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太常祭祀乐制建设中乐律的制度化——以《律吕正义》的生成为中心

清王朝建立以后,乐制建设在艰难中缓慢转型。康熙前期,太常祭祀乐制有所创制,如定太常寺乐舞生、定乐器,以及在理学阴阳思想观照下提出对乐律的再讨论。康熙后期,重考乐律,将理学阴阳思想作为康熙十四律的理论支撑,依据精密计算,用字谱、旋宫体现其实践性。《律吕正义》成书以后,康熙迅速将新律用于太常祭祀,并亲定全部雅乐。因此《律吕正义》的诞生标志着帝王意志对乐律的重塑,体现出帝王治世与文化思想的相互呼应,也是“乐律”这一科学性概念的制度化体现。

“藏羌彝走廊”民间音乐老艺人口述史的文化记忆构建及文化内涵析释

“藏羌彝走廊”民间音乐老艺人作为音乐文化的传承者,其口述史料有着极其珍贵的社会历史价值。将民间音乐老艺人口述史置于“文化记忆”理论的视域下,通过对民间音乐老艺人个人生活、从艺史、心灵史等自我表达的剖析,能够深入阐释其个人记忆中节庆仪式、音乐文本、文化场域三个要素构建文化记忆体系的内在机制和逻辑。民间音乐老艺人口述史中的“文化记忆”是“藏羌彝走廊”内群体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信仰体系、文化景观和音乐风格的再现,它引发了集体的价值认同和凝聚力,完成了历史记忆的持续保存。对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有助于“藏羌彝走廊”民间音乐的保护传承与交流创新,同时也丰富了音乐史学与口述史学的理论研究。

凉山彝族丧葬仪式的音乐构成及文化功能

凉山彝族的丧葬仪式有以乐成礼的典型特征。音乐是丧葬仪式的重要组成,丧葬仪式可以分为备丧、吊丧、出殡与安葬四个阶段,而音乐也有哭丧歌、起源歌、吊丧歌与出殡歌四种类型。根据逝者死亡情况的不同,丧葬仪式具备不同程序,而各类音乐也对应组合搭配呈现不同面相。在丧葬仪式中,毕摩诵唱的经文音乐称为“毕摩音乐”,其余音乐活动可以称为“卓卓音乐”,两类音乐各有其聚焦内容与表现形式,呈现繁复的社会文化功能。由此折射出凉山彝族社会结构、信仰体系及哲学思想的多重面向及其与中华丧葬文化相交的历史文化事实。

凉山彝族传统音乐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调查与优化路径

目前凉山彝族传统音乐文化产业类型主要有文化演艺、文化娱乐、文化融合、文化活动四类,演化出舞台艺术、影视、“彝族音乐+餐饮文化”、本土音乐节等典型产业形态。通过调查,呈现四类产业形态数量、分布和特点,为评估凉山彝族传统音乐产业化发展趋势和创新水平、识别不同产业形态发展存在的问题提供可用信息。在相关政策指引下,打造彝族舞台艺术品牌项目、推动彝族音乐影视产业横向拓展、主题化设计“彝族音乐+餐饮文化”体验馆、构筑“音乐节+”文化生态模式等路径能够优化现有产业形态结构,有助于创新性、可持续性发展。

天理与人欲:二程礼乐美学与道德实践

程朱理学“天理人欲”之辨历来备受争议。二程洛学与朱熹闽学并未将天理人欲完全对立,二者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截然对立的。二程认为理欲之辨就是公私群己之别,与天理相对的是私欲而非人欲。在这个解释框架下,二程理欲论被公私之辨取代,承认了人性自然情感欲望合理、合法,具有正当性,继而提出祛除恣肆的人欲,自然也就顺理成章。正基于此,二程推证情欲本善,善恶皆天理。由此,二程礼乐美学与道德实践从礼乐本体论、心性义理、道德修养三个方面展开,借此确立了身、心、性的礼乐修养论。

民歌素材运用于音乐创作的新思路——陈怡钢琴作品《猜调》的音乐分析

旅美作曲家陈怡创作的钢琴作品《猜调》,虽然依旧取材于民间歌曲,但是明显有别于以往同一素材的作品,它既非声乐歌曲的简单移植,也非单纯的创编曲,而是对民间音乐素材进行深入的吸收和消化,再结合运用新的作曲技法,充分体现了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中所追求的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完美结合。该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民间音乐素材运用于音乐创作的新思路,对于我国当代音乐创作有着深刻的启示。

唐代“四夷”、“边将”献乐考述

四夷和边将所献音乐在太常寺管理的音乐中所占比例很小,但亦是唐代太常寺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唐代的四夷献乐和边将献乐丰富了唐代的音乐,促进了中外音乐的交流和融合。本文对唐代的四夷献乐和边将献乐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考证。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仪仗乐队乐器考

本文以莫高窟第156窟主室南壁及东壁南侧下部所绘《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中的仪仗乐队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仪仗乐队的功能、乐器属性等方面的归类,考证了晚唐时期归义军节度使统军出行仪仗乐队的编制、乐器以及乐舞配置,重点分析了出行图中出现的各类乐器的沿革、形制、材料和演奏形式,并结合相关史料,对归义军时期的音乐机构进行了合理地推论,以期在上述诸方面得出一定的结论。

曾侯乙钟铭书法艺术及其与音乐艺术的关系

曾侯乙墓编钟及编磬等乐器铭文共计3755字,其内容无疑是十分珍贵的;而其书法艺术也独具特色,很有探讨的必要。本文尝试从铭文的解析入手,探究其书法艺术及其与音乐艺术的源流和共存关系。

康熙二十二年内务府“罪藩”女孩习乐考

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帝谕令从内务府管领下选取33名女孩,在掌仪司太监管理下学习乐器。依据《内务府奏销档》等满汉文史料,对选取女孩的标准,女孩的出身、来源,所习乐器种类,培养女孩习乐之目的等问题加以考察,进而探究清廷废止内务府女乐的时间问题。

孔颖达论诗、乐关系及其诗学史意义

诗、乐关系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根本问题,从汉儒的弃乐言诗,到宋代郑樵的以乐论诗,再到南宋以来的以诗统乐,这种转变离不开唐代孔颖达的先导之功。作为经学史上集中论述诗乐关系的第一人,孔颖达通过“诗乐相将”“诗为乐心”诸说化解了先秦季札观乐与汉儒以义说诗之间的矛盾,促进了汉代义理诗经学的流行,启发了宋代以来的诗乐话题,奠定了后世学者以诗统乐的诗学理路。后世学者既要顾及《诗经》的乐歌性质,又要防范一种彻底的“主声”之学危害“思无邪”的正旨,往往就要通过反思郑樵的声歌诗经学从而回到孔颖达的诗乐学说。

贵州盘县彝族古歌的音乐形态探析

盘县彝族文化古老而深厚,盘县彝族古歌朴实而丰富,有着浓郁的地域民族特色。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充分认识到当地的民俗风情置于盘县彝族古歌的亲缘关系和语境意义,在此基础上,对盘县彝族古歌的音调结构、旋律形态、节奏节拍、歌词形态、演绎方式等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期以阐释盘县彝族古歌的音乐形态特征及其规律。

彝族音乐素材在琵琶乐曲中的运用探析(上)——以《彝族舞曲》为例

运用地方、民族素材的琵琶作品在浩瀚如海的琵琶乐曲库中独树一帜。这些用少数民族音乐语言创作的琵琶乐曲,丰富了中国琵琶音乐的艺术天地,拓宽了琵琶音乐作品的创作视野,是中国琵琶音乐民族化、民族多样性的生动写照。主要以琵琶曲《彝族舞曲》为个案,从创作背景、素材来源、结构与旋律发展手法、节奏节拍以及演奏技法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归纳,试图描述、总结出运用彝族音乐素材创作的琵琶乐曲的基本特征。

礼乐革新:从特权礼乐向庶民必需品的转化——《论语·八佾篇》的法典化解读

传统的认识是孔子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主张"克己复礼",使社会能够君臣有别,长幼有序。但依《论语》中仁学的体系化解读,并无此义,仁学的礼乐是在周礼基础上的礼乐改革,从奢易到俭敬,从原先的注重祭祀、仪式、身份转变为与人的成长的日常生活细节密切相关,从贵族的奢侈品到庶民不可须臾离也的必需品。正是礼乐的革新,使其能够成为仁学传承的载体,成为中华传统生生不息的基础。

民族民间歌乐舞的现代变异——以云南省绿春县为例

云南省民族民间音乐非常丰富,但近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交通的发达,原先封闭的地方开始向城市学习,大量的流行文化与音乐进入后冲击当地的民族民间音乐并与之混杂。云南绿春县民间歌乐舞就存在这种“同化与流行、失传与变异”的演变轨迹。

论朱载堉的乐学与易学

明代杰出的乐律学家朱载堉,精研律历之学,苦心孤诣,创造了"新法密律",乃中国古代音乐史上辉煌成就之一。在代表性著作《律吕精义》中,朱氏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不盲从空疏荒诞之论,力寻确凿精切之征。然而,朱氏也曾依傍《周易》经典,在《易》学哲理、象数模式等方面,援经立论,或阐发义理,或论证律例,涉及到《易》理与乐理、《易》理与乐谱、《易》理与乐器等内容。本文以《律吕精义》为主要资料,论述朱载堉的律学思想与易学的联系。

先齐乐舞蠡测

世上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一般都有其承继性与融合性特点。作为齐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齐国乐舞当然也不例外,它也是在齐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承继了东夷乐舞的成就,融合了尧、舜、禹三代之乐而形成的。东夷族是个喜歌好舞的民族,他们的歌舞活动,不仅造就了众多乐歌和乐舞,而且催生出了众多乐器,同时还出现了乐教、乐论和礼乐。为此作出重要贡献的有太3伏羲氏、少3金天氏、葛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大舜有虞氏、东莱部落和夷夏部族联盟,就是他们为齐国乐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少数民族地区音乐课程的“本土”资源开发——以四川藏、羌、彝为例

我国四川地区是个多民族的地方,拥有丰富的独具特色的民歌、舞蹈、戏剧、器乐等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资源,但这些文化资源有不少的已经面临传承危机。要很好地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很好的办法是把它们引入学校教育。然而,我国民族地区的音乐课程资源开发却处于意识淡薄、能力匮乏、缺乏地方民族特色的尴尬境地。因此,音乐课程要有效地进行"本土"资源开发道路,提高民族地区音乐教师的水平,创建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音乐课程,才能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四川少数民族音乐文化。

区域音乐研究实践——再论民族音乐学在“藏彝走廊”学说中的探索

近年来,区域文化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藏彝走廊"研究就是一个成功案例,一些研究已取得相应成果,但针对"藏彝走廊"地区信仰民俗与音乐的内在关系之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该文意图从"藏彝走廊"这一特定历史文化区域予以整体考量,全面关照信仰民俗与音乐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民族音乐学视域来揭示特定历史文化区域中的音乐现象。

凉山彝族民歌的表现形式及调式特征

凉山彝族民歌是在金沙江流域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与彝族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金沙江文化中的文化因子有关,是彝族人豪迈硬朗性格的艺术化反映。凉山各地彝族民歌既有区域差异,也有相似的艺术形式与表演特征,其歌词内容丰富,与日常语言之间具有明显的共通性,且调式转换和调式结构也具有鲜明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