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幽人”内涵变迁看苏轼黄州时期的贬谪心态

“幽人”语汇贯穿苏诗创作全过程,而在谪宦黄州时期,“幽人”实现内涵的粉碎、颠覆与重塑。苏轼《东坡易传》丰富了“幽人”的内涵,涵盖了“幽隐”“幽囚”和“幽愤”等义项。从初至黄州的“幽囚”情感,到求道的人生尝试中“幽隐”与“幽囚”心态的矛盾徘徊,促成“幽愤”心态的萌芽,从而彻底落于“幽愤之人”的自我体认,皆足以洞察苏轼演“易”所带来的痕迹,生动地展露其贬谪心态的复杂演变。从易学视角入手,为我们理解“幽人”的多重含义及其嬗变脉络指明方向,由此窥测苏轼贬谪黄州的心态,理解其贬谪心态由惊惧避祸转向自我疏解与自我观省,从而实现自身文化人格自立的内在成因。

《易经》:作为儒、道美学思想萌芽的卜筮观念

从“———”、“ --”二爻象征男女生殖器这一基本的表意单位出发 ,《易经》将世间的万事万物统统视为两种相反相成的原始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并用这种观点来揭示宇宙和人生的奥秘。这种卜筮思想不仅为以后的儒、道两家分别站在父系社会和母系社会不同的立场上进行哲学阐释奠定了基础 ,而且导致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

计算机体系结构设计原理的易经模型

易经是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它包含上古时期人们对自然宇宙和人生社会的思想认识、哲学理念和辩证法,代表了先民哲学地把握宇宙的思维成果.现代科学的许多重大发现和突破,如二进制、原子结构、生物遗传DNA等学科理论,都可以从八卦和六十四卦模型中发现与之对应的形态和哲学思维.计算机体系结构设计原理(PPCAD)应是易经这种形态和思维的一种自然现象和映射对象,利用八卦和六十四卦哲学思维和策略,提供PPCAD的思路和策略是本文的目标.本文依据PPCAD中的基本推演理念,提炼出4对基本对立统一推演关系,根据4对基本关系构造了新的易经八卦及六十四卦.同时,结合体系结构设计中的层次模型方法,指出了易经层次模型的特点及动态性.为了便于对PPCAD易经模型的理解,我们选择了10个新卦的例子加以说明和表达,同时也给出了一些PPCAD原则和策略的新观察.我们想指出,我们的新易经模型方法不但可用于计算机体系结构的设计,也可尝试用于其他复杂系统的设计原理.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对下一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先秦经典中“易”字释义研究——以《左传》《易经》为主要语料的考察

“易”字是先秦经典中的常用字,在《左传》中出现多达88次。传统上,把此字解释为“变化”“不易”“简易”“交易”等。根据认知语言学中多义词由核心本义引申的理论,以《左传》《易经》中的语料为依据,分析经典中包含“易”字的典型句,可以发现,“易”字的本义指“放手”,引申义为“放肆”“更换”“交换”“平易”“平整”等。由此可知,《论语》“丧,与其易也,宁戚”中的“易”指超越规格,《孟子》“易其田畴”中的“易”指“平整”,在《管子》“圣者乘易”中则指“放手”。

马融《春秋三传异同说》及相关问题探微

孔子著《春秋》,经学家为其作传甚多,亦为精湛,东汉通儒马融则另辟蹊径,立足于《左传》,著《春秋三传异同说》。《春秋》三传,鼎足而立,各有偏重,各有特色,马融善于发现问题,于三传之说之外,阐发自己不同观点,也使人们对《春秋》研究有了新的视角。

帛书《易传》天道观研究--兼论荀子与《易》的关系

“天道”是帛书《易传》重点讨论的主题之一,特征是自然化。《二三子问》篇言“与天道始”,《要》篇以日月星辰和阴阳言“天道”,皆与“天时”义近。《缪和》篇进一步说:“凡天之道,一阴一阳,一短一长,一晦一明”,此“天之道”作为宇宙运行的法则,表现为天体的周期运动和四季的推移转化,体现为由“阴阳”“日月”“四时”造成的日月周旋、晦明轮转和昼夜更替等现象。帛书《易传》从此自然天道观入手,为人类社会的穷达寻找天道层面的依据,人于天道、地道的和谐统一中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在孔门后学中,荀子对“天”的自然主义理解于儒学史上有突出贡献,其天论能够发展成熟,主要是吸收了《周易》的天道思想。

唐传奇《柳毅传》思想解读及其意义

《柳毅传》是唐传奇中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前人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品的语言、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等方面,而鲜有从思想的维度对其进行解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大多具有注重思想内涵与伦理教化的特点,《柳毅传》就蕴含了丰富的儒、释、道思想。这些不同的思想极大地拓展了《柳毅传》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增添了传奇作品的思想魅力,为《柳毅传》成为传奇名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古文尚书撰异》引书考论

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在训诂《尚书》时广征博引,或发扬优长,或探讨争议,或贬斥妄说,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与训诂学价值。经梳栉,其引书内容极为丰富,时间上统贯汉代至清代,既裒辑众家,又兼备经史子集。对《古文尚书撰异》所征引文献的整理,不仅反映出其为学之笃实,更可以进一步揭示其治《尚书》之学术倾向。

《伊川易传》中程颐的史学思想

史学思想是程颐易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易学思想是程颐史学思想的基础。程颐在解易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历史史实,范围涉及先秦至汉唐,打破前人“以经解经”的范畴。同时,他的“融经于史、经史互动”思想对浙东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历史认识方面,他认为盛衰变化处于循环之中,在此循环之中,人占据重要地位,而君子又处于独特地位,进而指出人君的作为对于历史盛衰的影响。在历史评价方面,程颐重名教,将道德仁义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准,同时重视长幼、父子、君臣尊卑之序,坚持“男女有常序”,宣扬女主得权的弊端。对于《伊川易传》中程颐史学思想的探讨本质上是对宋代经史关系的探究。

学《易》浅识

《易》在历史上是一部备受推崇,同时又有着广泛国际影响的著作。《易》分为"经"和"传"两部分,其中"经"又包含有"卦辞"和"爻辞","传"又分为"大传"和"小传"。每一部分都有不少神秘的和迷信的难解难读的问题,但同时又蕴涵有先哲们朴素的哲理智慧和辩证的思维方法。其成书已久,成书过程说法不一,难以考证;发展过程中,更是识随时迁。所以,在国学的学习中,学《易》一直是一个较难的问题。我们当今学者在对《易》进行研读与评价时,必须注意到《易》的这些特点,运用好历史的、唯物的和辩证的方法。

《晏子春秋》与《周易》经传

《晏子春秋》是一部记载春秋时期齐国名相晏婴生平和思想的先秦文献,它与《周易》经传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易经》作为当时知识阶层所倚重和推崇的文化经典,奠定了《晏子春秋》理论体系的基础;另一方面,《晏子春秋》的学术风格、政治理想、处世之道又给此后出现的《易传》以深刻启示。二者的这种互动关系,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易传》智勇思想在和谐中日关系中的价值

智勇,是《易传》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中日两国有着深刻影响的、带有共同性的道德规范。无论是如何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还是中日友好新局面的开创以及协调民间交往都离不开智勇品质。在中日关系发展中,弘扬智勇精神,对于推进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易传》智勇思想在当前中日关系调整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友邻修好,智以用言;省视自己,有错必改;勤学不辍,智广多利;直面过失,勇于纠错;勇于开拓,创造中日关系新境界;勇毅坚忍,触害立义。

续读马王堆帛书《衷》篇

承接前文,本文系对《衷》篇后半部分的解读,作者对这部分文字作了详细的辨析疏理,比照贯通今本《易传》及汉魏诸家之说,揭示出帛书《衷》篇丰富的易学内涵和学术价值。

《文心雕龙》论《易传》的文学性

《文心雕龙》对《易传》的文学价值进行了多方面论述。刘勰认为文学的本原是道,文学的作用是明道,他提出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这一重要命题,正是总结《易传》对《易经》的阐释所做出的概括。他认为《易传》释经不是简单的转述与琐碎的注解,而是精心创造并广泛使用了"丽辞",既多用对偶,又注重协韵,是文章的典范。他认为,《易传》在文章体裁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论、说、辞、序几种文体的产生,都与《易传》有着直接关系。他还论证了《易》象的意义,评价了《易传》的语言,分析了《易》的事象,既揭示了《易传》的文学贡献,也体现了作者的文学观念。

从颜氏之儒的思想特质看其与易学的关系

颜氏之儒是颜回及其弟子所形成的学术群体,颜氏之儒作为传道之儒,继承和拓展了孔子天道性命的形上智慧,以自强不息、奋进不已作为人生信条,追求用行舍藏、乐天知命的人生境界,向往没有战争,没有纷争的大同社会。从颜氏之儒特征来看,它与《系辞》、《大象》、《彖传》、《文言》有着内在的联系,《系辞》、《彖》、《象》、《文言》、《序卦》有可能是颜氏之儒的作品。

《程氏易传》的成书及流传考

《程氏易传》是程颐理学的代表作,而其成书以及后来的流传情况,学界一直没有一个清楚的考释,本文专就此问题作一研究。

论《易传》的和合思想

《易传》和合思想的核心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和合的最高境界是人与天地合德,是"天人合一"。其和合思想特征有四:一是主张阴阳尊卑有序的和合;二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和合的多样性并主张容纳多样性;三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和合的两端而主张追求中道,中道是阴阳和合的主要表现形式;四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的和合与不和合是并存的、互相转化的。认识和合,目的为追求人与天地合德;认识不和合,目的为居安思危,提高忧患意识。

《易传》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认识

天、地、人三才各有其道的思想乃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思想的共识,但只有《易传》对此作了深入而一贯的探讨,从而影响深远。在《易传》那里,天、地既有其体,又有其德。天之体为阴阳之气,地之体为刚柔之质。阴阳之气实质上是能量与信息所构成之"场",而刚柔之质则是气的能量密集化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天之德为乾,而地之德为坤。乾是健动不息的创生品格,而坤则是厚德载物的接纳性品格。天地各有其能,各具其德,但只有人能够会通天地之能、合和天地之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的智能能够代替天地,因为人总是有其自身的限制,但人的存在也同样不是天地的重复,而是以其不同于天地的品格,与天地并列为三。

“忠义”与明代书目著录《水浒传》的历史意义

明代书目著录章回小说《水浒传》时,或归于"野史""传记",或入"子杂"类,这与《水浒传》本名《京本忠义传》及其早期刊本系统题署含有"忠义"二字,有很大关系。在《水浒传》早期传播过程中,较早的一批谈论者是李开先之类的文坛名流,时人往往将《水浒传》比附于"史书",认为《水浒传》所记多有所本。这种以为《水浒传》是史书的看法并非仅是当时民间的意见,而含有一定程度的官方意志。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样,《水浒传》早期流传经历了社会上层向下层民间传播的过程。明代统治者从宣传"忠义"维护统治的需求出发,在都察院刊刻前曾对《水浒传》进行过"政审"。"忠义"思想成为《水浒传》早期传播过程中官方的主导意志,这就保证《水浒传》得以有效传播开来。

筮人“掌三易”及《周易》在先秦的传播

周代占筮《连山》、《归藏》、《周易》三易并用,但太卜、筮人、筮史之外的周人似更喜筮用《周易》．与此同时,周人大量语用《周易》,显示了《周易》在社会上超出卜筮职能范围的广泛传播、接受与应用．其传播方式除口耳相传外,已经出现书面传播,并伴有阐释文本,即《易》传,可见《易》学乃至《易》教的兴起．《周易》能够成为“六经”之一并传世至今,正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