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唐代士宦矛盾发展态势与士人选择

唐代士宦矛盾始于玄宗朝,后世将高力士为李白“脱靴”这一虚构情节具象化,成为士人厌弃宦官干政的经典标本。安史之乱后,宦官为维护皇权立下功劳,逐渐成为帝王宠信对象,掌控军权便是最切实的奖赏。中唐时士人与宦官之间的交往和碰撞是双方矛盾发展态势不同时期的反映,甘露之变则导致了双方彻底走向决裂。这样,士人的选择除传统的恐惧和疏离外,还多了一份投机式的攀附,虽然这种行为遭到士林口诛笔伐,但由于宦官权势强大,对这类士子的仕途影响并不明显。

赵孟頫书札中的医事

[目的]挖掘宋元时期艺术家赵孟頫尺牍书札中的医事活动。[方法]以历史文献学考据法和文本分析法,参考现有文献资料,根据年代顺序对书札进行排序,总结归纳其中有关中医中药的内容,分析推测赵孟頫患不同病时相应的病因、药方和疗效,以及当时的社会医疗习惯;通过书札中记载的赵孟頫与亲友间的人际交往和人情往来,探究宋元时期士大夫阶层和统治者对医学的态度。[结果]赵孟頫生前多次患病,其本人具有优秀的医学素养,不但能够依据疾病症状自行诊断开方,也会给亲友以用药建议,而且他与亲友之间交流经验药方,互相赠送养生药食,许多是药食同源之物,其药方大都源自官修医书,从侧面印证了宋元人民会通过食疗来预防和治疗疾病,展现了儒生士大夫阶层习医亲医的社会风尚和统治者重医的政治态度。[结论]赵孟頫的尺牍书札,作为实物史料,为中医中药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口。

宋太宗的崇文表现及其与朝政转向的关系

出生于五代乱世的宋太宗,原本文化修养有限,但在位期间却表现出浓厚的崇文倾向,无论是在政策措施层面、与文臣及士人的关系上,还是在自身的行为方面,都做出了罕有的积极姿态,因此被后世宋人视为“崇尚儒术”的君王。宋太宗与宋太祖这种明显不同的特点,是伴随着两次北伐失败而逐渐形成的,其根源则与当时朝政导向的转变存在密切的关联。在边患压迫的紧张形势下,武功之路却遭遇到碰壁,宋太宗只得转而追求文治。宋太宗时代,文官士大夫开始崛起,逐渐成为统治的核心力量。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紧密结合,为宋朝文治路线及其朝政导向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折射出宋太宗朝文治路线的基本确立,并对后嗣君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朝鲜王朝士林家族墓群空间格局解析——以韩国新安朱氏为例

朝鲜王朝士林家族墓群表达了朝鲜半岛在该时期的礼制思想,探究其风水选址和空间格局,对挖掘中韩传统文化内涵之共性具有重要价值。研究将韩国庆州新安朱氏家族墓群作为案例,通过文献研究、图例解析等方法,分析《新安朱氏家谱》中记载的十四世至二十八世朱氏后人墓群分布以及墓图空间特征,探究其与中国古代宗法礼制的源流关系。研究得出新安朱氏家族墓群具有“长白发源,南至尚庆”“四象端明,藏气于穴”“屈曲围绕,汇聚明堂”“穴点居中,众星拱之”的风水选址特征,以及“左昭右穆”“多占宝地”“渐理学化”的空间格局特征,体现了朱氏后裔对先祖“慎终追远”的感情,为传统丧葬文化与朱子理学等中国传统人居环境思想在海外的保留与嬗变提供了重要参考。

士大夫政治下的赵抃御史生涯述论

士大夫政治全面形成的仁宗朝,长期担任地方官的赵抃入朝出任殿中侍御史。经过真宗朝的制度建设,宋朝的御史与谏官摆脱名不副实的寄禄官状态,开始行使监察的正常职能。从此,合称台谏的御史与谏官在宋代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士大夫政治极大地激发起多数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在尚无激烈党争的相对正常状态下,台谏的言行也让监察制度的反馈机制得到了正常运作。赵抃担任御史的两年间提出大量的奏疏就是明证。除了各种一般性地是正朝政,让赵抃最能显示“铁面御史”风采的,则是与当朝宰相陈执中等权臣的激烈抗争。赵抃言行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他个人的特立独行,更在于他完整地将宋代士大夫的正面风貌集于一身,即儒学思想与士大夫政治氛围这种历史与现实共同铸就的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担当精神。

“儒士”身份与正声“律曲”——元代“以曲取士”争论再认识

元代是否存在“以曲取士”,学界至今尚无定论,但仍有可诠释的空间。文章试从“戊戌选试”““曲”“词”称谓”和“以儒任吏”三个方面展开阐述,提出以曲取“士”是为了确定儒人的户籍身份,并非科举意义上的步入“仕途”。在元代以“律赋”为重的风气下,遵守格律的文人“曲”被认为是与词一体的“乐府”,以词赋取士,即包括以“律曲”取士。“以曲取士”概念的再界定,或许可以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视角。

家作为方法:理解中国法律史课程内涵的进路之一

因近代法制与社会变革之故,传统法律的适用基础、体例内容与现代法律皆不同。如何讲透课程精神,让学生理解课程体系,是课堂教学的主题。实践中,可以将家作为方法梳理课程内容,即礼产生于对家族祖先的祭祀,家国同构是古代王朝的治理基础,士人治家与官僚治民有相同的理路,家族成员的人伦关系决定刑罚原则和亲人间的责任义务,情理与国法有共同的价值目标与适用基础。尝试由家切入,有助于学生融入情境,更好地感受和理解课程内涵。

The Final Imperial Examination Paper of the No.1 Scholar

WHAT is real politics?It means to establish theguiding principles and promulgate the nationallaws.These principles and laws should be hungon both sides of the front gate of the imperial palace andissued with dominant legal status.The laws and decreesmust first be enforced inside the cour,then they can becarried out in cities and countryside through governmentofficials at various levels,to as far as the frontier regions.The laws must be ample and in great detail,well organizedand without omission of any possible aspect.

从贬谪亭记文管窥北宋士大夫的困境心态

通过对贬谪亭记文创作情况及士大夫代表作品的探索,从实际遭遇和文学观念两方面阐释士大夫迁谪与亭记文创作的关联,以阐述贬谪亭记文的创作契机;结合北宋士风及彼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分析贬谪亭记文中所展现的“兼济”“适意”两种士大夫困境心态;进一步从儒释道文化语境的角度,分析亭记文中所展现的贬谪士大夫对道、理想及人生的重新审视,认为贬谪亭记作为其困境下的作品,更能体现士大夫文化心境的真实、深度。

“官学事师”与诸子起源——以刘歆《诸子略》为中心的关联分析

早期中国有学问、有知识的人都集中在官场体制内。《礼记·曲礼上》曰“官学事师”,便揭示了不同行业的发端与师传皆出于早期政府系统。文明初建之时的商周官府,充当社会事业的公共管理机构,孕育了百行百业的“祖师爷”。“学”字本身就起源于王室宫廷、贵族生活。“学”演化为成熟的知识系统则发生在西周之后。及至战国,知识阶层开始独立而不依傍于官场。刘歆《诸子略》直接联结学术与职官,逐一阐述并分析了各家学派的职官起源。周室衰微,周天子的管束减弱,自由的政治氛围直接导致诸子之学空前繁荣。诸子之间虽有差异,是“殊途”和“百虑”,但都起源于“六经”,都是王官之学的支流或变种。故“六经”是它们的“同归”与“一致”。

陕西西安唐相里迈墓发掘简报

2006年,为配合项目建设,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唐相里迈墓。墓葬坐南朝北,出土有墓志,墓主身份、墓葬纪年明确。该墓不同于一般唐代墓葬坐北朝南的埋葬理念,其墓志也采用了自左至右的书写方式。相里迈墓葬的这些特殊性为唐代墓葬及文化研究提供了新参考。

清代赣人官年徵实--《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订补举隅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著录江西人物生卒年甚夥,且标注文献出处,颇便于使用。有部分人物生卒年依据官年,然清代士人官年与实年多不相符。通过检索古人家谱、传记、诗文等文献,可得出更可靠的实年。

吕惠卿及其与王安石关系新探——兼论士大夫政治对士人的影响

历来对吕惠卿的评价皆以“奸邪”为主,且对其与王安石关系变化的原因也有诸多恶意推论。本文从北宋士大夫政治的角度出发,分析士大夫政治对吕惠卿本人及其与王安石关系的影响,以及在此政治背景下所塑造的士大夫形象,从而理解士大夫在追求政治理想过程中的无奈,并对吕惠卿作出客观评价。

义理与智识:基于文化记忆的陈普诗语研究

心怀天下与苍生,身寄功名与济世的儒家士大夫,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记忆,根植于他们的诗文创作与品德操行中。南宋闽人陈普作为此类诗人的代表,其诗风既有理想层面的客观义理抒发,又兼备现实层面的主观人格寄怀。陈普诗语的理学风格,既呈现所述典章“礼节”的“獭祭”特色,又表现为宣讲济世“心得”的“传道”特色,亦兼备以阐发人伦“规范”的“训诫”特色。陈普诗语的主体意象流露,通过山水意象彰显“仁智”为范的君子德行,经由辩证意象吐露“功名”为旨的济世心得,寄托史传人物隐喻主体“身世”的石堂先生形象。经由文化记忆的线索连缀归纳陈普诗语,有助于建构以理学思想为核心的诗文语料库,对传承中华文脉与传播中国形象具有现实的借鉴价值。

明清洛南宗族建设的展开与地方社会研究

明中期以后至清代,洛阳南部地区的宗族建设逐渐展开。作为二程后裔的嵩县程氏在景泰、天顺之后迅速崛起,通过修庙、置田、纂谱等举措成功地确立其在地方社会的势族地位。科举士人的出现在其宗族建设中颇具象征意义。李氏在明中后期凭借科举制度成为地方大族,运用立碑、纂谱、入志等策略巩固、延续其衣冠仕族的高门地位。迟至嘉庆、道光年间,该地区的乡民也大规模地从事收族活动。

纯德实学:从郭守敬治水看何为儒者

通过分析郭守敬治水思想之缘起,系统梳理了郭守敬疏浚邢州河道、修复西夏水系和升级京杭运河等治水功绩;归纳了郭守敬躬行实践、因地制宜、自主创新的治水理念;总结出郭守敬具有跨越民族界限之超越性,重视实学之实用性的“经世致用”入世思想。“儒者”这一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指专攻儒学、儒术的学者和士大夫;广义则指受儒学教育并具有经世致用思想之实干者,郭守敬正属于后者。这不仅对儒者的定义有新的拓展,且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作用。

“学而优则仕”再解读

"学而优则仕"既是孔子倡导的重要教育思想,也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它的提出是春秋时期治国理政、选贤任能和各学派以其学说救治社会的需要,透射出士君子的担当情怀、伦理追寻、能力要求以及平等观念。对其的功利性误读、对时代背景把握的缺乏,使对这一理念发生了曲解。当然,这一理念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在把握"学而优则仕"真正语义的基础上,发扬其所透射出的精神内涵与价值追求。

“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

宋代的隐逸文化丰富多彩,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但宋代士大夫文人最崇尚的隐逸形态是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并因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定位,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处世心态与行为方式: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既不放弃世俗的享乐,又能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人生中努力守护、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为外物所役,求取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成就自己的闲适生活和诗意人生。

薛瑄官箴研究

本文对官箴名著《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及其作者深入研究后指出:薛瑄为明代“真儒”,提倡实学,一生实功。官箴书《从政名言》即其实功之一,其流风余韵,给后人树立了较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