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景郑《周益文忠公集》跋考述

潘景郑喜好撰写题跋,有千数之多,其题跋后被结集成《著砚楼书跋》《著砚楼读书记》出版。《著砚楼读书记》更为齐全,但也仅仅收集了潘景郑504篇题跋。近年来,经学者不断搜集和整理,《著砚楼读书记》未收的佚跋渐为学界所知。博古斋2018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有“潘景郑题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二十四卷”,上有潘景郑题跋一则,即《周益文忠公集》跋,为潘景郑《著砚楼书跋》和《著砚楼读书记》所未收。这篇题跋对于促进3部宋刻本《周益文忠公集》的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补续全蜀艺文志》所见苏轼著作、年谱及纪传考论

明杜应芳、胡承诏辑纂的《补续全蜀艺文志》是一部重要的四川地方艺文总集。该志载录苏轼著作33篇,《东坡年谱》1份,与苏轼有关的纪传55则。由于该志成于众手,所辑苏轼著作存在题目有别、文献异文、内容增损的问题。该志收录的《东坡年谱》并未标明来源,按双行小字“燕石斋”索骥,此年谱实承王世贞《苏长公外纪》引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而来。《补续全蜀艺文志》中与苏轼相关的其他文献,多为后人评价及纪闻轶事,反映了以杜应芳为代表的蜀中后学对苏轼的接受。

贞固至刚:论忆秦娥与温如风的倔强之气

小说《主角》中的主要人物忆秦娥有一种“倔”的性格特征。这种倔强之气让忆秦娥能在绝望中坚韧地反抗生活中的苦难,也让这个放羊娃在秦腔艺术领域终成一代名伶。在小说《星空与半棵树》中,主要人物温如风也展现出了“倔”的脾性。温如风一直倔强地走在上访的道路上,他希望以倔强地上访来抵御欺辱。这两个主要人物在小说中展现出来的百折不挠的倔强,让他们的人生轨迹上升到了普遍的存在形式——“每个人都要在反抗绝望中获得存在的意义”,也对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有所褒扬。

新冠肺炎“给邪以出路”临床运用举隅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中医“瘟疫”范畴,为“戾气”致病,湿毒之邪从口鼻而入,伏于膜原。根据《温疫论》理论,结合临床辨证,邪毒遵循“表里九传”理论,分为顺传与逆传。对于邪伏膜原,应予开达膜原,逐邪外出。邪毒从膜原离开顺传于表,当用辛凉解表之剂,通过战汗、发斑透邪外出;若邪毒入里(脏腑),形成热结里实,当通腑泻热,逐邪外出。无论邪毒如何传变,不在乎表里、膜原之间,应辨清表里虚实,逐邪外出,给邪以出路,疾病方可愈。

“阿细跳月”的名称溯源及其认可

“跳月”一词至迟是明万历以来汉族文人对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跳舞以求偶的风俗之专称,并非梁伦、闻一多所起。1940年前后,一批知识分子深入到阿细人聚居区,他们用“跳月”一词来称呼阿细人跳舞求偶的三弦舞。1945年梁伦深入路南圭山采风,看到了久闻其名的“跳月”,1946年他在当地挑选阿细人演员,创编了一个名为“阿细跳月”的三弦舞节目。后来“阿细跳月”这个节目名称知名度扩大,最终含义泛化为对阿细人三弦乐舞的专称,并被社会各界和阿细人所认可。

宋代文话中的宗经观——以《文则》《文章精义》为中心

“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原道、征圣、宗经这一理论路径自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正式确立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则》和《文章精义》是宋代理论性文话的代表著作,体现了宋代古文批评家在文章学体系构建和理论总结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两书中的宗经观,在经典与道的关系方面呈现出一致性,认为经典与道合一;而在经典与文的关系方面体现出差异性,其中《文则》侧重分析经典的艺术特性,《文章精义》侧重挖掘经典的精神内涵。二者在各自侧重的方向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共同论述了宗经观的内涵。宗经观在宋代文话中的基本成熟,以及由此展开的文话理论建构,也是文章学在宋代成立的一个重要标志。

晚清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幕后解读

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和光绪十一年海防大讨论,关系到晚清海防建设的重大布局和发展走向。与正式上交的海防奏议不同,李鸿章等参议官员留下的信函、日记等,记载了两次海防大讨论更多的政治内幕。从中可以发现,大多数参议官员对近代海防的认知较为隔膜,尤以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为著,由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议官员的筹款决心。相对于李鸿章、翁同龢、阎敬铭等参议官员,文祥、奕譞是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但前者因病不可为,将海防筹议的主导权推诸地方督抚、京官群体;后者借海防善后为京旗“市德”谋取裁勇节饷款。清廷中枢对海防大讨论进程的指导不力和海防态度的反转,应为两次海防大讨论因循粉饰的结局承担更多的责任。

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四种未刊文献介绍

根据新采集的定县简广域高清图像,可以进一步了解过去未曾发表的《哀公问五义》《保傅》《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以及数术类文献(原称《日书·占卜》)四种的具体内容。其中《哀公问五义》《保傅》大多能与传世文本相对照,增进我们对《大戴礼记》等文献重要性的认识;《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或与起居注类文献相关,也可为汉代交通与礼制研究提供新材料;《日书》《占卜》等,可以丰富我们对汉代数术类文献的了解。

郭店儒家竹书文献问题新论--以《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性自命出》为中心

郭店简《语丛》前三篇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儒学文献,其他儒家竹书也很可能写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大体上说来,郭店儒家竹书可以看作孔子和子思子的著作集。《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四篇无论是在文本上还是在思想上都高度相关。前三篇很可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后一篇的作者或者是孔子本人,或者是其弟子。即使《性自命出》是孔子弟子的著作,从思想来源看,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孔子思想。此前,学界或将郭店儒家竹书判定为“孔孟之间”的著作,或将其都推测为《子思子》的一部分,这两种流行意见都在较大程度上低估了郭店简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依此,孔子本人的思想和哲学应当据郭店简等资料得到重新解释和构造。

动物意象批评在类书中的生成与传承——以《艺文类聚》子目“雁”为例

《艺文类聚》卷九十一“鸟部中”子目“雁”运用意象批评的方法,辑录各种文献和诗、赋作品,展现了雁意象在先唐时期的生成与传承,反映了《艺文类聚》编者的动物意象批评观念。诗歌中的雁意象最早出现在《诗经》,主要是用作比、兴手法;从汉末开始,雁意象用来表达思乡恋土的情感,这与雁的候鸟特点有关;三国至南朝,雁意象又有孤独寂寞、旅途凶险、追慕舒适生活、热衷功名等多种象征意蕴。赋中的雁意象则被赋予伦理秩序、避世隐居的意蕴。以《艺文类聚》为切入点,考察意象批评在先唐时期的流变,这是一个为古今研究者所忽略的角度。《艺文类聚》所运用的意象批评方法是隐性的、潜在的,在选与不选、选此还是选彼的选编操作中,体现着意象批评的意蕴。

清朝官修“三通”之“经籍考”“艺文略”编成时间考

文章基于《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续通志·艺文略》《清文献通考·经籍考》《清通志·艺文略》参考《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撰成的前提,将它们放在《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组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文本形成序列中,综合考察其分类和收录图书情况,突破直接资料匮乏的瓶颈,明确了它们的编成时间范围:《续经籍考》编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前后,《续艺文略》编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之间,《清经籍考》编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十二月之间,《清艺文略》编成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十二月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二月之间。文章借此构建出更加完整的《四库全书总目》文本形成序列。

《广瘟疫论》关于“时疫汗法”的运用要点

清代医家戴天章在《广瘟疫论》中提出“汗法为治时疫之一大法”观点和“时疫汗法”的概念,认为“时疫汗不厌迟”。通过文献整理及分析比较,辨别伤寒汗法与时疫汗法的区别,梳理出“时疫汗法”的具体方法主要以辛凉发汗、辛寒发汗、发表通里三类为主,详列出“时疫汗法”的适应证及其代表方剂与运用范围,厘清时疫早期治法选方,分析治疗时疫不避汗法、不避辛药的合理性。并总结出“时疫汗法”运用要点:汗法实质为“通”;选方注意时疫兼证;用药突出辛味解表;辨别汗不厌迟的时机。

论谢灵运诗的早期流传与形塑

谢灵运诗歌在齐梁时期就有“谢灵运体”之称,齐梁人认为“谢灵运体”锻炼工丽而章法结构存在不足,但认为不足的评价在后代诗论中逐渐式微,甚至其结构反受到推重。《文选》和《艺文类聚》依靠去取篇目和删削诗句两个主要手段,客观上强调谢灵运诗歌中的山水成分。谢灵运诗歌原本存在丰富的流传途径,通过以《艺文类聚》为代表的总集、类书等大型文献,不仅可以研究谢灵运诗歌如何被形塑,也可以窥见其流传和接受的历史。

《续古今诗苑英华》考辨

文章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编撰者、编撰时间、书名、所续对象、选录时间范围、卷数、传播及影响等项,对诸家历史文献记载《续古今诗苑英华》的歧异信息进行考辨,考察造成歧异的原因,更正和补充已有研究成果的纰漏。

《百病问对辨疑》学术思想探析

《百病问对辨疑》五卷,为明代医家张昶所著,现存明万历九年(1581)曲沃张学诗刻本,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孤本。是书采用问答体形式,以内科常见病证为纲,每证之下针对临床常见疾病的疑难问题,予以答疑解惑,包括疾病的病名、病因、病机、主证、兼证、鉴别、治法、方药等内容。是书阐发了“五劳、六极、七伤”学说,提出了虚劳病机统归肾经一脏的理论。书中所蕴含的重视痰病辨治、调治老人疾病重脾胃、染病之人薄淡滋味、反对滥补、重视调摄等思想至今仍有益于临床。

章学诚的《史记》观——以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为中心

章学诚关于《史记》的评论散见于《文史通义》各篇,乍看不成体系,实际最能抓住《史记》的撰述宗旨和精神,评价也甚为恰切,与同时期考证学家的学术取向迥异其趣。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透过表象看到本质,揭示出章学诚《史记》观的三大核心问题:准确把握《史记》的宗旨和成就;驳斥无识者加在司马迁身上的诬妄之词;中肯指出纪传体的重大缺陷及改革方向。这些新的解读,让章学诚和司马迁之间的学术关联清晰地呈现出来。

2021—2023年柳宗元“文以名道”研究评述

近年来,针对古文运动这一概念性课题,学界仍多取“韩柳”之作品文集作为主要的研究质料。但在研究纵深上,却超越了唐朝独立的时间断代;研究视域也并非仅限于文学史范畴。通过对近三年的成果性资料进行筛选、归纳和梳理分析,总结如下:学者们拣取宋元至清诸多评家论述,多以“文道”思想多元性、柳学散文形式发展性的角度探究中唐古文的影响,重点分析古文“文道观”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思想社会背景;并将“文以明道”文论观的形成与发展的叙述脉络放置于后代漫长的历史轴线中,发掘儒家经世实用的“古道”与思辨性议论之“文”的结合。

《古文尚书撰异》引书考论

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在训诂《尚书》时广征博引,或发扬优长,或探讨争议,或贬斥妄说,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与训诂学价值。经梳栉,其引书内容极为丰富,时间上统贯汉代至清代,既裒辑众家,又兼备经史子集。对《古文尚书撰异》所征引文献的整理,不仅反映出其为学之笃实,更可以进一步揭示其治《尚书》之学术倾向。

阳明与甘泉“博约”异同析论——从工夫的面向看

“博文约礼”是孔门立教成人的管钥之一。阳明经对以往“博约”二分、视为先后的检讨,提出“博文为约礼功夫”,初次将“博文”置于道德心体的统摄之下,规避了理的外在问题。到阳明晚年,他以“文礼一源”进一步说明“博约”作为本体、工夫的不同呈现,尽囊于“致良知”的矩矱之中。甘泉反对阳明“博文以约礼”的观点,认为二者是不分先后的一段两轮工夫,根本于“精一执中”的圣学心传。他批评阳明及其门人轻视“博文”工夫,疏略人的性情禀赋,其喜闻乐见的“简易”“径捷”之教法,给儒学“精一时中、博约竭才”的笃实吃紧关脉,造成了极大冲击。

闻一多现代学术品格论

本文深入研究了作为学者的闻一多学术品格形成的中外学术渊源 ,探讨了闻一多学术品格的现代性问题。闻一多把现代思维方式、现代学术观念和科学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相融合 ,形成了将东方和西方、科学性和诗性、传统学问和近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完美结合的学术思想。在具体研究中 ,闻一多注重多学科的综合运用、微观的严谨与宏观的开阔 ,讲求研究的时代性与人民性 ,获得了鲜明的现代学术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