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伤寒论》“主之”“与”“宜”“属”“以”区别

《伤寒论》方剂条后“主之”“与”“宜”“以”等字词,在表达方剂使用方法及药物配伍关系上存在不同含义。“属”为后人批注,不纳入讨论;“主之”对应主证主方,主方能应对主证中所有症状,临床加减化裁不在主证主方讨论范围内;“与”则提示医家注意疾病变化,示意在复杂条件下商榷使用方剂;“宜”乃“适宜”“合适”之意,所对应条文与治疗法则有关,提示相同治法下的加减用药;“以”提示病情复杂,可用试探法进一步观察病情,从而确定病性、病位或病理,试探之方宜小而精,不可误用猛法伤及人体正气。

《聊斋志异遗稿》编纂及评点者冯喜赓生平、著作及交游考述

清代河南学者冯喜赓是《聊斋志异遗稿》的编纂者和评点者之一。通过新见冯喜赓别集《墨梦斋诗文全集》可考索冯喜赓的生平及著述,为今人解读《聊斋志异遗稿》“虞堂附记”提供新的启发。《墨梦斋诗文全集》所载冯喜赓与《聊斋志异遗稿》编纂及评点者段■、胡泉的交游诗文,以及首次发现的冯喜赓撰刘瀛珍祭文《祭刘十仙舫文》,不仅有助于段■、胡泉、刘瀛珍的生平研究,亦是反映《聊斋志异遗稿》编纂及刊行背景的重要史料。

“以意逆志”新探:作为诠释事件的“咸丘蒙问《北山》”

“以意逆志”,是孟子针对咸丘蒙曲解《北山》诗义的错误所提出的说诗方法。因为自身的儒家立场,咸丘蒙从《北山》一诗中获得了“文本义”“语境义”与“预期义”三重意义,这三重意义彼此矛盾,导致咸丘蒙对《北山》做出“断章取义”的理解。“以意逆志”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的特点,而《北山》又因其独特的文本结构呈现出多种可被解读的向度,孟子的解读只是其中的一种。“以意逆志”的“意”与“志”是儒家学说中“仁义”的体现,具有“心所同然”与“不忍之心”两个心理学前提。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具体表现为用伦理情感延伸出的亲亲之爱置换文本中表现出的怨愤之情。

帛书《易之义》键川、阴阳、刚柔、文武思想合论

帛书《易之义》通过对《周易》卦象的分析,探讨了键川、阴阳、刚柔、文武的意蕴,凸显了阴阳协调、刚柔相济、中和的思想。作者将这些思想的阐述,导入人生实践,这样便与《中庸》的庸常之道、道家贵柔主张具有相关性。其阴阳调和、刚柔有体而文武兼备的思想倾向,很能说明作者在人生领域的折衷态度和价值取向。

“以夷治夷”: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手段

"以夷治夷"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对土司地区进行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明清中央政府运用"以夷治夷"手段主要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考量两方面的因素。明清统治者"以夷治夷"的举措有三:一是剿抚并施,二是土流并治,三是众建寡力。"以夷治夷"的手段虽然是明清中央王朝统治集团利益与土司地区民族首领统治集团利益相互结合的产物和长期博弈的结果,能达到分化少数民族、维护中央王朝统治的目的,但是这种手段在国家治理土司地区的过程中发挥着维护祖国统一、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实践

先秦时期形成的服事制和“五方之民”思想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与实践的源头。尽管“华”与“夷”在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两大群体存在换位和涵盖范围变化的情况,但追求“大一统”“因俗而治”“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却是历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和治理体系的显著特点。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持续灿烂的深层次原因或许就深藏其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的主要内容。

“以意逆志”与文本阐释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以其“心性”论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不仅首创性地提出了理解活动中阐释者主体意识的问题,而且将理解规定为阐释者与诗人之间人伦心理的会通,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意义生成方式。这一命题在后世的经籍阐释特别是文学阐释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在多个层面上具有和当代文学解释学理论对话的可能性。

“以意逆志”在古代文论语境中的限度及相关问题——以考察古人为落实该法而预设之条件为中心

在古代文论语境中,＂以意逆志＂以正确诠释作者创作意图为目标。为有效落实该法,古人在诠释对象、诠释者两方面预设了诸多条件。但无论哪种都难以保证其普遍有效,也常令诠释者在思维方式上陷入独断,从而低估多元诠释的可行性与合理性。＂以意逆志＂与＂见仁见智＂存在实质差别。该说的实际意义主要是,在客观上为文本诠释提供有价值的角度与观点,推动古人对文学诠释伦理、诠释法则的探索,激活诠释者之生命体验与价值诉求。

“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罗杰·弗莱艺术批评与中国传统批评的相通性

英国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具有宽广的全球视野。他将批评视为基于生命体验的心灵对话,强调在深入了解艺术创作者的性情与时代背景的基础上,以批评家之情志领悟作家作品之情志,以揭示作品之意味。其艺术批评特性与中国传统批评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相通,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对中国艺术和欧洲艺术的批评中。弗莱艺术批评的价值在于,不仅将狄德罗的文学性艺术批评、罗斯金的道德性艺术评判和瓦特·佩特的印象式批评推进到审美批评层面,而且努力推进古今艺术与世界艺术的互鉴。剖析其批评特性与价值,有益于我们反思文艺批评的本质和方法。

论池田大作的天台观

池田大作认为,天台曾是一个心怀大志、坚决求道的哲学少年,一个坚持不懈、苦学佛理的青年求道者,更是一个建立最高法华哲学和实践哲理的佛法理论大师;天台是集过去一切佛教哲学之大成的哲人,他使佛法作为一种哲学的理论体系得以完成,并在其身上达到了顶峰。

杨孚《南裔异物志》的价值

东汉末年广东南海人杨孚所著《南裔异物志》详载汉代岭南社会风物风情及其开发利用,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学术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它创建史学新门类,成为粤人著作见诸史志著录的第一部;它是首部专记岭南风物的志书,为研究东汉岭南社会发展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它是广东诗文嚆矢之作,开南粤风雅之先,堪称岭南古史上的鸿篇巨制。

《汉书·艺文志》尊儒概说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由东汉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汉书·艺文志》将《易》置于群经之首,《六艺略》置于十志之首,又将"儒家"置于《诸子略》之首,可见班固对儒家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出他的尊儒思想。本文从《汉书·艺文志》的诞生背景、所列儒家著作的编排次序逐一分析其中的尊儒思想。

《子不语》的作者命名与时代选择

袁枚的《子不语》从袁氏自刻本到清末刊本均标名为《新齐谐》,但从民国至今却均以《子不语》为名。据袁枚序云因元人有同名之书而改,但文献资料至今无确切依据。据袁枚之诗推测,他或曾欲以《续夷坚志》名其书,晚年仓促刊行时因元好问有《续夷坚志》一书而再改为《新齐谐》。上举三种书名均袭用了古代神怪的典故,当与《聊斋志异》高珩序有关。事实上,"子不语"一名并未被袁枚完全摒弃,它在袁氏自刻本的版心中仍被保留着。而后世的接受重新为此书选择了"子不语"之名,是因为这个命名既新颖别致、辨识度高,也符合袁枚为文的风格;既以"语"为体制性后缀与此书文体相适应,也更能概括此书的主要特色。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应用中国大健康义治原理构建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

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真正的共同体"学说指导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用正确义利观贯穿并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大健康体结构,又以两体结构共存、共联、共通、共统、共汇、共守、共生、共有等纽结点为支点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矩阵结构。再应用义治原理对大健康治理普通结构进行义相关性转换以清除违义因素而得到符合义价值要求且经反证已达到义治目标的"纯义"大健康共同体矩阵结构。最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健康体、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本质特征要素(矩阵)代入"纯义"矩阵而得出各类大健康主体512个合作点位构成的对策矩阵。

孟子的话语理解观——“以意逆志”新解

本文认为,《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反映了孟子的话语理解观。其中“文”指文字,“辞”是话语,“志”是符合道德的思想意图。整句话的意思是不能因为文字的局限而妨碍对话语的理解,也不能因为话语的局限而妨碍对君子意志的理解。“以意逆志”中,“意”和“志”都具有道德含义,“以意逆志”作为一种话语理解方法,要求听话人以符合良心义理的思想认识去理解、揣度他人的语用行为,这是孟子的性善论和伦理学意义上的类推法则在话语理解方法上运用的必然结果。

论以意逆志对常州词派词学阐释学的影响

孟子"以意逆志"说对中国古典诗学阐释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辐射到词学阐释学领域,清代常州词派的词学阐释理论就是导源于这一阐释传统的。通过考察常州词派的词学阐释理论,发现自其创始人张惠言至谭献等人之间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们逐步完成了将"以意逆志"之"志"由"作者之意"向"读者之意"的转换,最后将阐释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了读者,给读者理解文本以充分的自由,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理论的发展。

《左传》“寡君之以为戮”歧解辨

《左传》“寡君之以为戮”的“之”和“以”,自王引之以来,语法学界对其词性、词义和结构关系有四种不同认识。其实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之以为戮,同以之为戮”——“把我作为杀戮对象”才是唯一正确的讲法。

晚清对韩政策的演变与教训

自 1 9世纪中叶到 2 0世纪初的半个多世纪中 ,中韩两国都面临反对日本及西方列强侵略、捍卫民族独立的伟大任务。长期以天国自居的清朝从自身安全和传统关系考虑 ,帮助韩国实行对外开放、“以夷制夷”、均势外交、谋求发展的政策。但由于当时清朝和韩国的腐败落后 ,这种政策没有收到预期效果。通过明治维新实力大增的日本积极推行侵略性的“大陆政策” ,给东亚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中韩两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经历了艰苦曲折的道路。历史证明 ,落后就要挨打 ,腐败必然亡国 ,实力与正义才是一个国家的立国和胜利之本。

新安医家江之兰生平考及其医学理论探析

江之兰,字含徵,号香雪斋主人,清代安徽省徽州府歙县人,约为清初顺治、康熙年间人。江氏生平在古今史志书目中多有载录,是歙县名医。江氏好读博洽,其医学造诣主要来自于“久病成医”,亦好交游,眼界开阔,思路通达。其生前著述颇丰,《医津一筏》为医学代表作,另有《文房约》《香雪斋乐事》《淡薄歌》《前鱼厉禁》《狼山率笔》等多部非医学著作。江氏医学理论可概括为5个方面:(1)善于发挥医经理论,长于医理研究,重视“反治”法,常有出奇制胜之治。(2)对失眠、失血、咳嗽、痰火等病症的病因病机有深刻认识,在多种病因病机中又能明辨标本虚实。(3)熟谙药性,在“方者,仿也”这一思想指导下,主张“中病即止”和“勿药为上”。(4)对疾病发病、病势与转归预后的病理过程均有独特见解,强调在临证中必须首先明确疾病的可治与不可治。(5)注重养生调摄,认为养生和却病一体,提倡甘肥之味要淡煮,蔬菜可加盐、豆豉以增其味。

帛书《易之义》对《周易》经文的阐述

帛书《易之义》对《周易》经文义理方面的阐发大致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论其性质、特征,一种是按照论乾坤两卦的模式下贯而来,突出文武调和的思想。《易之义》论易卦性质与特征的价值取向是中庸、中和,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和之至"与中庸和阴阳相济思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