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意象批评在类书中的生成与传承——以《艺文类聚》子目“雁”为例

《艺文类聚》卷九十一“鸟部中”子目“雁”运用意象批评的方法,辑录各种文献和诗、赋作品,展现了雁意象在先唐时期的生成与传承,反映了《艺文类聚》编者的动物意象批评观念。诗歌中的雁意象最早出现在《诗经》,主要是用作比、兴手法;从汉末开始,雁意象用来表达思乡恋土的情感,这与雁的候鸟特点有关;三国至南朝,雁意象又有孤独寂寞、旅途凶险、追慕舒适生活、热衷功名等多种象征意蕴。赋中的雁意象则被赋予伦理秩序、避世隐居的意蕴。以《艺文类聚》为切入点,考察意象批评在先唐时期的流变,这是一个为古今研究者所忽略的角度。《艺文类聚》所运用的意象批评方法是隐性的、潜在的,在选与不选、选此还是选彼的选编操作中,体现着意象批评的意蕴。

论谢灵运诗的早期流传与形塑

谢灵运诗歌在齐梁时期就有“谢灵运体”之称,齐梁人认为“谢灵运体”锻炼工丽而章法结构存在不足,但认为不足的评价在后代诗论中逐渐式微,甚至其结构反受到推重。《文选》和《艺文类聚》依靠去取篇目和删削诗句两个主要手段,客观上强调谢灵运诗歌中的山水成分。谢灵运诗歌原本存在丰富的流传途径,通过以《艺文类聚》为代表的总集、类书等大型文献,不仅可以研究谢灵运诗歌如何被形塑,也可以窥见其流传和接受的历史。

《艺文类聚》引《史记》考索

《艺文类聚》为唐初大型类书,其中征引了大量的典籍。目前,对于《艺文类聚》征引史书文献的研究相对较少,最初涉及的仅是对《艺文类聚》征引史书的概述,列举其中征引的史部图集、史部传记类图书等。而后有了专门针对《国语》《汉书》两部史书的引文研究,但是就目前而言,鲜有对征引《史记》的考究。对《艺文类聚》征引《史记》的部分做引文与原文献比较,发现主要存在征引正文、征引注文两种情况。除此以外,用字的差异说明征引中存在主观性改动,体现了特定时期的写作习惯与语言风格,对文献学研究或有帮助。

《初学记》《艺文类聚》比较研究——以“诗文”为中心的考察

《初学记》与《艺文类聚》皆是唐人编纂的经典类书,前辈学者多认为二书是绝无关系的彼此,文章通过比较研究认为《初学记》之“诗文”题名及排列顺序毫无置疑地受到了《艺文类聚》的影响。再者,《初学记》之“诗文”内容对《艺文类聚》之“诗文”内容的因袭亦是明显,但此因袭绝不是剿袭,二者之“诗文”部分可谓因袭与变革同在、删并与增补共存。总之,《初学记》与《艺文类聚》是关系紧密的两个文本,二者之间既有继承更有发展。

《艺文类聚》中“药香草部”的主要内容、文献来源与传播情况

唐初欧阳询等敕撰的《艺文类聚》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官修类书。书中的"药香草部",是我国自《神农本草经》问世以来,首次在非医学著作中以"随类相从"体例编辑的大型药物学论著,共收载药物43种,其中包括常用药物11种,香草药物28种,菜蔬药物4种,引用文献约517种,不仅详细地介绍药物的名称、来源、分布、采摘时间、入药部位、炮制和主治病症,而且还收载了大量的医学病案、医学人物和医学典故等,在中国药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综论《文选》非仓促成书——兼与《艺文类聚》(前十卷)比较

《文选》存在着种种问题,然非仓促成书。其"文体与《序》所涉及者有所不同"等问题,所以或被认为与其成书仓促有关或可能有关,原因有二:(1)孤立地考察《文选》,而没有注意到类似问题普遍地存在于相关的非仓促所成之古书中;(2)以今绳古,将古人认为"可"而今人"未可"者当代化。《艺文类聚》的"问题"远比《文选》多,然其是在太平世奉敕撰成后奏上的,而非仓促所成。被今人作为成书仓促的种种理由,在《文选》编撰者那里均非问题。

分类与主题相结合的目录体系在类书编撰中的运用——以《艺文类聚》为例

《艺文类聚》提供了一个从分类途径检索有关资料的分类目录;这种分类,是以事物为中心建立类目体系,把各个知识门类有关一事物的条目集中在事物对象之下。同时,分属于727个子目下的材料,又是运用主题法摘录的。可见,《艺文类聚》的目录是分类法和主题法并用的。其目录体系共有四层,第一层、第二层、第四层为分类目录,第三层为主题目录。分类与主题相结合的目录体系,使其具备了一定的检索功能。从现存类书看,《艺文类聚》是最早运用分类与主题相结合的目录体系的。这种多功能的目录形式,是对古典目录学的杰出贡献。

《艺文类聚》、《初学记》与唐初文学观念

对《艺文类聚》与《初学记》所收录的唐代以前作家作品的统计分析 ,可发现它们所重视的作家正是唐初正统观念中大加贬斥者。进一步考察唐初所编撰的一系列文章总集与诗式、诗格类著作 ,发现唐初贬斥六朝文学的议论并不代表唐人真正的观念 。

《艺文类聚》征引南梁大细言诗蠡测

《艺文类聚》征引有萧统、殷钧、王规、王锡、张缵、沈约等人所撰大细言诗各二首,其中后十首题加“应令”,显系应皇太子萧统之命而作。这些诗歌应作于梁天监十一年,时萧统尚未成年,沈约则于翌年忧惧而终。从文学内涵看,上述大细言诗虽然常被视为游戏之作,然而在隶事用典方面远接诸子寓言,在具体事象和文学隐喻方面直接吸收宋玉大小言赋之写作经验,抑又极想象与夸张之能事,某些作品甚至呈现出佛教文化内涵。从学术价值看,《艺文类聚》征引南梁大细言诗,不仅关涉萧统和沈约的诗歌系年问题,而且隐含着昭明太子在少年时代主持的首次文学活动,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萧统文学集团萌兴和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呈现出某种特殊的文学意义。

《艺文类聚》类目编排新探

《艺文类聚》的类目分为"天、地、人、事、物"五大类。五大类的排列顺序和每个大类中的部类及其子目的排列顺序要受到当时科学文化发展状况的制约,还要服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受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艺文类聚》编撰人员考辨

传统观点认为,《艺文类聚》是"欧阳询撰"或"欧阳询等撰",这种看法源自《艺文类聚》的书前署名和《旧唐书·经籍志》的著录。而这样的记载只是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往往突出了欧阳询,却遮蔽了其他起过重要作用的编撰人员。在短时间内编成一部体例较为完善的大型类书,一定是多人分工主导编撰而成。史书上记载的六位编撰人员均具有良好的资质,且其中四位留下了主导编撰的痕迹。欧阳询、陈叔达、裴矩和袁朗是《艺文类聚》实际上的领修人。

唐代类书对陶渊明的认知与接受——以《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为例

类书对一时代普通人的知识结构、文化趣味以及思维方式均有影响,所以通过唐代三部类书对陶渊明事典与诗文的辑录情况,考察类书与陶学的关系,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唐代对陶渊明的认知与接受。唐代类书接受了钟嵘关于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论述;对陶渊明诗文的辑录方式,使其具有选本批评与摘句批评意义。唐代类书对陶渊明事典与诗文的辑录,为读书界提供了相当的知识与思想资源。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唐代类书的编者见识高,选录全面,评价公允。

唐初权力话语与《艺文类聚》的编撰

《艺文类聚》的编撰与唐初权力话语有诸多关联。编撰《艺文类聚》是唐高祖罗致人才、牢牢控制权力话语,并对前朝官员进行柔性统治的策略。编撰《艺文类聚》,表面是话语的争夺,实质上是权力的争夺。与兴学校、复科举相配合,编撰类书蕴涵教化功能。编撰《艺文类聚》,是为了弘扬儒学,重新确立儒家经学中心主义话语权力。同时从中也折射出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唐高祖不是传统史著所说的庸才,而是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开国之主。

关于“事具……”所涉引文之略详诸问题——《艺文类聚》研究之三

《类聚》之"事具……"用得相当随便:参见条多有与主条详略几同,甚至更略者;相关两者,详略标准时有所异;参见条与主条所说有非同一回事者;或仅说到"部",或说到"篇",或仅说"篇";不少应注明"事具……"者,却未注明。以今天的立场看,"事具……"所涉而详略大致相同者,或可换成别的例子以免"累赘"。研究这一问题,既使我们能更好地了解时人编纂相关书立例时或不严的情况,又可使我们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古人是如何处理引文的。

《艺文类聚》征引神仙传记类小说考证

《艺文类聚》作为保存较完整的大型类书,其价值和意义尤为明显。它征引的子部文献价值甚大,然而对其整体研究较少,在子部文献中,小说类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列仙传》、《神仙传》、《穆天子传》、《汉武帝故事》以及《汉武帝内传》为代表的神仙传记类小说,对后世小说等影响颇大。对它们的成书年代、卷数、作者以及内容的考证,能给予以后相关研究以借鉴。

日藏写本《天地瑞祥志》编纂诸问题考论

日藏写本《天地瑞祥志》中征引了数量可观的诗赋颂赞类文学作品,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些诗赋颂赞大多转引自《艺文类聚》,并且具有特殊的位置关系,这有助于研究《天地瑞祥志》编纂的材料来源,对研究其编纂者身份也大有裨益。编纂者以注文形式对《招魂》作政治灾异论的阐释,又从“瑞祥”角度征引诗赋,思想上具有“祗承谴诫、预避灾孽”的讽喻用意,这一点区别于简单为文的目的,但是对诗文材料的甄选和全书的整体编排又呈现出体例标准不一的情况,这暴露出了编者萨守真对传统中国的灾异祥瑞学的理解困惑,甚至存在诸多误解和不通达之处,从而也可证明萨守真并不是中土唐人。

试论《艺文类聚》杂文部录“七”的意义

《艺文类聚》是唐初高祖李渊下令编纂的一部大型官修类书,其中收录了很多赋体作品。本文试通过《艺文类聚》杂文部收录七体赋的状况(以汉代为主),从类书的角度进一步解读七体赋作,探究其收录特点、态度、观念,及其收录七体赋的影响与意义,挖掘《艺文类聚》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文献价值。

《孔雀东南飞》文本演变考略

研究证明,《孔雀东南飞》的文本并非一次形成,而是经历了长期的演变。从《古艳歌》到《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间应出现过若干过渡性文本。其基本文本的成型,很有可能在建安之前。从基本成型到被收入《玉台新咏》,流传过程中又被传播者加入了若干后世的成分。对其文本演变过程的梳理和演变原因的探索,可以使长期困惑人们的若干问题得到合理的解释。

从功能性阅读到文学性阅读——接受方式转换中的檄文变貌

檄文最初的功能是晓喻和征召,文辞在其中只起辅助性作用。军事檄文中激励、声讨文辞的大量出现,增强了檄文的文学性,使其进入南朝"文章"中"笔"的范围,从而得到文学性阅读。檄文的范围、写作方式和收录方式都因此产生了变化。《艺文类聚》等类书收录军事类檄文时,为符合文学性阅读的要求,常删去文中对具体军事形势的陈述,突出声讨部分和标示结构的段落,改变了檄文的文本样态。文论家与类书编者为檄文命篇时,常常将"檄"后所加宾语设置为檄文声讨的对象,以突出其声讨之义。这些都是对檄文进行文学性阅读的后果,也影响了后人对檄文起源、性质与发展历史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