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派中医韩懋脉学思想探要

川派中医韩懋,由儒入医,医名盛于一时。所著《韩氏医通》在四诊中尤重脉诊,继承《内经》《难经》寸口脉诊、分定脏腑和五脏平脉思想,形成一套完整的指法,并进一步详述五脏平脉及其诊断意义。韩懋以右尺切诊命门之火,认为三焦为其流行通道,元气为其表现形式,命门之火为“呼吸之根,性命之蒂”。对于各家脉学思想,韩懋提出自身理论见解,批判继承、补充发展。除此之外,韩懋提出绢上习脉,为后代学习者提供脉学学习范式。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总结韩懋脉学思想,为中医临床提供脉诊思路。

简论惠栋标帜“汉学”的易学特色

论文分"崇尚汉易家法"、"融通汉易师法"、"批评图书易学"种"学术价值与思想意义"四部分,论述了乾嘉著名易学大师惠栋的易学研究。论文指出:一、惠栋研究《周易》,重视汉易的家法,融通汉易师法,提倡复归汉代的象数易学,体现了他对传统易学的继承与超越;二、作为经学大师,惠栋企图借鉴汉代象数易学理论来指导易学研究,既是他诠释易学当代价值的认真尝试,也是他以独特的方式延续了象数易学的生命;三、惠栋梳理汉易各家源流、勾勒其象数学特点,祛除宋儒图书易学中的臆说的流弊,成为清代易学研究的一个成功典范,具有转变当时学风与确立十八世纪经学研究方向的意义。

论晚清俞樾对于汉易的整合与阐发

俞樾沿袭乾嘉易学之学风,从象数和训诂两个层面对汉易做了深入的探索。就象数而言,整合了荀爽、虞翻升降说和旁通说,提出了穷通变化说;通过解构汉易卦变说,提出了"非反对则旁通"的刚柔相易说与"八纯卦和八交卦"的变卦说;发现汉代卦气说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辨析和修正;秉承了汉易的思路,以象解《易》,贯通经文。就训诂而言,他以"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为解经要旨,将文字训诂运用于解《易》之中,提出不同于前人的解释。俞氏易学迎合了晚清经学汉宋兼采的特点,折中汉宋象数之学,重建以训诂兼象数的汉代易学。俞樾成为乾嘉以后汉易研究最有成就的易学家,对于后世汉易传承和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汉易卦气学的理论原理

汉易卦气学中阴阳二气消长运行的原理保留了先秦《易传》和《礼记.月令》中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同时也发展了《月令》中的阴阳灾异思想;天人感应的原理是源自《洪范》“五事”“五征”思想,而于战国后期以来被加以充分发挥并在技术上加以细化的天人感应论;五行生克原理是用来说明造成某种灾异的具体原因的,对卦气占筮体系的建立有重要作用;由五行生克理论派生的五行运数理论,主要被用于讲王朝兴衰更替问题,阴阳二气消长运行的理论对于气论哲学的发展还是有积极影响的。天人感应理论有为人道正义寻求支撑的意义,但卦气学繁复的技术细节冲淡了这种意义,而用五行运数理论解释世运兴衰朝代更替,在本质上与天人感应学说是有矛盾的。

政统与道统之间: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政治基础与道德基础

《汉志》等书目最初是受彼时朝廷旨意"典校祕书"且"因校书而叙目录"的结果,期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在政教意图的指导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传统书目体现政教意图的主要书写范式,从而规定目录学者的职责。不同时期的目录学编纂者藉此不断调整,以使所编书目成为沟通统治阶级的政教意图与学术思想之间的重要媒介,为该时期的政权统治服务。而人伦道德、"风俗人心"作为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道德基础,又建构了以政教意图为主导的体系所需要的践行机制,使目录学著述能够承担起满足"时君世主"的需求与引导"风俗人心"的政治责任。

大小传统之间:两汉魏晋之际的谶纬之学

本文从大、小传统的角度,以谶纬之学中的《易纬》为个案,探讨其渊源、思想成分、在两汉之际的兴起、传播以及在魏晋之际的衰落过程,进而讨论大、小传统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借鉴与利用,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这一理论作了一些修正与补充。本文认为,谶纬作为大传统的载体,其内容庞杂,包含了众多小传统的成分,并且在流传当中不断吸收当时的小传统,以完善与发展自身。魏晋之时,其核心的“天人感应”思想被摒弃,其理论的合理成分被小传统所吸收而走入民间,流传至今。

回顾性分析芪苓益气片对不同民族艾滋病患者的临床疗效

目的:通过回顾性分析观察芪苓益气片对不同民族艾滋病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对172例艾滋病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比较芪苓益气片用药前后不同民族艾滋病患者的体征积分、主要症状积分和CD4+T细胞计数的变化。结果:用药后患者体征总积分、体重、感冒次数、卡氏评分、CD4+T细胞计数均有所恢复。结论:芪苓益气片可以改善患者的症状体征,生活质量,对患者免疫功能有一定的稳定和恢复作用。

民间易学的“汉易”印记

通过对古今《周易》的对比研究,考察了民间易学的占卜方法("八宫卦说"、"世应说"、"纳甲说"、"安神说");民间易学的渊源(汉代的象数之学);民间易学的功用(失去了儒家经学的教化作用,完全成为卜筮的工具);民间易学的现状(今天将面临失传)。

传统再创造:正定城隍庙“送寒衣”仪式研究

"城隍"是古代汉族宗教文化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祇之一。自明以来作为"合法宗教"备受官方重视。正定城隍庙是明初封禅之产物,作为当地颇具影响的宗教文化系统之一,早已融入民众信仰生活。它以神灵为中心,仪式为载体,音乐为核心,凸显着我国传统"礼化"意义。通过对正定城隍庙进行田野考察,撷取民俗节日"寒衣节"为切入点,主要对正定城隍庙与"送寒衣"之关系、活动概况、文化生态、仪式用乐以及历史变迁与传统再创造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解析民俗活动与城隍庙会的关系,以及承载民俗活动之乐背后的意义世界。

毕节地区彝族土司时期教育述评

毕节地区彝族土司时期的教育形式多样,既有传统教育,又有非传统教育即汉文化教育,尤其是汉文化教育在明朝以来发展迅速。奢香夫人及毕节地区其他土司都在不同程度上重视汉文化教育,彝汉文化的交流加强,促进了毕节彝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中国古代环境思想影响下的云南城子村空间形态研究

梳理了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环境观,挖掘其与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相关性,并以云南城子村为例,从选址、空间布局、道路组织、公共空间以及建筑营造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其空间特征与构成规律,发现城子村深受农耕文化、宗教信仰、汉族哲学中的环境思想影响,秉承着崇尚自然、讲求秩序、集约共享的村落建设原则。最后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方面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提出了建议。

略论明代易学的形成、演变及意义

明代易学在理学、心学、佛学三者相互碰撞与交融的学术背景下形成,反映了此一时期学术文化发展的理路与特色。明代定理学于一尊,易学以程朱之说为正宗。然程朱易学在明代盛行之时,又出现了完全不同于程朱易学乃至反对程朱易学的势力:一是心学视域下的易学,一是以恢复汉学考辨传统为宗旨的象学。明代易学经历了由独尊程朱到修正批判程朱即以心学和佛学解《易》,继而转向调和理学与心学、融通儒学与佛学的演进历程,故往往表现出融合象数与义理、心学与理学、道家与儒学的鲜明特点。明代易学的价值在于确立了程朱易学在明清时期的法定权威地位,承传整合了以程朱为主流的宋代易学,在某些方面修正了宋代易学的缺陷,推动了易学的发展,是易学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尽管清人对明代经学水平多有非议,我们仍不宜一味抹杀明代易学的学术贡献。

《周易》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之重要意义——以若干重要问题为例兼论重写中国哲学史

《周易》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不理解《周易》就不能写好与理解好中国哲学史。以往之中国哲学史研究,由于对《周易》及汉代易学没有正确认识,导致了对中国哲学史之重要思想的系列错解。对此,我们以对《老子》第四十二章、周敦颐《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二程思想和朱熹《仁说》的解读需要深切把握《周易》及汉代易学思想为列,指出冯友兰、牟宗三、劳思光等诸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缺失。新时代应该有新的真正能够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正确解读《周易》经传及其发展史是成功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最重要的前提。

从汉易义理言说传统到王弼注义理的生成

两汉治《易》以象数之学著称,然而在言谈、书信、奏疏等日常话语形式中,汉人对《易》的理解与运用依旧延续了先秦以来的义理言说传统,取义断章,为己所用。从孟喜、京房到郑玄、虞翻,两汉对象数的推阐渐趋精细,对《易》的解释思路亦逐渐由外向比附转变为内向推义。此于思维方式与解释方法上皆可视为王弼注的先导。王弼以经注的形式将对《易》义理的解说纳入经学阐释系统,其发挥《彖》《象》之大义,改变了象数与卦爻辞间生硬的比附关系,借《老》《庄》之旨解经的同时,亦是对先秦两汉义理言说及象数内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回归汉魏易学生成与演进的实际语境可见,汉易与王弼易学间存在一以贯之的解释传统。此易学自身发展之内在理路,不应为"象数""义理"的简单对立所遮蔽。

海昏竹书《易占》初探

《易占》的每一卦都对应"某方某数饺某方某数",这是一个将东南西北四方各分为十六度,每卦占八度,两卦对应一方,一周六十四度以对应六十四卦的方位系统。"饺"即"交",其意义与两个六十四度数的盘转动对应有关。根据其数字排布规律,可以订正释读者的补文。其吉月的排布,以十六为系统,与《淮南子·天文训》的二绳四钩四维图一致,体现出它与式法的关联。"某方某数饺某方某数"的六十四方位系统,可以涵摄到十六时的季节吉凶系统中,从而实现天(时间)与地(空间)的统一。不管是六十四方位,还是十六时,在与卦相配时还要考虑到上下经三十与三十四的偏差。由此可推,《易占》的具体占筮技术也当是蓍占与式法的结合。

卦变问题略谈——以程颐解说为中心

卦变问题自《彖传》发端,汉以后推演成说,并成为汉易的一个代表性理论。随后的经典注疏,对汉易以卦爻上下升降为特色的卦变说有所发展,其中不乏新解。程颐不认同汉易的卦变,而是承接王弼阐发义理的思路,提出了一切变化源于乾坤的卦变说,突出了“天下无不二”的对待原则的普遍意义。朱熹从重卦方式入手批评程颐的卦变说,但朱熹的辩驳与程颐卦变不在同一轨道上。后来顾炎武总结卦变,认为程颐之说较为妥帖。

汉代象数易学的两个面向——以王弼对“存象忘意”的批评为例

汉代象数易学包含两种不同的形态,其一可被称为"汉代象数易占之学",其二可被称为"汉代象数易注之学"。卦爻辞作为后者的主要训释对象,几乎不在前者的理路之中占据位置。而前者中的象数思想,在后者中则被转化成了训释经传文辞的体例。总体而言,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远小于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王弼批评"存象忘意",是在评价后者。吾人不能认为"存象忘意"也可被用以评价前者,更不能认为"存象忘意"是对整个汉代象数易学的评价。

《太平经》易学思想渊源考论

《太平经》是早期道教重要文献,易学思想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太平经》中共有38处直接引用《周易》经传原文或化用了易理,《周易》中的天数地数学说则是《太平经》中世界构造的理论依据之一。《太平经》又吸收借鉴了京房易学的阴阳消长理论来阐释世界万物的运行,并以八卦休王说对其世界运行观念作了补充。汉代易学中的爻辰说、八卦方位、十二辟卦学说也为《太平经》解释世界提供了一些依据。《太平经》借易学符号而提出了重德轻刑的政治观点。

黄以周的易学追求——兼论黄氏“汉宋兼采”的原则

黄以周是晚清经学大师,但他的易学成就并未被足够重视。本文旨在分析黄氏易学'汉宋兼采'的原则及其易学宗旨,指出黄以周研究《易经》的宗旨是回归孔子,即孔子通过《易传》阐发的'道'。回归孔子的解经方法是'以传解经'和'以例明传'。与此同时,黄氏论述了'汉宋兼采'原则的必要性。黄氏'汉宋兼采'的原则体现在他归纳的《易》例上,而《易》例必须基于《易传》指示的义例并以《易经》的经文作为客观的文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