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翼的题画诗

赵翼是可与袁枚媲美的性灵派诗人,也是清中期的一代才人。他“才擅诗书画,心参形影神”,早年在京城任编修时,就曾自作小照《鸥北耘菘图》,显示出深厚的书画艺术功底。除《论诗》诗外,他还创作了大量带品鉴评论性质的题画诗,其“我我周旋共影非”之论,对佳山水、真山水的换位言说以及“天工人巧日争新”主张,渗透着性灵诗学重情感、显个性和求创新的精神。赵翼的题画诗不拘格套,在写照传神的品评与江山胜景的礼赞中,出入“奇与正”“真与幻”“庄与徘”之间,充分展示才人的性情、才艺和品格,彰显天工人巧日争先的文艺创新思想。

康熙“御定”《全金诗》的原因探析

继查慎行《历代分类题画诗》与徐倬《全唐诗录》后,郭元■增补《中州集》而成的《全金诗》也被康熙纳入御定诗总集系列之中。郭元■进呈的《全金诗》能够获得康熙“御定”,一方面得益于以《中州集》为基础辑成的金诗总集自具优势,既能弥补金诗文献缺少系统整理之不足,又能契合清初的诗学潮流以及康熙的诗学主张;另一方面,康熙能够通过《御定全金诗》肯定金朝的文治功绩,修正自南宋以来评价少数民族统治“无文”的论说,消解汉人“华夷有别”观念下的文化优越感,表明少数民族统治的清王朝有资格施行文化统治、实现文治盛世的态度。

“了解之同情”之后:赵翼《瓯北诗话》论杜甫内容辨析

赵翼《瓯北诗话》卷二论杜诗的内容历来受到学界高度评价,然其中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在辨析杜诗系年时,赵翼在文献上未能充分把握“王洙本”和《钱注杜诗》的渊源,其推理逻辑亦有破绽,存在未通会杜诗便作结论的嫌疑;在对杜诗的具体分析中又受到“诗史”和“无一字无来处”论的束缚。古人论杜的诸多方式与结论对今人影响甚巨。在“了解之同情”之后明了古人的疏失,不仅可以更深刻领会古代杜诗学的面貌,也能纠正杜甫研究中常见的“是古”现象,使今人更加警醒,推动杜诗学深入发展。

宫体诗与萧纲的“文学放荡论”

作为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和类型,宫体诗从产生至消亡,至少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宫体诗学则延绵数世纪,其内涵伴随中国诗学的发展已成为其中不可缺或的审美要素。它的产生、发展、繁荣,绝对有理论的支撑和思想的指导。但现在的宫体诗理论,似乎只是一些任人掇拾的书信和理论的碎片,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作者以萧纲的"文学放荡论"为核心,结合萧绎和其他宫体诗人的序跋、书信、言论,从整体上考察萧纲的宫体诗学理论,包括诗歌的发生论、本质论、创作论、功能论和新变论。考察宫体诗创作和"文学放荡论"之间的互动关系。把"立身"与"文章",把身边真实的世界和文学幻想的世界截然分开的"文学放荡论",既是宫体诗审美意识新变的产物,反过来又指导创作,促进审美意识的新变,在中国古代诗学上,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

彝文文献长诗中的“韵律”

彝族诗歌的音律,从原文看与汉语诗歌相比有根本的不同,其基本形式是押包括韵母、声母、声调在内的音节。彝文文献长诗的音律,也是押的音节,是对一般诗歌押音节模式的灵活运用。在一个长诗文本中,交替着押不同的音节,且有时为行行押,有时为隔行押,有时为段尾押,有时为句首押,有时为句中押,使作品在音律上呈现出起伏变化的动态美。

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主旨新解——以《周易·井卦》为坐标

诗歌中用以起兴之物或事不仅可引出他物或事,而且还有讽喻、象征的意义,对我们理解诗歌内容的构建、主旨的表达和情感的抒发起到恰如坐标一样的导向与辐射作用。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诗实际是用《周易.井卦》来起兴的。他将"讽喻王不明,贤人修己全洁而不见用,怀才不遇,而心中恻怆"这一主旨,通过该诗的"爱情悲剧",导向和辐射到当时的政治现实。他极有可能是通过该诗来讽喻皇帝,反映其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并对因革新而遭打击的官员表示深深的同情。

赵翼自题画像诗与乾嘉学人风尚之变

赵翼的五首自题画像诗可以看作是其浓缩版自传及自我评价。在这些自题画像诗中,赵翼先后以求名才子形象、富贵魁星形象、立言不朽形象示人。这些形象的依次更替,反映了赵翼人生目标的不断调整与实现过程。这种人生目标的主动调整,促进了仕退而学进的风气,显示出乾嘉时代学人风尚的改变,具有明确的典范意义。在明清诗文题像热潮中,赵翼提出了形神兼备的写真理论。这种清醒的理论认知,既表明了赵翼对绘像的审美趣味,又说明了赵翼对画像作为自我认知媒介的高度重视。自我意识的高扬,亦成为乾嘉学人面对时代环境作出人生道路抉择的重要动因。

《毛诗正义》“诗缘政”的历史语境及其理论内涵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提出"诗缘政"的诗学命题,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在中国诗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理论价值,启蒙有唐一代的诗学和诗歌创作。但长期以来却被研究者们所忽略。通过考察其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孔颖达时代的诗学现状来探究其理论内涵,彰显其理论价值和意义。

明代的台阁雅集与怡老诗社

台阁体、台阁雅集与文人结社有着互动的关系。一方面,馆阁之臣把文人结社的风气带入禁林,促进了宫廷中宴游雅会活动的兴起和台阁体的形成;另一方面,台阁体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文人结社的兴盛,比如怡老诗社的兴起,与台阁体的盛行密切相关──怡老唱和带有明显的台阁气息,这实际上反映了台阁体影响的深广,也说明明代文坛在台阁雅集盛行时期存在庙堂与山林一体化的趋势。

《题红楼梦》写作抄寄时间及序中“先人”歧义论析

明义生于乾隆十年。明义《题红楼梦》七绝20首的写作时间,在乾隆二十五年。袁枚误解了明义《题红楼梦》序中“先人”之义,误以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明义誊抄《题红楼梦》寄给袁枚的时间,在乾隆三十一年。“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是明义与尹似村讨论的结论。

赵翼论韩愈

赵翼是性灵派的代表人物,他较为全面地评论了韩愈的诗歌,博采前人评论的合理之处,扬弃不合理之处,从而提出自己的看法。赵翼所具有的辩证法思想、发展创新的文学史观,使他成为古代韩愈研究的集大成者。

李德懋诗歌与中国文学关系探析

朝鲜李朝文人李德懋对中国文学采取了一种全方位、多元接受的态度,即,他接受中国诗人诗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大量收集与评价清代诗人的诗作,而且还体现在创作出具有相同或相似思想倾向、诗体特征、诗语、诗题的诗作。在此基础上,他积极创作了真实反映朝鲜农村岁时风俗、农村情景、民谣与方言的诗篇。李德懋的诗作传播到中国后,李调元、潘庭筠给予其诗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很高的评价,同时,全面归结出了李德懋诗作的艺术特征。

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

题咏派是以韵文形式对《红楼梦》进行聚焦透视的一个早期流派,限于篇幅,很多作品自然难以对《红楼梦》评价面面俱到,然而却能紧紧扣住原著艺术形象去纵笔抒怀,其视野的相对开阔,确也多元地拓展了《红楼梦》的诠释维度;但迄今为止,红学史家们对这一派研究的却最为薄弱。本文从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楼梦》作者、版本、佚稿等方面红学文献的辨析这一角度进行了探讨。

“以史证易”与杨万里诗歌意象选择

与宋诗以人文意象为主的特点不同,杨万里的诗歌以自然意象为主,此一特征与杨万里的哲学思想具有一致性。杨万里是"气本论"的思想家,不同于程颐、朱熹的"理先气后",他主张"道措于物",其易学方法最大的特点是"以史证易"。杨万里的思想具有重视特殊、具体、现实的一面。杨万里的诗歌自然意象远大于人文意象,特称意象远远多于泛称意象,与杨万里的思想趋向一致。

戴良考论——元代遗民系列研究之一

前人往往推重戴良不事两朝的气节 ,其文名反为之所掩。作为元代著名遗民诗人、散文家 ,戴良的文学创作在元末文坛占有重要地位 ,并对明代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 ,诸家史籍对戴良一些重要行实的记载 ,时有失实或歧异之处 ,有必要加以考证辨析。在此基础上 ,对其文学创作和主张作综合考察 。

彝族民间歌谣及其歌诗传统

彝族歌谣习俗最有效的养成机制,在于彝族民间普遍存在的歌诗传统。彝族民间各种大小仪式歌诗活动,滋养了其经籍诗歌文化。口头歌谣和书写诗歌,二者有效互动,孕育了彝族民间歌诗传统,促进了其诗歌的兴盛和蓬勃。彝族民间歌谣、诗化经唱、毕摩诗教以及诗论,四位一体地建构了彝族诗学体系。

《聊斋》意境:诗歌意境的拓展与升华

蒲松龄的文学理想,是用小说这种文体,营造出一种堪与诗歌媲美的艺术意境。除了由诗歌脱化而来的作品,以及依靠诗歌来带动情节发展的篇章,《聊斋志异》还通过假象世界的诗意宣写,成功地完成了对诗歌意境的拓展与超越。

赵翼论杜诗

赵翼对杜甫推崇有加,这与其诗学观点分不开的,赵翼认为,杜诗之"神功"在于创新,即在于"创前未有"。这是杜诗特质之所在,也是杜诗"传后无穷"、千古流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赵翼论杜诗常在比较中见特色。

从元稹、白居易艳诗看中唐诗歌的写实倾向

通过文献考证并结合诗文作品,分析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诗集中的大量艳诗,意在探索文学创作与作家生活、审美观念、时代风气等方面的关系,研究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并作为当今文学之借鉴。分析认为,元稹、白居易的艳诗或铺陈情爱细节,或对歌妓戏谑调笑,或表现悲欢离合的艳情感受,多与其艳情及狎妓经历相关。这反映出中唐诗歌强烈的主体化倾向和写实色彩,同时这种主体化倾向、写实色彩与其诗歌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耕耘在交叉小径的中国新诗园——曾思艺教授叙事诗、诗剧初论

曾思艺叙事诗和诗剧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出色的艺术表现力,是中国新诗创作的重要收获。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叙事性与抒情性的完美结合,民间文学色彩浓郁,还鲜明地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学者型诗人所特有的学术背景与写作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