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译莎士比亚“冤案”与新文学史的“权力”省思——以《吟边燕语·序》为中心

林纾译莎士比亚戏剧为小说一直是新文学史上的“定论”,直到日本当代学者樽本照雄考证出林译《雷差得纪》等几部历史剧故事的英文原本,才使真相水落石出,昔日“定论”变为“冤案”。“冤案”起点为《吟边燕语·序》,它虽以“笔记”“莎诗之记事”明示底本文体,但在民初新旧文学论战的紧张气氛中,这些关键线索受到忽视,该序包含的学术信息没能得到完全释放,它因此成为一篇未被充分解读的文献。林译莎士比亚“冤案”事件,再次表明新史料在文学研究及历史人物评价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启发研究者省思新文学史的“权力”和需要面对的“重写”挑战。而对“旧文学”研究来说,尤其需要在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弥补新文学话语一直以来单方面叙述的不足,进而完成对“旧文学”的充分解读。

《吟边燕语》:莎剧汉译史中的“影子经典”

《吟边燕语》是著名翻译家林纾的代表性译作,也是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最早的相关译本之一,对莎剧的中国化产生了关键作用。但在其出版数十年之后,《吟边燕语》的影响却消退殆尽,逐渐淡出读者和学者的视野,未能确立经典译本的地位。借鉴比较文学理论家达姆罗什“影子经典”的相关概念对《吟边燕语》的经典化进程进行分析发现,众多行动者和历史语境共同参与了其经典地位的建构,但由于翻译场域内规范的变化以及相应优质新译本的出现,《吟边燕语》的经典化进程中断,最终沦为莎剧汉译史中的一部“影子经典”。这给中国文学外译事业带来一定启示。

莎剧故事在台湾早期的流播与接受

林译小说对早期台湾文坛的影响，主要是《吟边燕语》。1906年的《台湾日日新报》刊载了《丹麦太子》、《棱镜》、《玉蟾》三篇小说，透过文字之比对，可知是从《吟边燕语》及中国古典小说加以改易、摹仿的学习之作，同时可见莎剧故事为台湾文人所熟悉，20世纪初期的台湾已经透过林纾此译作认识了莎士比亚，并与世界文学有了初步的接触。

莎剧故事在台湾早期的流播与接受

林译小说对早期台湾文坛的影响，主要是《吟边燕语》。1906年的《台湾日日新报》刊载了《丹麦太子》、《棱镜》、《玉蟾》三篇小说，透过文字之比对，可知是从《吟边燕语》及中国古典小说加以改易、摹仿的学习之作，同时可见莎剧故事为台湾文人所熟悉，20世纪初期的台湾已经透过林纾此译作认识了莎士比亚，并与世界文学有了初步的接触。

商务印书馆版《吟边燕语》的文化意义——再论林纾的莎士比亚观

林纾、魏易译《吟边燕语》是商务印书馆1904年出版的书籍,是"说部丛书"的一部。《吟边燕语》是兰姆姊弟《莎士比亚故事集》的全本翻译,曾在中国莎士比亚接受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人实际上是通过《吟边燕语》第一次了解了莎士比亚作品的具体内容。《吟边燕语》对中国的莎士比亚演出史也有很大影响。当然,《吟边燕语》有很大问题:写明"莎士比著",却没提兰姆的名字。笔者认为这不是偶然,而是跟林纾的莎士比亚观有密切关系。因此本文通过分析《吟边燕语》序文,研究林纾的莎士比亚观,并重新探讨《吟边燕语》的文化意义。

《吟边燕语》并非文明戏莎剧的唯一蓝本——清末民初莎士比亚中文译介与舞台演出关系新论

在《吟边燕语》与文明戏莎剧改编的关系中,至少还要考虑到两种因素的影响:莎士比亚英文读本和舞台上的英文莎剧。在文明戏莎剧产生之前,英文莎剧已经在上海舞台以多种形式演出了50年。英文莎剧为文明戏莎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剧场效果、剧材内容,浸润了翻译、改编莎剧的人才,还培养了能够欣赏并喜爱莎剧的大量观众。

论清末民初时期莎士比亚戏剧译介与文明戏演出之互动关系

《吟边燕语》自身蕴含着戏剧因子,传奇性的故事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以直接引语形式表述的人物话语则可在改为白话后直接成为剧本中的人物台词,因而这部翻译小说集受到了文明戏剧社的青睐,以此为底本编写剧本。文明戏剧社的莎翁戏演出促发了莎士比亚戏剧演出的一个"高峰时期",拓宽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认识度。莎翁戏演出关注了西方人忽略的因素,进一步突显了故事的传奇性,将故事中能与社会教化功能相关的元素前景化,这是中国传统戏曲审美的遗风。这种跨文化演出将莎氏剧作"从原来的语境中剥离出来",进行"改造",并"挪用于其他目的",因而也丰富了莎氏剧作的内涵。译介活动为戏剧创作提供了素材,戏剧表演扩大了原作的影响并丰富了原作的内涵,这应该是外国戏剧译介活动与戏剧演出之间一种积极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