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饮食相关类动词

《仪礼》中表示吃喝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动词包括吃、喝、烹饪、盛放、舀取、置放、切割、除去等类,共有61个动词,其中超过100次的有4词,50—100次之间的有2词,30—50次之间的有8词,20—30次之间的有5词,10—20次之间的有6词,10次以下的有36词,虽然个别词出现频次很高,但总体出现频次并不高。词义方面,各类大都既有用于一般意义的通用词,又有特定含义的特殊词,前者代表了《仪礼》与其他文献的一致性,后者体现了《仪礼》该类动词的特殊性。与上古汉语其他文献相比,《仪礼》该类动词一方面表现出与其他文献的一致性,主要是各义场核心词高度相同。一方面也展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一是一些动词在其他文献中不见或很少见;二是一些同义聚合成员少于其他文献,显示了其用词的局限性。

经世思潮与经学总结背景下的胡培翚《仪礼》学

胡培翚《仪礼》学研究与清代嘉道年间的社会状况、经学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基于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兴起,以及对《仪礼》研究进行学术总结的历史使命,胡培翚选择《仪礼》作为治学对象,希望通过对《仪礼》的疏解实现以礼经世之目的。胡培翚对《仪礼》学研究进行了集大成式的学术总结,在总结过程中勤于搜罗各种文献资料,善存秘逸。胡培翚针对历代《仪礼》学研究中所出现的讹误、偏蔽进行了学术纠偏,他不持门户之见,主张汉宋兼采,考订了《仪礼》文字之误及前人研究之失,统一了《仪礼》经说,实现了论归一定。胡培翚《仪礼》学研究在学术史、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古代《仪礼》学研究画上了一个较为完美的句号。

从几种动词现象看《仪礼》的语言特点

《仪礼》是内容比较独特的一部先秦典籍,本文通过全面调查梳理,总结了《仪礼》动词较有特征的几个方面:一是高频动词出现频次之高非常明显,二是同义动词丰富,三是保留了一些动词的本义用法,四是保留了一些少见或不见于其他文献的动词或动词义。通过与其他上古文献的比较,可知《仪礼》动词一方面保持了与其他文献动词的一致性(核心词相同),但另一方面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承古性特点,即保留古语词或词义较其他文献突出。据此可推测,《仪礼》因为记载内容的独特性,其中保留了一些延自更早时期的内容和词语。

《仪礼》“以履为屦”说辨正——由于语料讹误导致的例证失效

文章综合运用语言学、校勘学、文献学的方法,考察和辨析了阮刻本《仪礼注疏·士冠礼》之“繐履”实为“繐屦”之误,《仪礼》无“以履为屦”的现象。这一个案表明,常用词由于字面普通,其发生讹误或窜改的情况极具隐蔽性。因此,从事汉语史研究时,应特别注意避免由于语料讹误导致例证失效的情况。

武英殿本《仪礼注疏》(附考证)校勘得失析论

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是历史上唯一的经、注、疏及音义四者俱备的《十三经注疏》官方刻本,其中殿本《仪礼注疏》以监本为底本,审慎参校,校正了监本中诸多舛误。武英殿本《仪礼注疏》于各卷后皆附《考证》。《考证》是广义的校勘记,具有文本校勘和文义考订的双重性质,开《四库全书考证》之先河。其校勘成果对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和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等均有较大影响。

《儀禮》所見暫時性任務——兼評胡匡衷《儀禮釋官》

《儀禮》所見人物活動,或有其固定性、經常性職務,亦有僅具暫時性任務者。所謂暫時性任務,其身分非屬職官,其任務時間不長,當任務結束,身分隨即消失,故謂之暫時性任務。此類任務《儀禮》所見非少,本文選取十要項述之,以見其餘。藉此可知胡匡衷《儀禮釋官》一書,對職官之認定、稱謂與分類,處理未甚妥切,有待商討。蓋《儀禮》禮典常見公私交錯,且兼有固定性職守與暫時性任務,倘讀者有此認知,允爲得體。

“何必”曰“利”:孟子仁义观再探——以先秦义利的互训、对立关系为线索

《孟子》首章中“王何必曰利”的表述,在后世围绕“义利之辨”的儒家经学阐释以及当下学界的相关讨论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过往研究多聚焦探讨与阐发孟子之“利”的具体指涉,这可能是受限于宋明儒家之后一直流行未蔽的孟子被“圣化”之风。然而,当我们将孟子的辟利之举置于先秦普遍义利互训的关系,即孟子所处的诸子论辩语境之中进行考察,孟墨二者的仁义观在“利他”性上呈现了较大的差异。以此重新审视《孟子》中的诸多记载,及孟子“何必曰利”的仁义之道,我们发现孟子不仅在思想层面排除“利”的负面内涵,也无可避免地将“利”的正面指涉———包括合理正当的“利他”动机,一并与“仁义”相隔离。此举让孟子之仁义既难达到“形而上”之利他的哲学高度,也使其“形而下”的施行范围受限于战国征战环境,受制于伦理纲常,无奈于国家强弱和大小,甚至在那些更为在乎如何权衡“利”的战国学者们眼中,成为诸侯王、谋士们借“仁义”之名来遮盖其“自利”之实的工具。

陈登铠“内外一统”发病观与痿证理论钩玄

探讨陈登铠《华医病理学》“内外一统”的病因和发病观,以及在伤寒、风论、痹论、痿论中的体现。其中痹论和痿论并论,主要表现为病因的“内外感召”和传变的“内外气化枢转”,并从“肺热叶焦”转向“痿疾取之阳明”的机制、悲哀太甚胞络绝致大经空虚、思虑过度与类“二阳之病发心脾”、治痿重视阳明4个方面探讨阳明在痿证理论中的重要意义。

李宜瑞辨治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经验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儿童时期常见的以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为特征的精神-心理-行为障碍疾病之一。李宜瑞教授认为,本病系脏腑阴阳失调所致,心脾肾不足乃病机之本,常兼肝亢、痰湿等标证。临证时宜审慎辨证,用药以四君子汤为基础方,重视健脾,合用龙骨、首乌藤、白芍、石菖蒲、远志、益智、合欢皮、连翘等以增智养神、祛痰开窍,心脾肾同治;同时根据伴随症状进行加减用药,标本兼顾,以调和脏腑阴阳,从而改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的注意力、记忆力。

基于“脾肾相关”思想治疗功能性便秘的临床应用探讨

功能性便秘近年发病率逐渐上升,属于临床常见疾病,以排便次数减少,排便艰难,便质硬或呈干球便,肛门有堵塞感为主要特点。“脾肾相关”理论是中医脏腑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理上是协同、辅助的关系;两者先后天互根互生,联系紧密,患病以虚为主,病理上易相互影响、传变,临床治疗时应脾肾同求或有所偏重。易水学派重视脾胃后天、肾与命门,为治疗脾肾相关的功能性便秘提供重要参考价值。文章从“脾肾相关”理论思想出发,通过探讨脾肾的关系及临床应用,为功能性便秘从脾肾论治提供相关理论依据,强调治脾不忘补肾、补肾注意健脾,以期为功能性便秘的中医药临床诊疗提供相关思路。

宋代儒学重建视野中的朱熹《仪礼》学

朱熹《仪礼》学思想的产生与宋代的社会、学术、政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基于复兴儒学的伟大使命,朱熹直接针对王安石新学的学术影响,决心重振社会秩序,积极推行礼下庶人的礼仪运动。反思宋代礼学研究,朱熹试图通过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振兴《仪礼》学研究,消除《礼记》学研究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为士人学子学习《仪礼》提供指导。

李如圭《仪礼集释》申注特色探析——李如圭礼学研究之解经学考察(二)

在宋代《仪礼》学研究史上,李如圭的《仪礼集释》是一部重要的纂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申注类释语的剖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对郑《注》语词的释注方面,还是在郑《注》礼经仪文节度训释的申解补充方面,也无论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申注方面,或者是在郑《注》校勘语料及其语词的释音申注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鲜明的申注特色,在整个《仪礼》学史上占据了一定的重要地位。

《仪礼》研究及其意义

《仪礼》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经典著作之一 ,通过了解它的书名由来、内容结构、成书年代及历代研究状况等一般问题 ,可以看到《仪礼》研究在现代社会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仪礼·燕礼记》所录乐式与燕射两式综考

《仪礼.燕礼》篇中有关燕礼用乐形式的记述尚没有被正确理解。周代燕礼实际拥有两套不同乐式,二者被分别记述在《燕礼经》与《燕礼记》中,形成两套不同乐式的根源在于燕礼中的燕射环节具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射礼形式,即乡射式与大射式。《燕礼记》所录乐式原本是一套管、笙并用的完整乐式,并且只宜被用在包括大射式燕射的燕礼之中。这些存在于燕礼中的复杂礼乐配合现象充分显示了周代诗乐、礼乐文化的高度繁荣与精湛。

郑玄校《仪礼》从今文本字不从古文通假字考

《仪礼》在汉代有今、古文两种本子。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时,也对今、古文异文作了校勘,或从今文,或从古文。郑玄兼采今、古文的一条重要义例,就是从本字不从通假字:有从今文本字而不从古文通假字者,亦有从古文本字而不从今文通假字者,因为本字更能贴切地表达经义。遍索《仪礼》中郑玄从今文本字不从古文通假字之字例,凡90条,而一一考辨之。

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M5出土铜器铭文柬释

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M5出土有铭铜器释文尚有可商之处,部分关键字的写法亦具有重要文字学意义。本文释读了M5:18燕仲鬲“毕”,校释了M5:18、M5:23燕仲鬲自名“■”及M5:28燕仲匜“为”,补释了M5:28燕仲匜自名“匜”。

李大钊政治思想的汇通与转型--从民彝观到人民革命理论的转变

李大钊以传统民本思想为底蕴,融合西方现代民主观念,取《诗》中“民彝”一词,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形成独具特色的民彝观:以民本为其内容、代议为其形式,同时强调给予人民一定的权利。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现实社会问题的逼迫,以及现代思潮的传播发展,李大钊将目光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视角,以阶级竞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为现实路径,强调物心两面的改造,主张人民通过现实革命行动争取自身权利,完成了从民彝观到人民革命理论的转型。李大钊民主政治思想的转型,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也具有借鉴意义。

所谓“李白《秋风词》”的误传及其原因溯源

今传古琴曲《秋风词》,其曲词多被认为是李白诗作,然曲词前半确为李白《三五七言》,后半部分,最早可追溯到宋罗烨《醉翁谈录》己集卷一《烟粉欢合》中《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一诗,乃是删写该诗最后八句而成。古琴曲《湘妃怨》的曲词,也是出于对《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中“君在湘江头,儿在湘江尾”两句的附会,在该诗的整体基础上进行增删而成。古琴音乐创制在历代典籍中寻找曲词文本的传统,《湘妃怨》与《古秋风》自身音乐属性的相似,琴乐良好的大众传播基础,导致了所谓“李白《秋风词》”的产生和广泛误传,并在当代通过发达的出版业,在一般作者、读者以及非古代文学专业方向学者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晚清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幕后解读

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和光绪十一年海防大讨论,关系到晚清海防建设的重大布局和发展走向。与正式上交的海防奏议不同,李鸿章等参议官员留下的信函、日记等,记载了两次海防大讨论更多的政治内幕。从中可以发现,大多数参议官员对近代海防的认知较为隔膜,尤以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为著,由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议官员的筹款决心。相对于李鸿章、翁同龢、阎敬铭等参议官员,文祥、奕譞是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但前者因病不可为,将海防筹议的主导权推诸地方督抚、京官群体;后者借海防善后为京旗“市德”谋取裁勇节饷款。清廷中枢对海防大讨论进程的指导不力和海防态度的反转,应为两次海防大讨论因循粉饰的结局承担更多的责任。

兰溪伊园考

兰溪伊园的营造为李渔早期的一次造园实践,伊园的复原有助于完善李渔的造园理论。通过对李渔诗词、小说以及《闲情偶寄》中相关书写,结合田野调查考证伊园遗址,对伊园进行数字化复原。并结合时代背景对伊园相地立基、要素营建与园居活动进行分析,得出伊园“外敛内张”的特征。从功能上来说,这归因于抵御匪盗的需要以及李渔的自我表达;从造园的意图上来说,这是李渔在入世与出世两者间摇摆不定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