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人为什么造土司的反:王权视角下对清末民国西南边疆的再认识

清末及民国年间川康藏区改土归流之际或之后,头人群体崛起并反对、挤压乃至取代土司是颇为常见的地方军事政治景观。受神性王权理论的启发,基于现有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及地方文史材料,本文指出土司是地方社会认知中的王,而头人则应归为百姓群体,二者属于“陌生人-王权”观念中的外来统治者与土著二元范畴。头人造反是土司制度消亡之际,边疆地区维持社会活力、寻求群体内部完整性和对外独特性的一种尝试。关于王权神圣化的讨论,本文指出土司权力受到多重限制,土司制度已经成为自上而下地容纳、调谐从王朝正统意识形态到边疆社会独特性的容器。这一重新理论化的努力,既回应王权理论中对王权危机约束机制不足的问题,也为理解边疆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治理提供历史洞见。

从边民到国民:彝族土司对彝族民众增强现代国民意识的历史贡献——以凉山彝族末代土司岭光电为个案

在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中,彝族没有以明确的国民身份出现在国家视野,而是作为“边民”散布于川康边地。文化隔阂与政治意识淡薄成为彝族民众增强现代国民意识的主要障碍。凉山彝族末代土司岭光电在彝区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其主要内容是传播先进文化、争取政治参与、促进社会发展,让彝族民众增强现代国民意识。文化上,岭光电创办边民小学,促进中华文化认同。政治上,岭光电积极争取彝人参政,增进政治认同。社会改良上,岭光电通过破除迷信、提倡医药,奖励植树、发展农业,培养匠人、扶持生产,禁毒戒酒、改革恶习,促进彝区发展进步。岭光电的思想意识与改革实践,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对现实国情的把握。岭光电通过把彝族的发展进步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框架的一系列改良实践,促进了彝区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

试论明嘉靖“两省会勘”对木氏土司东拓的影响

明代以来,随着丽江木氏土司势力的扩张而进入滇西北区域,并逐渐占领了永宁府和盐井卫的大部分地区,由此引发了连年的战争与纷争。1436年开始,明王朝对此进行了多次调解,但一直未对木氏土司的军事行动予以惩罚,原因在于历代木氏土司通过多年的“诚心报国”获得了明王朝的信任与支持,使明代木氏土司拥有了极大的自主政治权利并将其运用于社会秩序的维护。从明朝的角度来看,在土司统治地区,只有受到中央朝廷的支持才能行使土司权力,通过这种土司制度使地方与中央朝廷取得有机联系,地方土司正是利用了这种制度向周边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

土司体育文化理论体系构建研究

"土司体育文化"附属于"土司制度"而生,特指土司统治地区的体育形态,形成于元明清时期。在土司文化的研究基础上,将土司制度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整合,从体育学科的特殊角度对土司社会的体育现象进行全新的综合研究和解读,提出"土司体育文化"的新概念,并对土司体育文化的理论概念、内涵结构、外延形态、核心本质进行探析研究,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土司体育文化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向心的凝聚: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作为"边缘族群"与"华夏中心"良性互动的典型,容美土司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经验至今为后人赞赏与称道。容美土司国家认同本质上是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根基、身份认同是核心、政治认同是表征,三者表现出统一性与矛盾性的变化;在土司与王朝的良性互动中,容美土司实现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族群发展与文化繁荣,为国家稳定与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唐崖土司王城建筑石刻的造“形”与造“势”

唐崖土司王城,城址环境优美,建筑石刻工艺精湛,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研究意义。从实地考察入手,以环境艺术的眼光,用立体的观察方法,把土司王城的建筑石刻置于特定的时态和生态环境中,可以看到其造"形"和造"势"的表达方式及创作理念,具有一定的审美特征和文化意义。

鄂尔泰与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朱批奏折选件

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诸多有关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奏折档案,这些档案是研究清代土司制度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而当时担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被雍正赋予推行改土归流的重责大任,其奏折所述及雍正在奏折上的朱批谕旨,即形成鄂尔泰与雍正对改土归流推行过程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的宫中档奏折,不仅可以反映雍正与鄂尔泰的君臣关系,同时也呈现了鄂尔泰及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推行过程。

深化土司研究的几点思考

土司遗址申遗的成功,为土司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把土司研究推向深入,必须正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偏差和不足。有三个问题应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一是要重视制度层面的研究,因为没有对制度层面的研究,其他方面的研究往往难以深入;二是要规范使用土司制度中的基本概念;三是要纠正研究中的偏差,避免对土司制度的美化和泛化。

土司存废与国家统一（1944~1948）

1944年至1948年间,滇西土司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反对改土归流。前两次会议都有英国人参与,史称"高理会议"和"小陇川会议",滇西土司开会的目的是借助英国的力量以维护土司制度。民国政府避免了英国的干涉,将此问题作为中国内政处理,和平解决了这次边疆危机。1948年缅甸刚宣布独立,滇西土司又召开会议。民国政府立即展开调查并拟废除土司制度。8月,媒体披露了滇西土司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民国政府用政治手段解决了土司问题,以保留土司制度使土司服从政府管辖。这几次边疆危机的发生和解决,重新调整和规范了民国政府与土司之间的关系,维护了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

土流并存、政教纷争与权势转移:1938~1943年甘肃卓尼地区的政治生态

甘肃卓尼地区是位于甘肃西南部、甘川交界地带的一个藏文化区。自明初以后,中央政府在此推行土司制度,因俗而治,延续时间长达五百余年。1937年,第十九代卓尼杨土司被哗变部属杀害,国民政府趁机施行“改土设流”,由此卓尼政教体系开始走向崩解。代表传统政治势力的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代表新型国家权力的卓尼设治局与代表宗教权力的禅定寺各自为营,相互较量。设治局与禅定寺为划拨香火租粮进行反复商讨,保安司令部与禅定寺围绕寺权明争暗斗,保安司令部与设治局围绕禁烟问题不断角逐。在纷繁复杂的政教争斗中,权势转移明显,保安司令部的权力逐渐减弱,设治局的权力渐有增长,禅定寺的自主性有所加强,部落的独立性亦有凸显。这些权力纷争和权势转移不仅没有消解边疆地区“国家化”的趋势和进程,反而在博弈互动中推动了边疆社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武靖州的设立、迁址及其废置缘由考析

武靖州的设立、迁址和最终被裁撤的历史过程及政治经济背景,是明中期广西边疆地区局势变化,朝廷对华南地区的经营策略,以及官府和地方将领对狼兵的定位及使用策略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了明代国家军政秩序在华南地区推广和变化。

“以夷治夷”: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手段

"以夷治夷"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对土司地区进行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明清中央政府运用"以夷治夷"手段主要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考量两方面的因素。明清统治者"以夷治夷"的举措有三:一是剿抚并施,二是土流并治,三是众建寡力。"以夷治夷"的手段虽然是明清中央王朝统治集团利益与土司地区民族首领统治集团利益相互结合的产物和长期博弈的结果,能达到分化少数民族、维护中央王朝统治的目的,但是这种手段在国家治理土司地区的过程中发挥着维护祖国统一、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唐崖土司城宫殿区遗址复原初考

宫殿区是中国古代城池中核心的部分,是最重要的建筑类型。唐崖土司城宫殿区遗址是鄂西地区土司城宫殿区遗址的典型代表,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宫殿区原有的建筑风格既体现汉族官式建筑的特点,又融入了土家族特有的建筑形制。本文从整体平面格局、建筑单体形制特征等方面在现有的资料基础上对唐崖土司城宫殿区遗址进行了初步复原,为进一步还原其真实性提供参考依据,以期为研究土司时期建筑技术与艺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彝族《教育经典》浅论

《教育经典》是流传于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的一部木刻重要文献 ,是卷帙浩繁的彝文文献中为数不多涉及教育的经典著作 ,具有教材或教科书的作用。《教育经典》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刻印。前期刻印的以彝族人民喜闻乐见的谚语、格言的形式 ,论及了人的一生 (主要指土司 )从 1岁到 99岁每一阶段必须学会的社会知识和生活技能 ;后期刻印的以彝族传统五言句的形式 ,论及老百姓或奴隶要孝敬父母 ,不能反叛土司等维护奴隶制的内容。

文化人类学视角下水西彝族土司建筑的基因解读

物质空间的特征是一种由内在文化基因决定而呈现出来的显性性状,传统地域性建筑是特定时代和地区的产物,其营建活动在“文化基因”传递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因此,本文以文化人类学作为理论视角,借以“文化基因”的概念,以水西“土司建筑”这一地域性建筑为例,探讨物质空间背后的建筑文化动因,再抽取三个层面的文化基因进行隐含基因和显性性状之间的互推互证,为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建筑内部的文化基因提供一个参考范式,对于全面认识土司建筑这一传统地域性建筑以及对其的保护具有一定的作用。

关于秀山杨氏土司的几个问题

秀山杨氏土司为唐末诚州刺史杨再思之后。其民族成分为土家族。而同是杨再思后裔的杨姓族人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布依族、水族等民族成分,这无疑是与当地民族融合的结果。秀山杨氏族人的字派主要采用"再政通光昌胜秀"七字轮转,而其他地方杨姓族人则纷繁复杂。秀山杨氏土司治下的土兵在明代及清初,多次奉征参加各种军事活动,并为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作出过一定贡献。

论彝族土司治理权的近代变化

彝族土司存在了七百多年,是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少数民族土司。梳理近代彝族土司在彝区治理权的变化,结合奏折御批、凉山碑刻、清代凉山历史档案以及民间口述史料来研究彝族土司的的地方治理,更能客观地展示其治理权变化的影响因素,其中可见彝族土司职权的国家依赖性,权利变化受制于中央,并且始终与黑彝存在利益博弈,其社会治理权在国家统一与国家动乱时,有着极大的不同。国家政权稳定,彝族土司治理权稳定并得到加强;同样,当国家出现危机,土司权利也受到威胁。近代彝族土司权利变化正好与国家统一受到威胁时的权力的变化相对应。

关于四川凉山彝族土司几个问题的考证

文章对有关四川凉山彝族土司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凉山宜地土司所辖之上官、六革、瓜猓、纠米、阿多六磨、磨卡为呷、布布、西纠等土目治地位于今甘洛县境,元代中州(县)的治地当在今美姑县沙马马陀,威龙州长官司的设置时间为明洪武七年,黎州土司马氏为彝族后裔。

改土归流背景下他留人族群传说的话语建构

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彝族支系他留人旧时自称"他鲁苏",他称"他鲁人",近年来统一为"他留人"。"他鲁"与"他留"作为他留人的指称,先后出现于明、清地方志书中。关于他留人族源的传说围绕"他鲁"更名为"他留"的缘由形成了不同文本,无论是影响最大的与高土司相关的"铜佛像"传说,还是其他文本,作为一种象征资源,均为"流"与"土"、民间与官方所征用并建构。流官政权采取民间话语对土官进行"妖魔化"的表述;土官阶层则借助民间话语形式进行象征性资本的建构,体现出对汉文化的积极认同。

民国川西北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存废问题研究

民国川西北民族地区土司承袭仍是事实上的存在。对此,民国学界既否定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又主张改土不急,办理从宜。民国中央政府虽不允土司承袭,但地方政府多行实用主义,授土司区乡保长之职。整个民国时期川西北民族地区土司承袭政策呈现出不系统、不规范,无序化的现象。旧制废除了,但改革土制的正确途径却没有找到。土司仍为世官,土民仍为世民,各屯土各行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