风靡天下。文言小说评点的尴尬与其创作的低潮不无关系。被誉为文言小说压卷之作的《聊斋志异》一出,随即吸引了众多文坛名士的广泛关注,围绕它的评点应运而生。冯镇峦的评点则无愧于《聊斋》诸家评点之翘楚,他"有意作文"的评点立场提升了小说的地位与价值,顺应了小说观念古今转变的历史潮流;他综观"作品—历史"的宏观视角,继承了古代诗论文论的独特传统,并折射出有清一代文史知识的丰厚积淀及朴学之风的巨大影响。冯镇峦的《聊斋志异》评点可看作文言小说评点的一座里程碑。

“奇异”味与小说的审美观

本文从整体角度 ,分析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中的“味”论。通过研究说明 :早期为了论证小说的独特功用和审美特点 ,评论者常用“奇味”、“异味”来做整体说明 ;后期 (主要是明清时期 )评论者常常在具体分析小说的人物、情节、语言乃至结构等艺术特点中 ,运用“味”的范畴来分析其美感特点。“味”虽然不是小说理论批评的中心范畴 ,但无疑是其重要审美范畴之一 ,而且这些“味”的范畴 ,明显是与小说的审美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小说审美观的不断发展变化及其特点。

从诸子学说到小说文体——论《汉志》“小说家”的文体演变

先秦至西汉时期,"说"是一个被广泛使用、内涵复杂的概念,它的愉悦义与言说义两个义项影响了人们对《汉志》"小说家"的理解。《汉志》"诸子略"中的诸子十家作品,唯有小说作品多以"说"命名。《汉志》以"小说家"来概括这部分作品,采用的主要是"说"的"学说义"。对书籍文体特征的认识,使《汉志》中"小说家"的"说"又成为了文体概念,小说也逐渐从诸子小说向小说文体发展。

寻找快乐的家园——读王安忆长篇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

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表现了上海附近一个小镇上的特殊风景,这里的生活气息浓郁,且温情怡然,这里的人们质朴而善良,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最宝贵的东西。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经济的、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一方面带来了富庶和繁荣,另一方面也刮走了精神中的营养。

从越南汉文小说看儒家“华夷观”在东亚的接受与影响

越南作为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之一,历史上深受儒家“华夷观”的影响,其在文学和历史书写中往往以己为“华”,以周边为“夷”,包括对西方国家,也一律以“夷”视之,其与文化母国——中国的关系则十分微妙。在特殊情势下,“华夷之辨”又变成“华夷之变”:即在越南国内政局动荡时,尊崇中国为“天朝”,并乞求出兵相助;而当两国关系紧张,尤其是兵戎相见时,则视中国为“贼寇”。政治上的独立和文化上的认同,使中越两国在历史上不时呈现出一种复杂而敏感的关系。

从李箕永小说女性形象看其性别意识的演变

李箕永小说女性形象可分为贤妻良母型、越轨型、恶魔型、新女性、精神成长型五种类型,由此管窥出作者的女性意识是同情与丑化旧式女性,赞美与异化新式女性。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来看,形成这种性别意识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过于强化民族解放重任,而弱化了女性个性解放要求,以阶级意识代替性别意识。

论志怪小说的前承后继

先秦两汉志怪小说的深厚底蕴和深刻的社会原因,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发展进入成熟 时期。唐传奇在此基础上的崛起,有其深刻的文学渊源、文学环境和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蒲松龄又化腐朽为 神奇,使《聊斋志异》拔地而起,把文言小说推向历史最高的境界。

论钱大昕的小说观念——以政教功用和史官意志为中心

清代著名史学家钱大昕以明体致用为治学原则,指出为学不仅应利于明道经邦,且应具备治国救世的现实意义。在这种情况下,钱氏强调小说政教功用的同时,对小说的创作者进行士大夫与"市井无赖"的区分。这种区分主要是强调士大夫创作的稗官小说与"小说演义"等通俗小说,在引导"风俗人心"上的不同效果。钱氏认为士大夫应主动以"穿穴经史,实事求是"为标准进行小说创作,担负引导人心风俗向善的职责。这使得钱氏对小说作品的评价标准,是以小说引导"人心风俗"向善成分之多寡为指导,并于《补元史艺文志》中加以实践。此举有助于从政教功用与史学价值等多角度认识历代书目子部小说家类所隐含的小说观念及其价值。

从《三侠五义》、《小五义》看清代的话本小说

《三侠五义》、《小五义》都是由说唱兼备的话本发展而来的“平话小说”,《小五义》还保留了较多的说唱文学的特征。由此可见,说话艺术一直绵延到清末,话本作为俗文学,具有口头文学传承性和变异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