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云南彝族作家文学艺术语言环境机制分析

艺术语言是发话主体在疏离和超越日常生活的状态中形成的感悟、体验、判断和推理。在结构意象、选择语言的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对客观之象进行夸张的变形,特别是对语言的解构。发话主体在艺术语言的创造过程中不仅受到语言本身、心理思维的影响,还会受到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其中就包含了民族性、地域性和文化传承性的影响。

身份书写与多元文化互构——以彝族女作家为中心的考察

当代彝族女作家由于空间的移动呈现出一种文化多样的身份,从中体现出一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态势,并在情感上对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有着深度认同。她们的创作主要在文化身份的耦合和再生、对边缘群体的观照以及文化空间的转移三方面进行实践,每个部分都逐步反映其生成的原因和潜在困境。彝族女作家在继承原有的民族身份和性别身份的基础上,将其在流动经验中的边缘观照融合在创作中,并以文化空间的转移为新的探索,从而寻求新的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可能性。

当代彝族作家彝文文学创作状况及作品思想内涵研究

当代彝族作家彝文文学创作即指1980年至今的彝族作家用彝语言文字所进行的文学创作。纵观当代彝文创作发展历程,历经崛起、探索、模仿、继承、借鉴和创新等发展过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获得了丰硕的艺术成就。而以其独具民族特色和特有的时代风貌,成为彝族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束绚丽的花朵,为当代彝族文学史注入了新的内容,为当代彝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高原意识与女性意识的坚守者——论白族女作家景宜及其创作

白族女作家景宜的写作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延伸到现在,从中短篇小说到报告文学,再到影视作品的写作,她一直坚持对精神理想的追求。并超越了单一的民族视野,关注边疆多民族的生存境遇,在发掘民族文化最深层的精华中,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做出贡献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其作品中鲜明的高原意识和女性特色也为她的写作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试论《周易》的心法

古人多关注心法问题,特别是理学与禅学诸家。《周易》的心法是什么呢?似乎未见前人专门论及。也曾有学者认为是"中"的,却不具有以心传心的特点。以周公为代表的周王室所充分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应该被认为是《周易》的心法。忧患意识的易学心法,首先具有情感上的强烈流露,而同时又具有深厚的理性基础。忧患意识是周公立身处世和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周公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并且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警醒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因此,易学心法的研究,应该成为易学研究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义净译著中的注文及其作者之研究

本文介绍了唐代高僧义净译著中的注文的数量、内容等基本情况,根据对注文和正文中的有关语言事实的比较分析结果,参照有关典籍的记载情况,对这些注文的作者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并以大量的新材料证明,这些注文的作者就是义净本人。

王安忆英译作品的海外传播研究

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最知名的女作家之一,也是在海外颇有影响的女作家。文章简要介绍了王安忆作品海外译介与出版情况,从西方世界对其关注情况分析影响其作品海外传播效果的因素。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王安忆英译作品的出版传播研究可以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机遇与存在的问题提供借鉴和反思。

从易堂九子的古文复古理论看清初文章之取径

作为清初著名的一个文人团体,以魏禧为首的易堂九子对明代文坛积弊进行了深刻反思,重倡复古,以正文风。在理论上,他们对明代秦汉派与唐宋派进行了整合,主张打破门户之见,由唐宋上追秦汉,而这正是清初文章复古的主流思想,在明清之际文风的转变过程中具有积极意义。目前学界在论及清初文章之取径时,大抵认为以唐宋八家为独宗,这实与事实不符。

性别角逐中的女性——王安忆小说中女性意识分析

从王安忆的“三恋”、《米尼》、《我爱比尔》、《长恨歌》等作品中,可以考察出“性别意识”对其创作主题的影响及其小说创作的性别特征:1、性别游戏间倒错的女性位置;2、传统性爱中反叛的女性之躯;3、游离于政治与伦理的女性命运。

论清初江西三山学派

清初江西出现三大学派,即宁都易堂九子、南丰程山学派、星子髻山七隐。易堂学风以砥砺廉节、讲求世务为主。魏禧倡导经世致用,讲求实学,不囿于明代心学,提出"积理练识"、"明理适用"。南丰谢文洊讲学程山,以张载主敬之旨为本;星子宋之盛讲学髻山,"以明道为宗,识仁为要"。本文分述三派中的主要人物学术观点、特征,以及学术活动,着重记叙三派代表人物在程山的会讲活动,并比较三山学派学术异同。

《瓯北诗话》创作的三重身份

《瓯北诗话》的创作是赵翼文学家、史学家和士大夫三重身份的结晶,这三重身份既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又相互交织渗透,最终在赵翼身上融为一体。文学家赵翼不同于纯粹的文人士子,重视才性与创新,而且关注现实生活,史学家赵翼的创作在《瓯北诗话》中则体现为全书鲜明的诗歌史观和考据特色,士大夫赵翼深入民间,认为诗歌应当写"真境"表"真情"。从《瓯北诗话》的文本创作追溯这三重身份,可以系统全面地反观赵翼的创作论主张。

易堂九子与江苏遗民交游考述

清初,易堂九子以文章、气节声震天下,除惮力著述授徒之外,遍交天下之友也是他们所苦心经营的一项重要"事业",其中主要以遗民为主。吴中历来为人文荟萃之地,易堂九子于国变后频繁往来于吴地,与其地诸遗民缔结良谊,这既与其遗民情怀有关,又是其经世思想的体现,具有丰富的历史意蕴,在清初具有典范意义。

冯志沂:清道光时期桐城派重要的古文家

冯志沂是清道光时期桐城派作家,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评价他是梅曾亮的"高第弟子"。在师事梅曾亮十余年间,他忠实地践行梅氏的古文理论,古文造诣日益精进,文风简净精洁,在梅氏诸弟子中堪称翘楚。因此,冯志沂在道光时期桐城派作家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晋宋之际的诗运转关

文论史上的“义熙诗风”与“元嘉诗风”,人为地把浑然为一的诗风演进按照朝代一分为二。其实,晋宋之际,由作者构成而论,超凡脱俗的名士群体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正是才艺出众的文士群体的天下;据审美趋向而言,名士钟情于清谈,争胜于谈锋,大都重理而轻文,而诗人钟情于吟咏,竞逐于才藻,往往重文而轻理。晋宋的诗运转关,使“情”、“采”向文学复归,体现出诗骚传统的归位,意味着中古文学在晋宋之际的新生,为南朝文学的兴盛提供了方向性的保障。

广西当代壮族作家的人性书写简述——以凡一平、韦俊海为例

凡一平、韦俊海在创作中对人性问题的书写和表达,展现了新时期以来广西当代壮族作家在文学创作主题上的转变。他们直面社会现实,用温暖的笔调执着描绘人性的诉求和美好,用冷静和理性的思考探求着在社会转型期人性的发展和走向。他们的笔墨留给读者永久性的感动和思索。

欲望表演与诗意回望——论“新写实”之后日常叙事的两种路径

由"新写实小说"重新开启的日常生活叙事,对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新生代"作家和以王安忆等人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大致表征了日常叙事的两种不同路向。"新生代"作家在肯定人的欲望合理性的同时,也把日常生活简化为"原欲"或"物欲",以至于沉溺在欲望的表演中无力自拔。王安忆则对日常生活采取了一种回望的姿态,着力于在历史的幽深处打捞出日常人生的点滴诗意与优雅。这两种不同路向的创作都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某种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作为词臣的杨亿及其四六文创作

杨亿和西昆体是宋代文学史上有分量的文学人物和有地位的文学流派,本文主要围绕杨亿的词臣经历来清理杨亿四六文的创作情况。杨亿的一生以词臣自任,也以词臣显名。杨亿及其所代表的昆体四六对当时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还对北宋中后期乃至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雁翼儿童文学叙事模式的个性化探索

雁翼儿童文学作品具有自传性,运用第一人称转述形式展开叙事视角,将儿时听来的故事转述给小读者。他笔下的人物具有传奇的身世和经历,增强了故事的吸引力;在叙事时间上采取了往事追忆似的倒叙形式。叙事语言具有浓郁的抒情特色和诗意特征。

论晚清词坛王鹏运与况周颐引为“知己”的意义

临桂词派领袖王鹏运、况周颐同为"清季四大词人",况周颐引王鹏运为词学"知己",将其视为引导自己步入词坛的引路人、走上词学正道的导师、相互交流不断提高的挚友,《蕙风词话》标举"重拙大"之旨,正是临桂词派核心所在,亦是印证"知己"友情及其共同创造的词学理论精神所在,"知己"之论传承弘扬历代"知音"说传统,具有文学社团、流派、作家群研究意义。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论析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的艺术感动及其生成

本文立足《一路格桑花》的文本分析,采取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批评方法,渐进作者的情感世界,展现作品中触动读者灵魂颤动的人物形象及其精神内涵,并通过分析作品叙事艺术语言的建构形态以体现作品艺术感动的生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