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新探:作为诠释事件的“咸丘蒙问《北山》”

“以意逆志”,是孟子针对咸丘蒙曲解《北山》诗义的错误所提出的说诗方法。因为自身的儒家立场,咸丘蒙从《北山》一诗中获得了“文本义”“语境义”与“预期义”三重意义,这三重意义彼此矛盾,导致咸丘蒙对《北山》做出“断章取义”的理解。“以意逆志”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的特点,而《北山》又因其独特的文本结构呈现出多种可被解读的向度,孟子的解读只是其中的一种。“以意逆志”的“意”与“志”是儒家学说中“仁义”的体现,具有“心所同然”与“不忍之心”两个心理学前提。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具体表现为用伦理情感延伸出的亲亲之爱置换文本中表现出的怨愤之情。

“以意逆志”与文本阐释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以其“心性”论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不仅首创性地提出了理解活动中阐释者主体意识的问题,而且将理解规定为阐释者与诗人之间人伦心理的会通,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意义生成方式。这一命题在后世的经籍阐释特别是文学阐释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在多个层面上具有和当代文学解释学理论对话的可能性。

“以意逆志”在古代文论语境中的限度及相关问题——以考察古人为落实该法而预设之条件为中心

在古代文论语境中,＂以意逆志＂以正确诠释作者创作意图为目标。为有效落实该法,古人在诠释对象、诠释者两方面预设了诸多条件。但无论哪种都难以保证其普遍有效,也常令诠释者在思维方式上陷入独断,从而低估多元诠释的可行性与合理性。＂以意逆志＂与＂见仁见智＂存在实质差别。该说的实际意义主要是,在客观上为文本诠释提供有价值的角度与观点,推动古人对文学诠释伦理、诠释法则的探索,激活诠释者之生命体验与价值诉求。

“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罗杰·弗莱艺术批评与中国传统批评的相通性

英国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具有宽广的全球视野。他将批评视为基于生命体验的心灵对话,强调在深入了解艺术创作者的性情与时代背景的基础上,以批评家之情志领悟作家作品之情志,以揭示作品之意味。其艺术批评特性与中国传统批评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相通,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对中国艺术和欧洲艺术的批评中。弗莱艺术批评的价值在于,不仅将狄德罗的文学性艺术批评、罗斯金的道德性艺术评判和瓦特·佩特的印象式批评推进到审美批评层面,而且努力推进古今艺术与世界艺术的互鉴。剖析其批评特性与价值,有益于我们反思文艺批评的本质和方法。

论以意逆志对常州词派词学阐释学的影响

孟子"以意逆志"说对中国古典诗学阐释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辐射到词学阐释学领域,清代常州词派的词学阐释理论就是导源于这一阐释传统的。通过考察常州词派的词学阐释理论,发现自其创始人张惠言至谭献等人之间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们逐步完成了将"以意逆志"之"志"由"作者之意"向"读者之意"的转换,最后将阐释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了读者,给读者理解文本以充分的自由,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理论的发展。

孟子的话语理解观——“以意逆志”新解

本文认为,《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反映了孟子的话语理解观。其中“文”指文字,“辞”是话语,“志”是符合道德的思想意图。整句话的意思是不能因为文字的局限而妨碍对话语的理解,也不能因为话语的局限而妨碍对君子意志的理解。“以意逆志”中,“意”和“志”都具有道德含义,“以意逆志”作为一种话语理解方法,要求听话人以符合良心义理的思想认识去理解、揣度他人的语用行为,这是孟子的性善论和伦理学意义上的类推法则在话语理解方法上运用的必然结果。

《论语》《孟子》诗学的生存论意义——以论孟诗学关键词为基点的考察

文章主要以论孟诗学的两个重要关键词"诗可以兴"与"以意逆志"为考察对象,着重分析其蕴含的深广的文化元素和思想底蕴。说明今人以纯文学化的"诗学"观念读"经学",往往淡忘或遮蔽了这些诗学观念里面所蕴涵的丰厚的思想资源,故此认为应该将两大阐释进路(纯诗学进路/经学化进路)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这将是一种既富于历史厚重感又极具现代性色泽的阐释路径。

“以意逆志”的含义与语境

理解“以意逆志”论题的含义,不可忽视从古至今对此论进行解释的历史本身显示出来的逻辑与方法。这就是重构语境,借助语言学工具,解读论题的意义。“以意逆志”论题的含义是由语境限定的,而语境是由解释者建构的。

从“断章取义”到“以意逆志”——孟子复原式解释理论的产生与演变

孟子"以意逆志"说历来被公认为中国文论中关于文学解释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尽管学界深谙这一理论的历史意义,却很少有人关注过先前观诗传统对它的影响,后来《毛诗序》对它的彻底改造亦研究不多,正是这些忽略阻碍了我们对其起源及演变的认识。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才灵感使得孟子将一种倾听理解赋诗或引诗的方法转化成一个以读者为中心的复原式解释理论呢?汉代及以后的注《诗》、评《诗》家是怎样对这一理论加以运用的呢?文章力图对这两个重要问题作出粗浅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