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易传》天道观研究--兼论荀子与《易》的关系

“天道”是帛书《易传》重点讨论的主题之一,特征是自然化。《二三子问》篇言“与天道始”,《要》篇以日月星辰和阴阳言“天道”,皆与“天时”义近。《缪和》篇进一步说:“凡天之道,一阴一阳,一短一长,一晦一明”,此“天之道”作为宇宙运行的法则,表现为天体的周期运动和四季的推移转化,体现为由“阴阳”“日月”“四时”造成的日月周旋、晦明轮转和昼夜更替等现象。帛书《易传》从此自然天道观入手,为人类社会的穷达寻找天道层面的依据,人于天道、地道的和谐统一中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在孔门后学中,荀子对“天”的自然主义理解于儒学史上有突出贡献,其天论能够发展成熟,主要是吸收了《周易》的天道思想。

论马王堆帛书《要》篇“观其德义”的易学内涵

根据帛书《要》篇,"观其德义"是孔子易学的核心观点之一,孔子并由此将《周易》由卜筮之书转变为德义之书。"德义"为析言,在帛书《易传》中有多层含义。孔子"观其德义"的目的,是在"巫史《易》"之上建立起"君子《易》"的传统。这个"君子《易》",在追求道德性认知和成就的同时,还积极地吸纳了阴阳哲学的观念;而阴阳哲学反过来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宇宙论背景和深度。在《要》篇中,卦爻辞是孔子"观其德义"的出发点及阐释的重心,由此亦与"巫史《易》"的解说进路区别开来。此外,君子"观其德义"还包含了"成德于己"和"施教于民"两个方面,前者以"君子"为理想人格,后者需要统治者保持谦谨之德。

续读马王堆帛书《衷》篇

承接前文,本文系对《衷》篇后半部分的解读,作者对这部分文字作了详细的辨析疏理,比照贯通今本《易传》及汉魏诸家之说,揭示出帛书《衷》篇丰富的易学内涵和学术价值。

帛书《要》篇新释五则

在帛书《要》篇中,"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前羊"即翦祥,"弗羊"即祓祥,此句当释为:翦除凶邪而得福,消除灾殃而避祸。"孙正而行义",孙正即循正,意为遵循平常的做法。义为宜,行义即行得其宜。"则是用倚于人也",倚通奇,"用奇"之"奇"与"孙正"之"正"构成一对范畴。"唯周粱山之占也,亦必从亓多者而已矣",是由多人占的一种占法。"后世之士疑丘者",疑为责怪之义。

《易传》类帛书零札九则

本文对马王堆《易传》类帛书的个别释文做了改正和补缀,就部分文本和易学问题作了重新理解、论述。

从帛书《易传》考察“文言”的实义

根据对帛书《易传》的考察,“文”的实义,是指外柔内刚的德性,而表现为谦德。这种意义的德性,称为“文德”,是就政治人格而言的德性。故“文言”是“‘文’之言”的意思,义为“有关为政者（或从政者）德性的言说”。

试论帛书《衷》的篇名和字数

论文通过对帛书易传三件残片的缀合和考释,认为所谓的帛书《易之义》原篇题当为《衷》,是孔子后学按照阴阳和衷共济的主题所选定的孔子沦《易》言沦的汇编,编者以为这些言沦是最为适当的论《易》之语,故名其为《衷》;而原记字数“二千”当为“四千”之误;同时进一步考定帛书《要》的篇首当为今本《系辞》的第十章。

孔子与《易传》相关问题覆议

孔子赞《易》，作《十翼》，自《史》《汉》以来，学者习承其说。下逮北宋，始有疑其说之不足恃者；嗣后绍述，代不乏人。民初疑古学风盛兴，疑者益众；然笃信旧说者亦未灭迹。近年大陆地下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其盛迈逾前代，尤如马王堆帛本《易》经、传之面世，于传世文献外增加不少可供参考之资料，引起海内外《易》学研究者的热烈讨论。然而对于孔门传《易》此一近千年以来争讼不休的论题，事实上并未因出土文献而得以论定。近年海峡两岸学者论及此题，即有据新出土文物以坚旧说者；亦有因之而作其他推论以修正新说者。本文即就此一问题，综合传世文献与新出资料重作检讨，提出个人浅见，虽不足以尽释群疑，然于若干相关问题，庶或可得相当的厘清。

帛书《易之义》键川、阴阳、刚柔、文武思想合论

帛书《易之义》通过对《周易》卦象的分析,探讨了键川、阴阳、刚柔、文武的意蕴,凸显了阴阳协调、刚柔相济、中和的思想。作者将这些思想的阐述,导入人生实践,这样便与《中庸》的庸常之道、道家贵柔主张具有相关性。其阴阳调和、刚柔有体而文武兼备的思想倾向,很能说明作者在人生领域的折衷态度和价值取向。

《周易》与中国文化

本文立足中国文化独特性的视野,探讨了易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问题,提出应该按照中国文化本身的结构、途径和方法来看易学带给它的作用,由之进一步地论述了易学对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接着通过对简帛文献的分析,有力地说明了孔子对易学的开创性贡献。

帛书《易传》四篇天人道德观析论

本文通过对帛书易传《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四篇的分析．认为帛传四篇为孔子《易》论，其中包涵着《论语》、《孔子集语》、传世本《易传》等反映孔子思想的传世文献所隐微罕见的天人道德观念；帛传四篇表现了孔子在涵括三代以至春秋新旧天人观念的基础上对于天人内涵的初步的哲学改造，反映了孔子将传统的主宰之天转化为道德之天、并将传统的主体对于形上存在的外在超越关系转化为内在超越关系的致思取向，从而凸显了孔子作为当时敏锐而深邃的思想家的形象；帛传四篇所涵具的孔子天人道德思想补足了三代天命德政观与思孟天道性命思想之间的逻辑缺环，是经由曾子（《天圆》）而达致《中庸》、郭店儒家简、《孟子》乃至传世本《易传》所体现的天道性命思想高峰的理论根据。

读帛书《二厽子》

本文系对帛书《二厽子》篇前半部分的解读,一方面结合今本《易传》及其他传世文献,运用文字学、训诂学的方法对《二厽子》中的疑难文字、词句进行了训释,另一方面对《二厽子》中今文易旨及其历史背景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帛书易传《要》篇透露出的卦气知识及其成书年代

马王堆帛书易传《要》篇中“益之为封也,春以授夏之时也”、“授(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一语,与汉易卦气六日七分说图式之损、益两卦所处的节气位序正相吻合,这表明帛书作者已具备汉易卦气知识。据传世文献看,二十四气的确立不会早于秦汉之间,汉易卦气说之形成当在汉初,故帛书《要》篇的成书,不会早于西汉之初。

《缪和》《昭力》与孔子易教

马王堆帛书《缪和》《昭力》中的"子"即是孔子,其中蕴涵着大量孔子易教思想,这些思想可以和其他古籍中所见孔子思想相互印证而又富新意。孔子晚而好《易》,不仅出于个人宗教情感之需要,更主要的是他对易之教化作用的阐扬。挖掘这两篇中的孔子易教思想不仅可以推动帛书《易传》的进一步研究,更可以深化对孔子思想的认识。

《淮南子》蕴《易》考

《淮南子》中引《易》或与易学相关的内容,应本之于《淮南道训》。这些内容与帛书《易传》及《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易学古籍都有着十分密切的传承关系。通过相关章节的比较,我们认为《淮南子》中引《易》论《易》的文字,确由帛《易》流传而来,确为孔子之传。《淮南子》中论"五帝三王"的内容或与《韩氏易传》相关。《淮南子.天文训》包含了丰富的象数易学理论,有些可能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古五子》的遗说,有些则是魏相《易阴阳》的内容,还有一些与京房易学中的"纳甲"筮法相合辙。

读马王堆帛书《衷》篇

本文主要系对帛书《衷》篇前半部分的解读,作者不仅对《衷》篇所释诸卦之文字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训释,而且又将其所释之义与今本《易传》及汉魏诸家之说参照互通,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和看法。如,认为《衷》篇解卦时使用了"旁通"说;通过文句格式的比较,发现《衷》篇前文所释诸卦之文字应早于《衷》篇后文及今本《系辞.下》的"三陈九卦";通过对《说卦》相关文字的解读,证明在今、帛本"天地定位"章的差异问题上,应以帛本之说为是。

帛书《衷》篇“《川》之详说”章新释

帛书《衷》篇"《川》之详说"章,是研究孔子《坤》卦思想的重要文献。从目前对此章的校释研究看,很多疑难辞语未得其解,需要进一步疏通解读。在此章中,孔子以灾异观念释《坤》卦辞"先迷后得主","学人"当训觉人,使人觉悟之义;孔子以周代"保傅"制度释《坤》卦辞"东北丧朋,西南得朋,吉",以及初六爻辞"履霜,坚冰至";"非吉石也,亓□□要诚与贤之胃也","吉石"当训告所,言不是告诉方所的,而是讲得贤的;"小事时说","时"当训待,言待时而说;"知勿过数","知"当训交接,指文柔之人与君主交接,不急迫,不促狭;"文人内亓光,外亓龙","龙"训宠,荣光之义,言文柔之人内藏光华,自然外显而有荣光;"隐文且静","静"当训情,言内隐文德,中心笃实。

简论帛书《易传》中的卦气思想

本文讨论分析了《二三子》、《要》、《衷》等帛书《易传》中所蕴含的卦气思想,说明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卦气思想是与其前的卦气思想一脉相承的,汉代的卦气思想,就是在此基础上建构完善起来的。探讨帛书《易传》中卦气说的存在,对于推进两汉象数易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章新释

马王堆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章第十四行中间的缺文当补为"予樂〔亓辤也,予何〕尤於此乎",第十五行的"校"字当依《论语·泰伯》孔子语读为"绞",第十五行中间的缺文当补为"吾告女(汝)《易》之道:良〔筮而善占〕,此百生(姓)之道〔也,非〕《易》也",第十六行中间的缺文当补为"〔非文王〕之自〔作《易》〕,予何〔知〕亓事纣乎"。

尚秉和之“阴阳相须”易理思想辨析

近代易学大师尚秉和先生解易有返归汉学的倾向,着重于象数的阐发,其阴阳相须的"易理"思想,有别于易学史中义理派之"义理"。尚先生认为"易理"是存在于《周易》自身的本然之理,"同性相敌,异性相感"的阴阳之理乃"易理"的具体的内涵,进而指出在《周易》经传文中屡次出现的"敌"、"类"、"朋"等概念,正是针对"易理"之中的"同性相敌,异性相感"的阴阳关系而产生的。其中,阳与阳或阴与阴同性相遇为"敌",阴与阳异性相遇则为"类"、为"朋(友)"。对比帛书《周易》中的"敌"、"类"、"朋"的相关论述,发现尚氏所谓的反映阴阳关系的"敌"、"类"、"朋"并没有在帛书《周易》中展现出"《周易》根本定例"的特征。尚先生的"易理"虽然讲求阴阳之理,但落实到经文的注解,却成为一种反映《周易》六十四卦阴阳爻位关系的体例,从根本上并没有摆脱象数的内涵。而帛书《易传》对于经文的阐释更注重人文思想的挖掘,即对"义理"的阐发,展现出与尚氏易不同的诠释风格与路数。尚秉和先生提出"易理"的概念虽成一家之言,但考之帛书《易传》,我们仍可发现其"易理"思想中存在的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