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归于王权:“阴阳组合结构”中的儒家政治理论

先秦时代战争频发,诸子在探寻弭战策略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理论。儒家政治理论以民本、正义为特征,其他一切观念皆由此引申而出。义利之辨是儒家民本观念的核心议题,儒家反对不义之利、追求公利、倡导以义制利,以“义”制约先秦时代普遍存在的好战、逐利倾向。义利之辨作用于政治实践层面,则有了王霸之辨,它聚焦政权之正当性与政制之合法性问题。儒家有关王道理想的设计是其对良好政治的系统性阐释,它主张摒弃功利化的价值取向,杜绝工具化地利用民众。在儒家政治理论中,民本的政治归宿乃是王权,二者在“阴阳组合结构”中成为儒家重整秩序、消弭战争、实现善治的思想武器与路径选择。

论孔子财富价值观的四重维度

孔子承认追求财富是人之本能欲望和行为选择,肯定财富的积极效用面,强调通过自身劳动获取合乎道义的财富,主张均调财富的分配方法,倡导富者广施恩惠、周济民众,由此构成了富贵可求的价值需求、以义取利的价值判断、均调财富的价值分配和博施济众的价值导向的财富价值观。这四种财富价值观不仅涉及个人对财富的占有和支配,还关乎个人在财富中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责任感,为世人提供了一种如何认识、获取、使用和分配财富的智慧。

孟子管理思想的特点及其现代精神

以性善论为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强调仁政、人和、以德服人、义利统一 ,通权达变、仁民爱物 ,修齐治平等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八大特点 ,这些特点和现代管理学中的行为科学学派、权变学派、企业文化学派等强调人本管理、情感投入、灵活应变 ,注重管理中的文化因素 ,构建独特的企业文化和团队精神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充分地体现了它的现代精神。

柳宗元廉政思想的内涵与现代价值

柳宗元以济世安民为己任,在二十多年的治政实践中,为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而上下求索,深厚的学养、残酷的现实和坎坷的仕途使他对廉政有了独到的见解。以民为本、以义导利、立公去私奠定了柳宗元廉政思想的哲学基础、伦理基础和政治基础,从而构建了内容完整的廉政思想体系。虽然柳宗元的廉政思想植根于封建社会,但在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中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儒学视野中的公共关系

公共关系作为一门管理哲学,越来越朝着人本化、责任化、生态化的方向发展,这与儒学理论有契合之处。从人本论看,儒家"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对公共关系主体实行人本管理具有启示作用;从义利观看,儒家"义利合一""义以生利"的价值取向促使公共关系主体更加认识到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经权观看,儒家"执经达权""中庸之道"的经权思想对公共关系保持组织的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儒家管理哲学与公共关系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存在相通之处,这说明儒学能够为建构中国的公共关系理论体系作出贡献,同时也表明儒学在新时代同样具有其经世致用的价值。

仁义礼智信五德的早期源流和当代诠释取向

老子是较早以"仁、义、礼、智、信"的顺序来系统化论述道德内涵的。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大儒结合各自的时代背景和思想主张,从不同角度丰富和细化了五德的思想内涵。原生态的仁义礼智信五德具备了气质—美德伦理的双重属性。五德与五行理论曾经发生过结合,是五德理论不容忽视的一种内涵解释思路。五德理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人伦关系超越五德气质而导致的狭隘化,以及神秘主义与封建专制结合而导致的神秘化。五德体系的当代阐释需要重视的是达成气质—美德伦理层面的基本共识,以及注重研究思维方式上的民族特色。

突破师德评价若干困境的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师德评价功能的实现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挑战和影响,同时,在实践操作中也面临着一些认识的困境和疑惑,主要表现为师德能否进行量化评价、师德评价中义与利的价值冲突以及应试教育对教师道德理性的困扰等问题。师德评价是评与导的结合,必须确立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的价值理念,强化立德树人的价值导向,以素质教育的逻辑和要求来推进新时代的师德建设,促进教师科学道德理性的形成和发展。

由义而匪:浅析客家“义民”身份的变化——基于清代台湾和广东西路的比较研究

清朝康熙、乾隆时期,台湾地区的客家人因帮助清军平定农民暴乱而被赐封为“义民”;在咸丰同治时期,广东西路的客家人同样帮助清军平定暴乱,获得了“义民”的待遇。有意思的是,两地客家人助军平乱的行为后来都被指控为假借公义以涉私恨,然而官方的态度则迥然不同。台湾地区客家“义民”身份一直保留,甚至还发展成“义民爷”信仰;而广东西路的客家“义民”后来竟被贬为“匪党”,甚至遭到政府的强行遣散,被迫离开住地迁移他处。造成如此不同结局的深层原因,主要在于清政府在两地的不同利益诉求:在广东西路,主要是维护地区稳定,在台湾,则是彰显政府权威。对于客家“义民”的“义”与“匪”,完全是由清政府根据对政府的忠诚程度进行判定的。

管仲法治思想探析

从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学问这一角度出发,法家先驱管仲在齐国主持改革时期提出了诸多至今仍有重大借鉴意义的法理学观点,这些观点可归纳为:一是"以人为本",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灵魂,也是法家学派的价值观;二是"德法兼收",对当今"全面依法治国"有借鉴作用,是极好的法治本土资源;三是"仁义友爱",这是法家的伦理观,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特征;四是"法制无私",这是现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渊源;五是"任人唯贤",是管仲在改革进行中推行的人才战略;六是"令顺民心",强调制定的政策必须符合老百姓的期许;七是"富民利农",主张通过各类救济措施来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类性、族群性和地域性——以甘肃非遗为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公约和中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法规条例中,包含了非遗的人类性、族群性和地域性的涵义,表明非遗与人类与生俱来、相伴而行.“非遗”虽是新术语,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相似的理念,体现了中国人对于非遗的独特理解和生存智慧.甘肃独特的地理地貌特征、民族文化特点和历史传统特质,对甘肃非遗的形成和保护传承产生了直接影响,形成独具特色的非遗现象,被不断地再创造并世代相传.编撰非物质文化遗产辞典,力图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弃讹传、定正说、传正统,是非遗保护传承的另一种方式,是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论晋商会馆的伦理意蕴

晋商居我国近代十大商帮之首。当时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晋商开始寻求共同发展,于是在全国各地的主要城市和各大商埠都建立了会馆。晋商会馆在日常活动中,体现了崇信重义、尚中贵和、乐善好施等丰富而深刻的伦理思想。这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宝贵财富,对现代商业活动依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高拱的民生思想及其实践

高拱的民生思想可归纳为:"义为利和",为国计民生奠基价值基础;"生财理财",为生民兴利提供经济保障;"恤商惠商",为解除商困制定优惠政策;厉行改革,为改善民生营造制度环境。研究高拱的民生思想对我们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儒家的“德福一致”思想及其价值观念探析——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与幸福一致思想视角

中国儒家道德与幸福一致的伦理思想及其价值观念是一座需要深入挖掘的宝库。“孔颜之乐”“仁者无忧”是儒家“德福一致”思想的基本形态和主要命题。儒家的德性幸福观与儒家价值观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儒家的“义以为上”的价值观念展开并体现于儒家的“德福一致”具体观念及与之相涉的关系问题中。“义以为上”等价值观可以视为构建儒家德性幸福观的逻辑前提和哲学基础。“君子谋道不谋食”是儒家“义以为上”价值观的基本命题的主要表现形式。作为儒家幸福观主要命题的“孔颜之乐”,正是作为儒家“义以为上”价值观基本命题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内涵的延伸和体现。

孟子“仁政”学说对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启示

介绍了孟子的"仁政"学说,认为孟子"以民为本"的王道政治,"制民恒产""不违农时""轻徭薄赋"的经济思想,"浩然正气"的人文精神,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仍有其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义利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的本质内涵。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是党践行其宗旨的过程中协调义利关系的道义性实然,是党巩固其执政地位的过程中协调义利关系的功利性使然,是党提高其执政能力的过程中协调义利关系的道义性应然,是党履行其执政责任的过程中协调义利关系的功利性必然。

顺民之欲 富民而治

所谓“人欲”,不外乎饮食男女、穿衣吃饭、生老病死的事,是民众求生存、求发展、求富裕的基本需求,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并非与“天理”不相容。“天理”就在“人欲”之中,二者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作为官吏,无论是讲廉政,还是讲勤政,首先要理解和尊重民众的基本欲望,顺民之欲,富民而治。要“宽以养民,严以治吏”。

解读管子治国“五能”

史书记载鲍叔牙以管仲有治国"五能"为由,力荐其为齐国执政。这"五能"为:"宽惠爱民"、"治国不失秉"、"忠信可结于诸侯"、"制礼义可法于四方"、"介胄执枹,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这"五能"在《管子》、《国语》和《左传》所记载的管仲治齐方略和治国理念中均有所表现,其中蕴涵着可资今人借鉴的丰富思想资源。

论明代捐赈的“尚义”观念及其实践

明代以“旌表尚义”的事例劝募富民捐赈,使解决粮储不足的财政手段同时具备了整饬风俗、鼓舞道德的社会功能。“劝尚义”的成效表明,出于道德动因的捐赈行为并非虚矫,无论这种道德因素的内涵是认可、完成君仁民义的政治义务,还是侧重自身伦理修养的德行实践,或者只是积而能散、与众共之的处世之道,它们的存在都有相当清晰的现实基础与历史脉络。“义”这种普遍道德观念对明代普通民众政治行为产生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明代皇权政治的道义性基础。

传统文化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的独特功能和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企业文化产生的条件和土壤,企业文化建设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有利于全面提高企业员工的素质,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有利于为企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保障,有利于帮助企业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具有独特功能和积极作用。

新世纪道德建设的“新三纲”论

"民为国纲"①强调以人为本是国家首要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义为利纲"主要倡导以道德之义规范和引导个人、集体和社会之利,义的内涵则应与时俱进。"公为私纲"意在纠正过去关于公私关系之成见,阐明公是私的集合但又不能完全代替私,而私的完善与发展则不能离开公。"天下为公"是道德理想,个人只有在"相善其群"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做到"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