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同“道”:元代儒士的大一统观

元代儒士在传统“华夷”的问题上,以宋儒道统观念为基础,重塑了华夷各族多元而同“道”的大一统观。一方面,他们吸收“中州之道”与程朱“道学”理论,以“道统文脉无南北”“华夷千载亦皆人”,论证了儒家的仁爱生民之“道”,可以超越地域、种族、国别,圣王之“道”的理想社会可以成为各族共同的追求,使各族群达成文化共识;另一方面,提倡“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要求君王统一天下的取之有道和王朝治理的治之以道,使“大一统”的政教秩序立足于“王道天下”的太平愿景。华夷同“道”的大一统观推动了元王朝统一多民族政治文化共同观念的形成,使元王朝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末大定府彝族进士安永松会试硃卷的文献价值研究

新见的安永松会试硃卷刊载、透露的信息非常丰富,可以填补、订正彝族进士安永松生卒年、名号、身份、功名、亲族、师承、乡试名次以及作品研究价值,对我们编撰安永松年谱,理解其仕途选择、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论清代云南彝族学者高奣映的诗歌创作

高奣映诗歌题材广泛,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抒发忠君爱国的情怀;对统治者穷兵黩武行径进行批判;抒发热爱家乡本土的情怀,赞美云南壮丽的风光;抒发高尚的情操,赞颂有功于云南开发的有功之臣。其诗歌不刻意雕琢,而是“山鸟鸣春,谷虫应候”,随口而出。然而高奣映又是一位学者,其诗歌又充盈着思辨的色彩,有的诗句中往往杂夹着历史、文化、哲学等专业名词,而显得不够通俗。

论汉代易学家对文献学发展的贡献

《周易》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占筮用书,其《易传》是一部充满丰富哲理的古代哲学著作。汉代易学家在对《周易》的诠释中,形成了汉代的易学文献体系,对文献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该文就汉代易学文献的发展及刘向父子、班固、郑玄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略作阐述。

晚明政治生态与士大夫仕宦生涯--以万衣为例

迄今有关明代士大夫的研究,集中于一些最著名的士大夫身上,而人数众多的一般士大夫参与国家治理的行为与实践,及其所处政治生态环境与仕宦生涯,往往不在研究视线之内。本文着意于视线下移,对明代江西九江士大夫万衣的仕宦生涯进行考察。万衣为官20年,官至河南左布政使,足迹遍历滇闽楚豫,心系百姓,抵御倭寇,廉洁奉公,政绩显著。本文聚焦当时的人际关系网络和政治生态环境,追寻万衣的官场事迹,探索其罢官真相,为有关嘉隆之际政治生态和晚明官场的复杂性的研究提出新的细节情况。

仪式的缺失与重构:双柏彝族祭山神的人类学考察

彝族曾盛行山神崇拜,祭山神是彝族民间最隆重、最庄严的祭祀仪式之一。20世纪60至70年代,祭山神仪式被强行禁止,20世纪80年代后,在一些彝族民间文化精英和学者的推动下,简单的祭祀仪式逐渐复兴。2011年3月6日(农历二月初二),云南双柏县他宜龙村彝族祭山神仪式是在当地文化精英的倡导,"草根"力量的响应和推动,专家学者的参与和支持,当地政府默许的一次较大祭祀仪式的复兴和重构。但群体性的祭山神仪式能否走下去,每个环节都要发挥各自的作用,缺一不可。

论《新五代史》的“廉耻”观

《新五代史》阐释了五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即"廉耻"的缺失,其"廉耻"观是以耻为核心的,这一价值观体现了深厚的儒学背景,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政治意义,是个人、政治和国家存在的软基础。对"廉耻"观的易理推求,进一步从易理的两分性、统一性和变易性来认识"廉耻"观在《新五代史》的体现,这决定了《新五代史》的体例和史论,并体现了宋代经史合流的学术特征;《新五代史》的"廉耻"观反映了历史著述的"当世"价值和著者的"心术",欧阳修认为,五代士人无"廉耻",轻节义,这有助于以儒立国的宋代士人精神气质的形成,对于宋代斯文之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儒商——蒲松龄的人生理想

《聊斋志异》中有形形色色的商人 ,其中文学士出身的商人 ,即儒商的形象是最引人注目的。他们容貌娇好 ,风流儒雅 ;注重情义 ,品德善良。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 ,充满了浪漫色彩。

生命之征:清初遗民游历的思想意义——以易堂诸子为中心的考察

游历是清初遗民在著述、讲学之外的另一项苦心经营的重要"事业"。行为即思想之体现,游历行为本身寄寓着此际士人对生存意义的拷问与探求,因此具有着繁复的思想意蕴。清初江右著名文人群体易堂九子在这方面即具有典范意义。交友造士、广己造大以及遗民意气之发抒等均是此际遗民们热衷于游历的原因,也正是他们"经世"思想的集中体现,对于深入解读遗民心态及其学术与文学思想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周易·乾卦》阐释中看儒家精英管理思想

自儒家学者赋予《周易》卦爻义理以来,他们所针对的核心便是有一定物质基础、道德基础、社会身份的精英群体——君子。儒家借乾卦对君子处处规范,渗透出浓厚的精英管理思想,并且构建出一套可行的策略。即,君子做到有节制的"自强不息"、有反思的"功成身退",自强与自治兼备,才能最终实现个人与整个社会的成功。以今来观,儒家精英管理主要致力于两个方面,即规范性精神文明和自控性精神文明。其本质不在于辖制,而是让君子在不妨害他人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从而享受更大的上升空间与自由度。

展开人文学之“返本创造论”——杨义教授治学答问

一、还原诸子的五条脉络;二、蕴藏在文献功夫和田野调查中的文化哲学;三、"文学地图"的学术史意义;四、"创造与建设并重"的人文学;五、民族能力应该与时俱进。

一部尘封已久的“魁阁”学术著作——李有义先生《汉夷杂区经济》评介

李有义先生的《汉夷杂区经济》是一本研究中国农村社区经济方面的著作,是首批见之于学术界的"魁阁"重要研究成果之一,也是抗战期间云南社会学、民族学研究中的重要论著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该书一直未曾正式刊印,于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便慢慢湮没在了尘埃之中,而被后来的学术界所鲜知。如今,随着此书的整理重排,必将使它已尘封50余年的学术价值重新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并将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发展史尤其是对"魁阁"的研究起到丰富和补充的作用。

朱衣、单衣及袴褶之意味

从形制上讲,朱衣是单衣的一种,即朱红色的单衣。魏晋南北朝时期,单衣通常为士大夫所着,但上至皇族下至基层官员和普通士子,也往往以单衣为常服和礼服。单衣逐渐演变为士人身份、地位和文化品位的一种象征。朱衣通常是在中央机构任职官员的礼服,下至部门小吏上至皇帝身边的重臣侍中与散骑常侍,多以朱衣为官服。至于袴褶,则为上衣下裤之制,汉魏以降多为武人、侍从和普通劳动者所服。在六朝文化语境中,朱衣与单衣并称,主要指官阶差异。而单衣和袴褶并称,则不仅指士大夫与武人的区别,同时还意味着文化与粗鄙的差异。

诸葛天申、宗姬原型人物考论——兼论《儒林外史》中次要人物的叙事意义

诸葛天申和宗姬是《儒林外史》下半部出现的两个士人,通过考证可知,这两个士人都有其原型人物。诸葛天申的原型是江宁府溧水县的名士司徒宜,宗姬的原型则是江宁府上元县的著名士人周榘。司徒宜和周榘都是吴敬梓的好友,吴敬梓以这两位友朋为原型,通过对于他们人物特性的或取或舍,塑造了诸葛天申和宗姬这两个意味深长的小说形象。在原型人物考论的基础上,对于诸葛天申、宗姬等次要人物的塑造方式、结构功能等也能有一个更为清晰的审视。同时还可看到,诸葛天申、宗姬等次要人物都具有"简笔深意"的特性,在他们身上体现着科举对于士人无所不在且无比强大的影响力,而这些人物也成了更为普通却又更为典型的儒林代表。

《史记》对士之弘毅精神的继承和阐扬

弘毅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一项光荣的传统。《史记》中凡有着崇高人格、不朽功业的人物形象,无一不具备这一精神特点。"士不可不弘毅"最重要的凭藉是士之知识和技能,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将士之具体固定的职事责任,上升到精神领域,坚持信念、情操,充当社会理想典型。

名士与名医——鲍桂星与程文囿交游考论

鲍桂星与程文囿皆为徽州歙县人,鲍桂星因病求诊于程文囿成为二人相识相交的契机,并因此深情厚谊,持续终生。二人的交游超越了医患关系,可视为“士人与医者”交游的范例。以《杏轩医案》《觉生诗钞》为基本文献,爬梳鲍桂星与程文囿的交游,可以从微观视角探察清代中期徽州地区儒学与医学深层次的交融与契合,对于“士人与医者”“儒与医”论题的深入研究或有助益,也为乾嘉时代及徽州地域的文化场域刻画了研究典型。

贾谊所见书蠡测

西汉初年贾谊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历史发展证明其中很多是非常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贾谊的这些思想和主张,有着怎样的学术来源。具体来说,当时贾谊所看到的都有哪些重要的著作?根据贾谊的学术背景、其作品的征引以及新近出土的文献,可以推论贾谊所见典籍的概况,为我们深入探讨其思想来源提供了基本的资料线索。

从《赵翼诗编年全集》看乾嘉士风与诗风

从《赵翼诗编年全集》这个窗口,可以看出乾嘉时期诗歌创作的祈向以及诗学宗趣及其转变。通过诗风可以透视士风的变化,由士风又可管窥世风。反之亦然,乾嘉时期特殊的世风影响着士风的演变,而士风的转变直接影响着诗风的发展。

“义利之辩”对后世作家价值观及人格塑造的影响

"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辩题,从先秦诸子到现当代的文化价值取向,都关涉到这一命题。先秦诸子对于义利之辩,各家虽表述不同,但实际上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阐释了义利关系,也不同程度地对后世文人产生影响,尤其是儒家的"舍利取义"的思想对于后世文人的人格树造和道德挺立有极大的影响,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境界,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民族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古代的散文、诗歌、戏剧和小说,以文学的形式表述了丰富的义利取舍的观念和思想。义利之辩不仅影响中国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中国古代文论认为,文学是超功利的,只有去除名利之念,才能写出好诗文。

从日本学者对“中国”一词诠释的嬗变探索日本的“自我定位”

日本人的国民性所体现出的“缘人”特征与武士道精神,对上下位序非常敏感;自我定位对日本人十分重要,因为上下位序是通过自我定位而决定的。传统华夷秩序所体现的位序,乃中国在上,日本在下。日本的儒学者对传统“中国”一词所预设的华夷之辨与东亚政治秩序,不管是在“文化认同”或“政治认同”上,均难以接受。通过不断地对“中国”一词提出臆想性的解释,日本的儒学者缓解了“文化自我”与“政治自我”割裂所造成的自我定位困境,并让中国经典得以适应于日本的整体文化(自信)之中。日本的国学者排斥儒释文化,认为必须立足于日本的价值之上,才能够认识到中国的“道”误在何处。日本学者对“中国”一词诠释的嬗变,对日本人的自我定位与国际关系,均带来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