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gratulatory Letter to WFAS from Wu Yi the Vice-Premier of State Council of P.R.C.

October 19,2007 Vice Premier Wu Yi,PRC On behalf of Chinese government,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the 20th Foundation of World Federation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Societies(WFAS)and International Acupuncture Congress which is to be held in Beijing,China.And also I give my warm welcome and regards to TCM/Acupuncture colleagues all over the world.

南阳遗址与“燕文公徙易”考

自“召公封燕”至公元前222年秦人灭燕,燕国存世800余年,其间几易都城,与之相关的燕国都城变迁尚有争议。其中关于“桓侯徙临易”“燕文公徙易”和燕都“临易”“易”这一史实众说纷纭。资料和研究表明,南阳遗址兴盛于战国中晚期,其时代、地望、规格和燕文公徙易之“易”均相吻合,应即燕文公徙易之“易”。燕文公徙易的历史背景既有合纵的需要,也是构建对齐、赵、中山诸国军事防御体系的需要。

宜侯夨簋中“宜”非江南吴国新考

宜国是传世文献佚记的西周诸侯国之一。若非宜侯夨簋、霸伯盘等青铜器的出土,人们无由发现它的历史踪迹。然而在宜侯夨簋被发现后,学者多将其视为江南吴国的铜器,用以考索吴国早期的历史。实际上,宜侯夨在徙封宜地之前为虞国之君,而虞国是武王时期分封吴国虞仲在晋南地区新建的国族。后来康王将虞侯夨徙封至宜,其地在今河南宜阳,而非江苏丹徒或其它地方。近出霸伯盘铭文中的“宜姬”不仅显示了宜为姬姓国族的事实,也提供了宜国与霸国相近而交往密切的证据。康王徙封虞侯夨于宜,使其与应国相互配合,共同组成抵御淮夷、南向拓疆的重要防线,以便实现周初经略南土的战略目标。

夏商周与山东

夏商周断代工程集中解决的是年代学问题 ,因此 ,当时讨论的考古文化只涉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北京等地区 ,山东不在其列。但从历史学角度看 ,山东古文化实与夏商周王朝关系密切。在夏王朝时期 ,其主要的附属方国穷、寒浞等均在山东。商王朝时期 ,商王南庚、阳甲曾都于奄 ,据考证 ,当时的奄就在山东兖州、滕州一带。据甲骨文记载 ,商末帝辛时曾“征夷方” ,结合青铜器铭文可知其具体路线为兖州———新泰———青州———潍坊。西周时期 ,山东有许多重要封国 ,齐国、鲁国之外 ,还有纪国、莱国、滕国等等。到了春秋时期 ,各地诸侯与周王室的关系开始疏远 。

从曾侯乙墓看曾国的军备

曾(随)以武立国,是春秋早期楚国的强劲对手。曾侯乙墓出土兵器4 777件,随葬简册记载有大量的兵车,彰显出曾(随)作为汉东大国的军事实力。

“真实”与“建构”的二元对立——论国家法与彝族习惯法的断裂与合作

本文借助发生在凉山彝族地区的三个案例,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还原到具体情境中去观察和讨论。文章指出,在规范文本乃至法律运作的现实过程中,由于知识系统、价值观念及具体程序性等差异,国家法与彝族习惯法之间的断裂和冲突现实存在;但同时,在纠纷解决活动中,当事人,第三方"德古"甚至包括国家司法机关在内,都并非囿于二元化的思维模式,而是体现出多元化的规范或权威之间相互利用、配合和弥补的趋势。我们需对学术话语所建构的二元分离加以反思,而超越"二元"模式的真正契机往往不是从立法领域,而是从司法及法律实践领域开始的。

孤竹国释论——一支华夏化的东北夷

商周时期的孤竹国人原是东北夷中的一支 ,世居在今河北省东北部和辽宁省西南部。不仅与商王室同姓 ,而且是商政权北部拥有相当力量的诸侯国。从其名号文化的内涵、语言文字及某些习俗 ,还有伯夷、叔齐的事迹等方面判定 ,这支东北夷在商代大体完成华夏化进程 ,成为东北地区世居类型的汉族之先世。孤竹国人与其他共同体并肩开发东北南部广大地区 ,为燕国以及秦汉积极经略这一地区提供了条件。

从“神感说”探讨古代文论的“神思说”

"神感说"是《周易》中提出的天人相感的一种范畴学说,它是基于中国古代原始思维之上的一种认知学说,涉及人的主体精神的诸多功能,对于艺术思维的激活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论的"神思说"明显地受到"神感说"与佛教重神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精神意蕴的廓大,以及对文艺创作中想象和灵感诸范畴的启发等方面。

曾侯乙墓衣箱上的宇宙图式

在曾侯乙墓出土的5件衣箱中，其中一件（标本E．66）的箱盖上记有二十八宿的名称，盖面右侧绘一青龙，左侧绘一白虎。对于该衣箱的二十八宿星图以及青龙、白虎图案，学者多有讨论。但对于该衣箱的右侧图、正侧图、左侧图的画面意义，则鲜有人论及。

彝族本土刑法与国家刑法的司法实践对比分析--以凉山彝族农村人命案司法实践为例

当今世界,主流社会与边缘社会制度的共存与发展问题已经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凉山彝族本土司法体系完备而灵活,至今依旧有效地发挥着秩序规范运行的功能,其中本土刑法制度尤其如此。当下,在乡村彝人的心目中,本土司法依然具有根深蒂固的存在空间和坚实基础。不少彝族民众对本土司法的熟悉和依赖程度,在某些领域远远大于国家法,国家司法、执法机关在当地的适用和执行一直有限。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文献检索、综合分析、比较论证等方法专门针对彝族本土刑法与国家刑法在实体法的条款规定、程序操作、刑罚与赔偿等方面作了深入对比与分析,以期寻求展现当地处理刑事案件的最佳本土模式或有效经验,从而为促进凉山彝区民族法治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依据。

曾侯乙墓古玉器纹饰与工艺特点

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古玉器是一批工艺精美、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战国早期玉器。通过观察这些古玉器,对比商周春秋与汉代的古玉器的特征,分析其艺术特点,认为曾侯乙墓古玉器纹饰繁缛,以云纹为主,多种纹饰共存。其工艺技术造诣高超,但因手工制作的原因,仍有其缺点。

肃卣之“仆”与西周军事制度

"仆"作为从事征战的夷仆,在西周金文中意义重要,山西绛县横水M2倗伯墓中出土的肃卣铭文给人们认识这一点提供了资料。铭文反映了西周时代的军事制度。倗国和周王关系密切,来自于倗国"邑人"的夷仆受周王支配,其纠纷需要周王过问。倗国虽为戎狄,其制度与组织一定程度已和周人封国看齐。西周时代周人和各氏族部落混居融合,作为至尊的周王,势必对这些戎狄因势利导,使之成为"东征"的力量,为周所用。

论周公庙“薄姑”腹甲卜辞

周公庙所出土的"薄姑"腹甲卜辞由于关系到周初薄姑史事,有特别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对于该片卜甲上的三条卜辞进行了细致的释读,认为其主要内容是记载了薄姑遣使来周,周王命人去薄姑回报的过程。联系到薄姑的历史和周初的史事,这片卜甲的占卜时代很可能是在武王伐商的过程之间。

曾侯乙墓漆书“日辰于维”天象考

在中国古代宇宙理论中,"四维"有"天维"与"地维"之分。曾侯乙墓漆书"日辰于维",表示日月合辰于天之艮维,是《颛顼历》正月"朔旦立春"、日月俱在"营室五度"的特殊天象。由漆书"民祀唯房"可知房星晨正,为旦中星。"中星"、"日在"与"辰在"互相印证,证明"日辰于维"是"首日春"天象。

曾侯乙墓漆箱房星图考

运用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实际天象三者相结合的考证方法，认为曾侯乙墓漆箱侧面所绘天文图象为天驷房星图。房星又称为农祥星，其星神是古代天子或诸候在农历岁首于郊外举行籍田礼时祭祀的对象，因此绘有房星图的天文图漆箱是曾候乙举行籍礼时必须携带的重要仪具之一。

从曾侯乙编钟看古代曲悬与轩悬制度

曾侯乙编钟、编磬所构成优美动听的金石之声,是曾国百乐之首,这类乐器可以形成立体效果和宏观场面,金声玉振的演奏可营造出隆重气氛。在古代礼、乐制度中对铸钟作乐也要加以限制并有具体规定,这种制度就是"乐悬制度"。悬即悬挂之意。三面挂钟者为诸侯,实际上曾侯乙编钟和编磬为三面曲尺形,即轩悬。用编磬摆放代替的一面,形成三面,即郑注引郑司农云"轩悬,三面,其形曲"。三面悬挂钟才是"曲尺形"的"轩悬"。

禅意绘画中的禅宗美学观

禅宗美学观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审美观产生了影响,进而促使文人士大夫对"境界"的追求,提升到了对"禅境"和格调的艺术追求上。禅宗美学与中国诗性审美观念的契合,无疑使中国绘画由"传移模写"的"神品"境界朝向"境由心生"的"逸品"境界上升华,由此,中国绘画在品格和艺术形式的探索方面均获得了质的飞跃。其实,具有独特中华艺术审美特征的"禅意绘画"因文人画融入禅宗美学观之后形成。禅学中的自然而然、淡薄、清静、空寂等审美范畴,从自然之美中体察和感悟生命真谛的方式,这些直觉式的修行、参禅、悟禅、顿悟与文人士大夫的艺术感受与表现力相融合,其艺术想象与直觉创造力紧密结合,才会有禅意绘画中对"画境"的独特表现。中国禅意绘画是灌注了文人士大夫对完美人格理想和艺术品格追求的中国式的文化创新和艺术创造。

从编钟编磬铭文看曾侯乙墓出土编磬的国别

曾侯乙编钟、编磬系同出一墓的先秦古乐器,器上铸、刻的乐律铭文,曾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本文通过对编磬和编钟铭文中律名、声名、八度界定词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发现磬铭和钟铭在这些方面明显有所差异,故认为编磬的产地是楚国,而非曾国。

取象比类法在中医学中的运用

目的:探讨取类比象法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情况。方法:系统介绍取象比类法在中医学不同方面的具体运用。结果与结论:取象比类法较好地揭示了脏腑功能,对归纳疾病病因病机,确立治则治法,指导药物和腧穴的正确取用起到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民族国家视角下西南彝族的整合与认同

民国时期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对西南彝族的整合经历了改土归流、施教与同化和治理"夷患"这样一个"治夷"与"化夷"、渐进的过程,这既是国民党民族思想发展完善的结果,同时也是边疆危机下国家认同建设的需要。国家语境下"倮罗"的身份与认同尽管在国家理念与民族现实存在着差距,从民族认同的角度而言,国民政府所奠定的基础,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