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直隶地区社仓与义仓关系之考辨——兼论两仓衰败的原因

在清代推行设立社仓与义仓的过程中,直隶均作为试点地区。康雍时期清廷数次在直隶地区推行设立社仓,社仓的官仓化是乾隆时期推行设立义仓的主要原因。至道光年间,直隶地区的义仓已基本取代了社仓,因此两者并非一直并存于直隶地区。社仓和义仓的储粮主要源于士绅富户的捐输,官府皆希冀通过有偿赈贷实现储粮的收支平衡或增加。实际上,在经营中兼具有偿赈贷与无偿赈济的双重职能。此外,两仓在经营中都不曾避免非制度化的支出,储粮遭到侵蚀和挪用。社仓储粮多寄存于常平仓或寺庙公所之中,而义仓则有专属固定的仓厫,且两者在城乡皆有分布。因此,就清代直隶地区而言,两者还是表现出了更多的相似性。在两仓的经营运作过程中,无法避免大多数人“白搭车”是其出现周期性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清代两淮盐义仓与江苏社会救助

清代后期,国事蜩螗,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下降,民间社会救助的力量日益上升,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缓解两淮地区严峻灾情的同时,也减轻了政府的负担,推动救灾抗灾工作的顺利开展,其中“盐义仓”多次发挥赈济功能。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清代两淮地区的赈济制度比较完备,本文基于两淮盐义仓的功能,探究清代该地区民间社会救助的主体、救助的方式、效果以及救助的特点。

清代直隶义仓的兴废——兼论光绪初年方宗诚在枣强的义仓建设

文章在梳理清代直隶义仓发展史的基础上,涉及嘉庆道光年间直隶总督那彦成兴复义仓和晚清时期有关义仓的争论和义仓修复的反复等内容,尤其对方宗诚在枣强县修建义仓的情况进行了重点分析,并关注到不同时段义仓修复活动的特点和清政府义仓政策的变化等问题。清代直隶的义仓建设,始终是在官方主导下的进行的,地方官吏是影响其兴废的关键因素。

论宋代义仓

义仓是宋代救荒仓储制度的主体之一,虽历经多次置废反复,管理体制和救荒职能仍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发展与完善。在宋代救荒活动中,义仓发挥了积极作用,对社会稳定、民生安泰做出了贡献。

论直隶总督方观承与辖区义仓建设

论述了直隶总督方观承在治地兴建的义仓。在遭遇自然灾害时,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避免百姓流离失所起了一定的作用。该义仓成为后来直隶省建设义仓的蓝本。

两宋义仓研究

隋唐以来,义仓制度逐渐完善,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恤民政策。有鉴于此,自宋太祖起便在全国推行义仓制度,屡兴屡罢、置废不定,前后一共经历了五次反复,直至宋高宗南渡后方渐趋稳定。之所以出现如此奇怪的现象,除了与义仓仓本的赋税性质有关外,还与熙宁变法、新旧党争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不同时代的执政者对义仓的态度有别,但两宋时期义仓在赈济水火、助育幼儿、借贷种粮、充作粜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职能,然而在具体的实行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弊端,这直接导致了南宋后期义仓制度的解体,最终由民间社仓取代其地位。

明清晋东南社仓、义仓初探

明清时期,山西社会经济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社仓与义仓在稳定社会、赈灾济贫、社会控制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晋东南社仓与义仓的设立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地域社会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在经济、政治、习俗、道德等方面都与地域社会联系紧密。通过对晋东南社仓、义仓的设立、分布以及功能等方面的分析,可以充实山西地域社会研究的内容,拓展社仓与义仓研究的新视野,为现实提供更多的借鉴意义。

唐代义仓制度补议

义仓制度是我国古代救灾史乃至经济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新的视角，对典型的唐代义仓制度进行了再探索。作者认为，唐代义仓制度最主要的本质，在于它乃是当时国家赈灾的一种专项财政制度，并进而指出，义仓的设立，标志着我国古代赈灾方面的财政的专门化。其次，作者又对唐代义仓的挪用始于武则天后期的观点作了详细的补充论证，且认为，唐代义仓粮的挪用实属国家赈灾专项财政转移的性质；挪用的缘由，客观上也因南方义仓存粮受地理环境的局限所致，从而暴露出唐代以义仓为外在形态的赈灾专项财政制度的一个天然缺陷。

清代长江中游地区义仓的设置、运营及与社仓的关系

清代的义仓、社仓同为具有民间自救性质的基层备荒仓储,二者性质相似、功能相近,学界的研究或将重点放在探讨它们与常平官仓之间在性质、分布、谷本来源、管理、运营、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或考察各仓自身的发展,而很少关注二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义仓在发展阶段、举办形式、管理、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和社仓有所不同。二仓既互相补充,又有所区别,共同担负着基层社会救济的重任,并对地方社会产生着影响。

晚清湘潭县的官绅关系与义仓建设

晚清社会的权力格局与之前大不相同,突出表现为绅士阶层的壮大以及其通过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对于地方社会产生直接影响。道光末年,湘潭长期以来的"官办"仓储建设模式被打破,官绅开始合作建设地方义仓,并创办半官方性质的常设性机构积谷局,直接控制乡村义仓,官府无力削弱地方绅士的权力,义仓管理出现"绅办官督"的局面。清末新政后,湘潭官府推行地方自治,传统绅士的权力受到官府与新绅士的挑战,二者关系恶化。官绅的疏离不但影响义仓建设,也促使绅士走向了清政府的对立面。

清代江西的家族、乡绅与义仓——新城县广仁庄研究

广仁庄为新城县中田镇的两大家族倡导建立的乡族义仓。它不仅是社区性的救灾机构和粮食储备系统 ,而且广泛资助各种慈善事业、公共事务 ,对社区生活实行了全面的干预 ,成为社区权力中心。乡绅们通过控制广仁庄而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但仍离不开官府的监督。通过对广仁庄的研究 ,可以看出政府对地方的管理由垂直控制转向地方协调。

元代义仓初探

元代义仓设立于元初,曾对元代的备荒救灾事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管理不善及官府的挪用,元代义仓呈现了名存实亡的态势,而元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当与包括义仓在内的元代社会保障机构的废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元代常平义仓研究

常平仓和义仓是元代主要的备荒仓储,曾对元代备灾救荒事业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就总体态势而言,元代常平义仓的实际成效并不显著,呈屡兴屡废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元朝吏治的败坏以及仓储本身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着弊端。诸如常平义仓之类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废弛,与元朝的灭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百年仓廪 邑城屏藩”——解读清代丰图义仓建筑

丰图义仓是清末地方官绅建造的仓廪建筑,其仓城选址巧妙,建筑形式特殊,反映了我国近代建筑史上仓廪建筑的宏伟面貌。本文结合关中东部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朝邑古城的历史,论述了其选址中储粮备荒和军事防御二者的有机结合;并分析了其特殊的建筑形式与储粮技术的关系。

唐代义仓研究

义仓,始于隋而盛于唐,其施行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制度之完善,成效之显著,影响之深远,不能不引起我们浓厚的兴趣。义仓的兴废唐代义仓,建于太宗贞观二年(628),“王公已下,垦田亩纳二升,……贮之州县,以备凶年。”“自太宗以至高宗、则天,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但自则天后期以降。

古代赈灾救济的“义仓”与“义田”

义仓是中国古代一种制度化的灾害救济设施,即所谓“荒政”措施之一。其制始创于隋文帝时期,其后若断若续,时兴时没,但历朝历代大体上都沿承了这一做法,直至清末。义仓制度由朝廷主持兴办,在平常年景时,各州县按当地居民的贫富程度收取一定数额的粮食,存储于仓内,在遭遇灾荒时再发放给受灾民众。这种义仓制度,对解救灾荒虽然起到一定作用,但从创设之初,就存在虚应故事、挪作他用等问题,往往导致空存其名。道光后期,湖南辰州知府雷成朴创设义田,试图以此来保障义仓的可持续性。这种做法对我们合理认识和处置荒政问题具有有益的启示。

唐朝的两税三分制与常平义仓制度

常平仓与义仓作为唐朝借以保护个体小衣经济从而维护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的两项国家财政制度,在前后期经历了重大的演变。迄今论者多详于前而略于后。本文选取唐朝通过推行两税三分制而划定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这一事实为基点,探讨了唐后期常平仓与义仓的资金来源与税制变动的关系,尤其是其财政隶属关系的变化等问题,评述变化的财政和社会的意义,并试图对“唐后期常平仓与义仓是否合而为一”这一学术歧见,提出个人的初步看法。

试论隋唐义仓在救荒中的弊端

义仓作为隋唐时期救荒的重要措施之一，在救灾过程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许多的弊端。义仓税的征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由于官府督办义仓，造成了救济上的不方便；同时义仓多设于州县治所地区，使得它的救济范围过小。

清代盐义仓

康熙十八年题准:“地方官劝谕官绅士民捐输米谷,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照例议叙”。是为清代明文下令修建义仓的开始。盐义仓为义仓的一种,大部分设于产盐区,其主要功能在于为附近盐场商灶提供救济与借贷,具有明显的“恤灶”特征。清代,尤其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盐义仓的设立及其运作对维持灶户生计,保障盐业生产、食盐运销等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盐义仓这一清代独创的仓储形式作一浅析。文中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道光朝的义仓建设

道光朝的义仓建设,以奖励劝办为主要手段,在仓储职能、救助手段、管理模式、运营方式等等方面,均迥异于雍乾时期的社仓制度。这种制度变革的探索促成了义仓的一度兴盛,它拉开了晚清义仓兴起的大幕,对同、光年间义仓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制度借鉴。另一方面,政策的刺激、执行层面的问题等也对义仓的形象和发展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