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思潮与经学总结背景下的胡培翚《仪礼》学

胡培翚《仪礼》学研究与清代嘉道年间的社会状况、经学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基于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兴起,以及对《仪礼》研究进行学术总结的历史使命,胡培翚选择《仪礼》作为治学对象,希望通过对《仪礼》的疏解实现以礼经世之目的。胡培翚对《仪礼》学研究进行了集大成式的学术总结,在总结过程中勤于搜罗各种文献资料,善存秘逸。胡培翚针对历代《仪礼》学研究中所出现的讹误、偏蔽进行了学术纠偏,他不持门户之见,主张汉宋兼采,考订了《仪礼》文字之误及前人研究之失,统一了《仪礼》经说,实现了论归一定。胡培翚《仪礼》学研究在学术史、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古代《仪礼》学研究画上了一个较为完美的句号。

《仪礼》“以履为屦”说辨正——由于语料讹误导致的例证失效

文章综合运用语言学、校勘学、文献学的方法,考察和辨析了阮刻本《仪礼注疏·士冠礼》之“繐履”实为“繐屦”之误,《仪礼》无“以履为屦”的现象。这一个案表明,常用词由于字面普通,其发生讹误或窜改的情况极具隐蔽性。因此,从事汉语史研究时,应特别注意避免由于语料讹误导致例证失效的情况。

武英殿本《仪礼注疏》(附考证)校勘得失析论

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是历史上唯一的经、注、疏及音义四者俱备的《十三经注疏》官方刻本,其中殿本《仪礼注疏》以监本为底本,审慎参校,校正了监本中诸多舛误。武英殿本《仪礼注疏》于各卷后皆附《考证》。《考证》是广义的校勘记,具有文本校勘和文义考订的双重性质,开《四库全书考证》之先河。其校勘成果对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和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等均有较大影响。

《儀禮》所見暫時性任務——兼評胡匡衷《儀禮釋官》

《儀禮》所見人物活動,或有其固定性、經常性職務,亦有僅具暫時性任務者。所謂暫時性任務,其身分非屬職官,其任務時間不長,當任務結束,身分隨即消失,故謂之暫時性任務。此類任務《儀禮》所見非少,本文選取十要項述之,以見其餘。藉此可知胡匡衷《儀禮釋官》一書,對職官之認定、稱謂與分類,處理未甚妥切,有待商討。蓋《儀禮》禮典常見公私交錯,且兼有固定性職守與暫時性任務,倘讀者有此認知,允爲得體。

“何必”曰“利”:孟子仁义观再探——以先秦义利的互训、对立关系为线索

《孟子》首章中“王何必曰利”的表述,在后世围绕“义利之辨”的儒家经学阐释以及当下学界的相关讨论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过往研究多聚焦探讨与阐发孟子之“利”的具体指涉,这可能是受限于宋明儒家之后一直流行未蔽的孟子被“圣化”之风。然而,当我们将孟子的辟利之举置于先秦普遍义利互训的关系,即孟子所处的诸子论辩语境之中进行考察,孟墨二者的仁义观在“利他”性上呈现了较大的差异。以此重新审视《孟子》中的诸多记载,及孟子“何必曰利”的仁义之道,我们发现孟子不仅在思想层面排除“利”的负面内涵,也无可避免地将“利”的正面指涉———包括合理正当的“利他”动机,一并与“仁义”相隔离。此举让孟子之仁义既难达到“形而上”之利他的哲学高度,也使其“形而下”的施行范围受限于战国征战环境,受制于伦理纲常,无奈于国家强弱和大小,甚至在那些更为在乎如何权衡“利”的战国学者们眼中,成为诸侯王、谋士们借“仁义”之名来遮盖其“自利”之实的工具。

陈登铠“内外一统”发病观与痿证理论钩玄

探讨陈登铠《华医病理学》“内外一统”的病因和发病观,以及在伤寒、风论、痹论、痿论中的体现。其中痹论和痿论并论,主要表现为病因的“内外感召”和传变的“内外气化枢转”,并从“肺热叶焦”转向“痿疾取之阳明”的机制、悲哀太甚胞络绝致大经空虚、思虑过度与类“二阳之病发心脾”、治痿重视阳明4个方面探讨阳明在痿证理论中的重要意义。

宋代儒学重建视野中的朱熹《仪礼》学

朱熹《仪礼》学思想的产生与宋代的社会、学术、政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基于复兴儒学的伟大使命,朱熹直接针对王安石新学的学术影响,决心重振社会秩序,积极推行礼下庶人的礼仪运动。反思宋代礼学研究,朱熹试图通过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振兴《仪礼》学研究,消除《礼记》学研究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为士人学子学习《仪礼》提供指导。

李如圭《仪礼集释》申注特色探析——李如圭礼学研究之解经学考察(二)

在宋代《仪礼》学研究史上,李如圭的《仪礼集释》是一部重要的纂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申注类释语的剖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对郑《注》语词的释注方面,还是在郑《注》礼经仪文节度训释的申解补充方面,也无论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申注方面,或者是在郑《注》校勘语料及其语词的释音申注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鲜明的申注特色,在整个《仪礼》学史上占据了一定的重要地位。

《仪礼·燕礼记》所录乐式与燕射两式综考

《仪礼.燕礼》篇中有关燕礼用乐形式的记述尚没有被正确理解。周代燕礼实际拥有两套不同乐式,二者被分别记述在《燕礼经》与《燕礼记》中,形成两套不同乐式的根源在于燕礼中的燕射环节具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射礼形式,即乡射式与大射式。《燕礼记》所录乐式原本是一套管、笙并用的完整乐式,并且只宜被用在包括大射式燕射的燕礼之中。这些存在于燕礼中的复杂礼乐配合现象充分显示了周代诗乐、礼乐文化的高度繁荣与精湛。

郑玄校《仪礼》从今文本字不从古文通假字考

《仪礼》在汉代有今、古文两种本子。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时,也对今、古文异文作了校勘,或从今文,或从古文。郑玄兼采今、古文的一条重要义例,就是从本字不从通假字:有从今文本字而不从古文通假字者,亦有从古文本字而不从今文通假字者,因为本字更能贴切地表达经义。遍索《仪礼》中郑玄从今文本字不从古文通假字之字例,凡90条,而一一考辨之。

李大钊政治思想的汇通与转型--从民彝观到人民革命理论的转变

李大钊以传统民本思想为底蕴,融合西方现代民主观念,取《诗》中“民彝”一词,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形成独具特色的民彝观:以民本为其内容、代议为其形式,同时强调给予人民一定的权利。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现实社会问题的逼迫,以及现代思潮的传播发展,李大钊将目光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视角,以阶级竞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为现实路径,强调物心两面的改造,主张人民通过现实革命行动争取自身权利,完成了从民彝观到人民革命理论的转型。李大钊民主政治思想的转型,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也具有借鉴意义。

所谓“李白《秋风词》”的误传及其原因溯源

今传古琴曲《秋风词》,其曲词多被认为是李白诗作,然曲词前半确为李白《三五七言》,后半部分,最早可追溯到宋罗烨《醉翁谈录》己集卷一《烟粉欢合》中《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一诗,乃是删写该诗最后八句而成。古琴曲《湘妃怨》的曲词,也是出于对《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中“君在湘江头,儿在湘江尾”两句的附会,在该诗的整体基础上进行增删而成。古琴音乐创制在历代典籍中寻找曲词文本的传统,《湘妃怨》与《古秋风》自身音乐属性的相似,琴乐良好的大众传播基础,导致了所谓“李白《秋风词》”的产生和广泛误传,并在当代通过发达的出版业,在一般作者、读者以及非古代文学专业方向学者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晚清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幕后解读

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和光绪十一年海防大讨论,关系到晚清海防建设的重大布局和发展走向。与正式上交的海防奏议不同,李鸿章等参议官员留下的信函、日记等,记载了两次海防大讨论更多的政治内幕。从中可以发现,大多数参议官员对近代海防的认知较为隔膜,尤以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为著,由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议官员的筹款决心。相对于李鸿章、翁同龢、阎敬铭等参议官员,文祥、奕譞是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但前者因病不可为,将海防筹议的主导权推诸地方督抚、京官群体;后者借海防善后为京旗“市德”谋取裁勇节饷款。清廷中枢对海防大讨论进程的指导不力和海防态度的反转,应为两次海防大讨论因循粉饰的结局承担更多的责任。

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吴之英《仪礼》学刍议

吴之英于《仪礼》的诠释多涉及名物、礼制,并重视阐发礼意,这与郑玄注《仪礼》精简的特点相一致。吴之英《仪礼奭固》也较为精炼,容易把握,同时他对郑玄达诂高见也多有吸纳。吴之英继承了宋以来经学家们治《仪礼》不株守成说的路子,他对《仪礼》篇目的解题或对经文的诠释可补郑《注》之疏漏。吴之英所绘制的《礼事图》和《礼器图》,将《仪礼》中复杂难明的名物礼制变得形象和直观。

曾国藩批校《仪礼图》稿本述评

清儒张惠言编绘的《仪礼图》是晚清名臣曾国藩在研读《仪礼》时主要倚仗的读本之一。湖南图书馆藏有曾国藩手批《仪礼图》清嘉庆刊本一部,所载批识凡二十余条,考辨精细,识见通达,极有益于《仪礼》学之研究。本文在识读迻录的基础上分析总结其文献价值:其一,曾批本率先补正了张氏《仪礼图》的各种疏误,与同类著述相比,其内容亦最具针对性;其二,曾批本有助于印证《仪礼图》清嘉庆刊本的刻版缺陷;其三,曾批本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其对《仪礼图》的看法;其四,利用曾批本与其日记对读,可以更深入地探讨其研治礼学的原则、过程及心态等。

论文学史上“一人永占”之说的形成过程

明末清初,萃锦堂本《一笠庵新编传奇四种》虽已刊行于世,但此时的案头读者对李玉《人兽关》与《永团圆》多有批评,尚无人将此二剧与《一捧雪》《占花魁》并称。与此同时,昆剧艺人对此二剧之折子戏的不断琢磨,使得二剧盛行于舞台。乾隆五十九年,宝研斋本《一笠庵四种曲》刊行,该本将李玉原作《人兽关》《永团圆》二剧替换为冯梦龙改本,逐渐取代了李作的案头读本地位。在冯梦龙、昆剧艺人和书商的共同作用下,《人兽关》《永团圆》才能与《一》《占》比肩,“一人永占”的说法遂流传开来,并为后世文学史家所转述。

点校本《仪礼正义·少牢》篇标点失误举隅

段熙仲点校本《仪礼正义》是以新式标点整理点校《仪礼正义》的开山之作,自其出版发行至今,向为学界所倚重。然礼书难读,整理点校中难免有所疏失。今以《少牢》篇为例,列举其中所存在的分合失当、书名篇名误标、引文与释语相混、破句等标点失误60余则,略加按断考证,以祈有助于《仪礼正义》的阅读研究和进一步点校整理。

《周晋鎣》铭文补释——附论《仪礼·士丧礼》中的“夷盘”礼制问题

新刊布的《周晋盘》、《周晋鎣》是名周晋者为其父丧所铸的两件配套之器,两器铭文相同。关于铭文的释读,尚有可以补释的余地。铭文所云“丧厥胡考,不敢视厥身”,其意比较费解,分析相关材料,可以推测其意思是名周晋者不敢视其逝世的父考之身。联系《仪礼·士丧礼》的记载,可以推测《周晋盘》即礼书所提到的丧礼中承接浴尸之水和置冰寒尸的“夷盘”。这对于认识《士丧礼》中的夷盘礼制问题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仪礼集释》的版本价值与注释特点

《仪礼集释》为宋儒李如圭现存最主要的著作。虽成书于理学兴盛、注疏之学遭忽视的年代,此书却具有申补郑注、暗袭贾疏及考证精炼等特点。此书还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保存古本《仪礼》的版本信息;二是名物制度的精炼考证;三是礼经凡例的归纳,为读《仪礼》提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