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时期的载漪

载漪等深受儒家经典熏陶,认为学习外国的长处,就是离经叛道,将导致亡国灭种。戊戌变法,均属秕政,光绪帝已失天下人心,应予废立。主张杀洋人,杀教民,与外国开战。把正义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变成了荒谬的盲目排外。思想落后于时代,终被时代淘汰。

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以“持平办理”方针为中心

为处理“教案” ,清政府很早就提出了“持平办理”的方针 ,但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 ,处于弱势地位并只图苟安的清政府根本不可能做到“持平办理”。从清政府制定“持平办理”方针到执行不力以致失败 ,从另行出台“区分匪会”政策到降谕召募拳众 ,反映出民教交涉案件之所以逐渐发展为义和团运动 ,完全是一个规律性演进的历史过程。

论19世纪末年的社会心态

自戊戌变法后期清朝政府守旧派掌控朝政始的19世纪末年,趋新的社会风气转为沉闷;特别是义和团运动时期,守旧派将其仇新、排外的情绪推向极至,直接导引了普通民众的冷漠与无知、新式知识分子的压抑与彷徨心态。

清廷守旧派对义和团迷信的认可与利用

庚子年,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守旧派因在"废立"等问题上与西方列强产生积怨,欲借助义和团仇洋排外,在八国联军入侵的形势下,对义和团"神道灭洋"不仅表示认可,且欲加以利用。清廷守旧派认可、利用义和团迷信,引起其他官绅阶层的坚决反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政府统治危机因"庚子事变"而加剧的状况。

中外激荡下李鸿章的北上心态与庚子政情

1900年春夏,由北方义和团事起演变出朝野纷争、中外激荡之危局,民族危亡将远放南国边陲、处于政治边缘的李鸿章再次推向历史前台,成为中外停战和谈的焦点人物。随着形势变化,李鸿章的北上心态也几经起伏。从5月底庚子事起到9月14日决然北上的近四个月时间里,李鸿章几乎陷于日日惊心的困窘境地。但他对时局是有着通盘考虑的,通过联络南方督抚齐心协力推行互保安靖边地、使节外交与计议联俄、与清廷讨价还价获得全权代表资格、争取地方大吏支持联衔奏请惩办为祸首凶,在这些步步为营的应对措施之后,乱象纷呈、茫无指归的时局也逐渐明朗,李鸿章终于可以胸有成竹地安然北上。

山东教案与义和团散论

19世纪下半叶的山东教案 ,多发生在鲁西而不在鲁东。从民教纠纷的主导责任看 ,由教士教民肇事者 8起 ,占 18% ;官绅民众肇事者 36起 ,占 82 %。从甲午到庚子年间发生的大量教案 ,也多由刀会拳社组织所发动 ,并最终使鲁西成了义和团的发源地。这说明仅靠简单重复某些传统观点 ,是解释不了这些现象的。这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一定的关系 ,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东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的差异以及天主教传教士的思想作风和传教方针的不同。

义和团时期的张之洞

外国长期侵略中国,传教士干涉诉讼,偏袒教徒,于是,在清政府官员中,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洋教者大有人在。反对外国侵略,本来是正确的,正义的,但是,真理再跨前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反对外国侵略变为焚教堂,杀洋人,毁铁路,就成了盲目排外。张之洞不赞成焚教堂,杀洋人,毁铁路,史实证明,比毓贤等人高明。

克服“搭便车”困境——梅花拳在义和团运动中社会动员机制之研究

在对梅花拳及义和团运动史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搭便车"理论,从社会学视角探讨了梅花拳在义和团运动中的社会动员机制.研究认为,梅花拳充分利用了自身的小组织结构、准家庭网络和独特的情感、符号及话语,有效克服了集体行动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困境,成功实现了对拳民的社会动员.

直面世界:从“扶清灭洋”与笼统排外主义再论义和团的性质

回首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义和团研究,基本分歧都体现在对义和团的"扶清灭洋"的认识中。以往的评价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的中国农民要求过高,学者在义和团研究中忽略了农民的历史局限性,忽略了义和团时期的农民不知道反帝反封的革命理论。对义和团农民的认识,应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要从历史实际出发,不需要苛责义和团反帝必须反封,这是那个时期的农民不可能达到的高度,这样要求脱离了历史实际。我们只能要求义和团的贡献达到或者超过前人就可以了。义和团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存在各地互不隶属、各地互有主张的特点。义和团的历史贡献,是提出"灭洋"(即"反帝")主张。我们对于义和团斗争总的结论,还是毛泽东讲的: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义和团时期的董福祥

董福祥等反对外国侵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真理再跨前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因为反侵略,进而变为反洋教、反洋人、攻使馆,就变成了盲目排外,变成了谬误。不懂文化可以交流,共同进步。他们的思想,落后于时代,结果,就被时代所淘汰。

文化转型背景下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发生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关键时刻,其发生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地域文化和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义和团运动的"仇教"、"反洋"意识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本能抗拒和抵制;反映了小生产者对中国传统生产方式留恋和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恐惧的文化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反对一切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反动思想文化。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先进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有了更理性的思考,同时也导致了二千多年传统文化所构建的民族心理防线的解体。

直东时期义和团众在乡间的演拳活动

传统武术的表演具有日常实用性。大刀会和神拳是义和团的前身,大刀会和神拳起事的地点是直东地区的乡村。大刀会、神拳经常利用请看武戏聚集民众,夸耀武力。直东地区的乡村市场兼有群体性娱乐活动,为游浪武士汇聚提供了场所。晚清的村落庙宇具有团聚同族民众共同祭拜尚武先祖的功能。村落庙宇既有神圣祭祀功能,亦是乡民演示武艺的场域,教民建堂与团众建庙便形成矛盾,而教堂与庙宇的地基就成为义和团和教民冲突的空间性焦点。以乡村演拳和观看武戏为主体性功能的建筑空间构成了大刀会和神拳武力抗教的特殊场所,传统武术显示其具有巫术意味的实用性的同时,也展示出其独特的风俗学的生命力。

近代农民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中国早期现代化开始的标志是19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的洋务运动。20世纪初年开始的十年新政中,中国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商业、教育事业和仿行宪政热潮,这使近代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上又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而这两次以清王朝为主体的早期现代化运动都与此前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密切相关。因此,近代农民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

另一视角下的义和团运动——以近20年国际研讨会中文论文为依据的学术史研究

国内外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由于不同的学术传统、理论方法、学术资源等诸多因素的差异而体现出诸多的不同。因此,对开放以来国际上对义和团的研究脉络从学术史的角度作一梳理,可以使我们站在一个更宽阔、更客观的视野中深化对这一历史问题的探讨和研究。

舞台的转移:义和团事件的戏剧性解构

义和团事件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近年来西方学者掀起了对义和团事件再度认识的潮流,影响了中国学界的话语走向。沟通义和团事件历史性和现代性的媒介除却西方强势话语权力以外,还有将历史寓言化与故事隐喻化的途径。义和团的故事本身就有戏剧性,它隐括了经典悲剧的全过程,再现了悲剧的所有细节。自然灾难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基点,对洋教洋人的妖魔化是义和团故事生发悲剧对立面的动力。暴力主义的复活,构成了义和团代言的农民式古典精神抗争近代强势力量的绝响。义和团运动还是现代文化观念的参照物,其富有华北地域色彩的极端民族主义行为,对近世以来大型的戏剧性群众运动有影响。

反洋教斗争:文化冲突乎?排斥进步文化乎?

所谓“‘义和团反洋教活动起因是中西文化冲突’，是‘排斥进步的西方文化’”的观点，既无史实依据又无理论根据。基督教等西方宗教并不是当时西方国家的进步文化；少数传教士以“传教”为幌子，推行的是本国政府的对华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士强迫中国民众接受西方宗教文化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实质上是中国民众对西方殖民文化的反抗；传教士在华开办学堂、创办报纸等活动确实传播了某些西方进步文化，但这并非传教士的主体活动，且“教案”冲突也并非固此引起。

义和团首领的戏衣

早期义和团的首领多为流民、出家人、巫师和江湖艺人,这些人本身有表演潜质或程度不等地受到过表演训练,具有在公共空间施展表演才能的本领,其中很多首领为戏迷。戏衣具有划分行当的角色定位和身份归属意味,流播于社会则兼具象征性和符号性社会功能,还有公共空间内特殊的仪式性功用,尤其是武戏的戏衣,对以尚武为天职的团民及其领袖来说,无疑是超凡武力的寄托物。义和团的法衣、旗帜同样具有模仿戏曲旗号、服饰的倾向。武戏戏衣对义和团民众的尚武行为及其首领的权力幻想产生过影响力。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义和团观——对中国现代化认识的一个侧面

建国后,随着现代化运动在中国的展开,如何认识和评价义和团,仍然是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关注点。围绕着如何看待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义和团观经历了近代革命的高潮、反帝反封反修的前驱、消除神话的祛魅和九十年代至今的学术认知的深化这样几个阶段的变化。梳理20世纪后半叶义和团观的延伸脉络,可以从一个侧面认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平原事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兼与路遥、周锡瑞教授商榷

对平原事件的起因、知县蒋楷的撤职、平原战役以及对该事件的评价等方面 ,史学界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严重背离历史事实的现象。事实证明 ,平原事件不是教民压迫平民引起的 ;蒋楷被撤职 ,是他违背了巡抚毓贤对义和团的主抚政策而一味主剿的结果 ;义和团的平原战役不是“大捷”而是“大败” ;从义和团的领袖人物、理论纲领、组织纪律和预期结果看 ,平原事件不是义和团“最后成熟”的标志。

义和团运动与爱国主义精神

义和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群众自发组织的以反洋教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主要内容的爱国自卫运动。运动中,义和团团民、部分清军官兵和各族人民共同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精神的壮歌,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精神和赤诚的爱国主义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