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对阴阳观念的三重表述

在理清阴阳观念的基本内涵之后可以发现,成书于商末周初的《周易》对阴阳观念进行了非常集中的表述,进而证明《周易》与阴阳观念实际上是融合一体而不可分离的。首先,《周易》文本中的卦象与卦象变化是对阴阳观念的符号表述;其次,传世的《周易》大衍之法以及商周时期的数字卦是对阴阳观念的筮法表述;最后,先秦典籍中所记载的《周易》系统解说是对阴阳观念的文字表述。所以阴阳是《周易》的中心思想,也是商末周初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内容。

明清时期推拿治疗小儿便秘的选穴规律研究

目的:分析明清时期小儿推拿著作中治疗便秘选穴相关内容,探索明清时期推拿治疗小儿便秘的选穴规律。方法:对明清时期小儿推拿的代表性著作进行全文阅读,采用SATI、UCINET、NetDraw等数据挖掘软件,计算治疗便秘相关穴位的支持度、中心度,并对穴位进行可视化中心度分析。结果:11本代表性著作中,共有72条(重复40条)与便秘相关的中医处方,所采用的穴位共有49个,退六腑、分阴阳、运内八卦、推三关、补脾土、清肾水、清大肠等手法选穴使用频次最高且居于中心地位,选穴以小儿手部特定穴居多,穴位类别以通便类手法为主,临床治疗多采用泻法。结论:明清时期推拿治疗小儿便秘以小儿掌指部特定穴为主,以退六腑为君,运内八卦、分阴阳、补脾土、清肾水、清大肠为臣,推三关为反佐,且根据不同中医证候表现选用不同手法、穴位,形成了主次清晰的组方配伍关系。

宋代江浙诗韵中舌根鼻韵尾阳声韵及阴声韵、阳声韵通押考察

在穷尽分析宋代江浙诗人用韵的基础上,考察舌根鼻韵尾阳声韵部通押及阴声韵、阳声韵之间通押的特殊韵例。宋代江浙诗人舌根鼻韵尾阳声韵部通押体现在庚青、江阳、东钟三个韵部的通押,阴声韵、阳声韵之间的通押集中在寒先部、监廉两部分别与支微部的通押。这两种押韵形式均反映出宋代江浙方音的特点。

阴阳刑德与秦汉秩序认知的形成

秦依照阴阳刑德学理确立了“尚水重刑”的治国思路,形成了严苛的秦政。西汉融合了儒家之教化刑德论、法家之赏罚刑德伦和阴阳刑德论,以阴阳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了新的刑德论。刑德作为阐释政治秩序运行的学说,成为秦汉时期解释天人运行秩序的视角,奠定了中国术数的学理基础。

兵阴阳家与汉代军事

汉代一切军事活动 ,都深受术数与兵阴阳学的影响和支配 ,战争既是激烈的武装冲突 ,同时也是术数的诡谲对抗。汉代有大批兵阴阳家著作问世 ,军事术数形式有不少新的创造和发展 ,研习、传授者众多。兵阴阳家深刻影响了汉代战争的发生、进程和结局 ,也影响了汉代军队组织和军官选拔。由于兵阴阳家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亦存在着不利的影响 ,故汉王朝逐渐开始对社会上包括兵阴阳家在内的术数书籍和活动加以限制和控制。

“以刑去刑”:商鞅思想新论

商鞅在历史上是一位被深度误读的人物。对商鞅的核心思想与价值取向不可单纯以"刻薄寡恩"、"轻罪重罚"、"利出一孔"来综括,"比德于殷周"、"移风易俗"、"男女有别"、"以刑去刑"也是商鞅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商鞅并未全盘否定和废灭仁义道德文化,只是在仁义范畴的界定、仁义理想实现之途径、法与德的内在关系等方面,与儒家存在一些分歧。商鞅所言"去刑",是指通过公正、公平与公开的"壹刑"训导,使全社会有望进入"明刑"的理想境界。"去刑"的涵义为"明刑",韩非称之为"明法"。

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与巩固的重要阶段。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崭新的特色,体现了独特的时代精神。概括地说,这种时代精神表现为:“大一统”理念作为秦汉文化的灵魂,贯穿于当时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确立了秦汉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阴阳五行思想作为秦汉文化的哲学基础,起着联系、沟通秦汉文化方方面面精神纽带的重要作用;而学术上的兼容博采、融会贯通,则成为秦汉文化得以顺利发展并创造辉煌成就的不竭动因及显著特征。

汉代经学走向管窥——以《春秋繁露》与《白虎通》的对比分析为视角

汉代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一大盛事,其发展也有其独特的内在理路。本文从分析汉代经学发展中的两部代表性著作《春秋繁露》与《白虎通》入手,通过对二者的对比研究,分别对汉代的天道观、阴阳五行说、儒家纲常伦理进行了阐释,分析了汉代经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探讨汉代经学从今文经学独大走向今、古文经学的融合,以及经学对谶纬之学的吸纳,以期勾勒出汉代经学的走向。

唐人对地震的认识与存恤

唐代地震引发水灾、火灾、山崩、环境污染等,对自然环境和百姓生活产生了严重破坏和影响。唐人将地震与政事相联系,认为地震是阴阳失调的结果,应修政道以答天谴,进而采取措施赈济受灾百姓。朝廷对地震的措施与态度的不同,反映了唐朝国力的兴衰变迁。

《汉书·魏相传》与西汉易学

《汉书·魏相传》是研究西汉易学的一篇重要文献，文中云魏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反映了西汉中期易学的特点。《易阴阳》是将《易经》与阴阳数术结合的产物；以五行配八卦、中央黄帝执坤艮治下土，反映了黄帝学说对易学的影响。儒学中《易》与礼相通，魏相说《易》引《明堂月令》，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浅析汉代建筑艺术的设计思想和风格

摘要:从对汉代文明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儒家思想、阴阳五行宇宙观和齐、楚文化因子说起,分析了其在汉代建筑艺术中的充分体现和运用,并总结了受其影响所形成的设计思想和艺术风格,旨在为全面把握汉代艺术设计和当代建筑艺术设计提供有益参考。

儒家伦理影响下的汉代民间信仰新变化

汉之前,民间信仰的对象主要是自然崇拜以及对某些有功于民的古圣先贤的信仰。西汉中期后,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家伦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对基层民众的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民间信仰的变化,便是这种影响的突出表现:一方面是以儒出仕的官吏成为民间信仰的对象;另一方面是世俗忠孝传说故事和孝感动天信仰的流播。可以说,符合儒家忠孝伦理的神灵成为西汉中期以后民间信仰的新的对象,这是不同于以往民间信仰的新特点。

简析秦汉三大信仰

秦汉信仰主要表现在以阴阳五行行事,“天”作为终极信仰被虔诚的信奉,方仙道炙热弥漫。这三方面构筑成了秦汉时期的思想土壤。

论儒家阴阳思想下的汉代赦宥

汉代的赦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深受儒家阴阳思想的影响,在这一思想影响下,赦宥之举(尤其是大赦)可以为皇帝修德补过,达到“荡涤秽恶”、“与民更始”,从而协调天地阴阳之气以致庆的目的,其德政的功用因此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汉书·律历志》与秦汉天人思想的终极形态--以音乐思想为中心

《汉书·律历志》以音乐为本体,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天人思想体系。它把宇宙、自然世界以及人类整个世界,从社会制度(礼)到精神情感(乐)、从外在世界到内在身体,都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像人的个体生命一样鲜活灵动的整体,而这个整体中跃动的心脏,则是音乐。这既是一个完全艺术化的形而上学,也是一个可以落实到实用法则的形而上学。

从古代阴阳五行宇宙观看先秦至汉初五音与十二律生律法的思想根源

先秦至汉初关于五音与十二律的记载,有《管子》、《国语》、《吕氏春秋》、《放马滩秦简》、《礼记月令》、《淮南子》、《汉书》等文献,而其中有关三分损益法的最为典型的材料要数《管子》记载的五音与《吕氏春秋》记载的十二律。从上述系列文献中可见先秦至汉初五声、十二律的生律法与古代先民的阴阳五行宇宙观相联系,并有其系统、深厚的思想基础。本文将本着以"古人的思想研究古代"的宗旨,依据已有的古代哲学研究成果,探寻五声、十二律生律法的思想依据,为古代乐律文献的解读提供一个可以尝试的思维方法。

汉唐灾异认识论初探

汉唐时期对灾异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历程。两汉时期,人们认为水、旱、震、日月食等属于灾异范畴,基本上是用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论等来解释灾异的产生,表达其对灾异的认识。唐代,仍然注重与农业相关的灾异,与汉代相比,基本忽视了地震、日食、火灾等灾异。在两汉灾异认识论的基础上,唐代仍然认为灾异为天谴,但是也有人淡化了董仲舒"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的思想,认为"灾变"非"灾异",灾变有常,是客观存在或者是人为造成的,这就是唐代出现的灾变自然成因说和社会成因说。相较两汉而言,唐代对于灾异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客观。

密教传持与宋代民间五色线习俗的形成与发展

汉魏之际,杂部密教经典已传译于中土。入唐以降,密教开宗立派,活跃于朝野上下,虽经"会昌法难"之劫而渐趋式微,但随着密教的世俗化已渐次深入民间,化俗流布。其中,民间流行的五色线习俗,即与民间传持的密教相互影响。自汉代以来,古人就有端午时节佩戴五色线用以避兵驱邪的习俗,其发端虽与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有一定关系,但入宋以后,密教大悲咒在吸收五色线元素后,又与五色线习俗相融合,并将其供奉主神之一的"月光菩萨"良缘功德赋予五色线。这一功德的加持,使五色线习俗发展到宋代时,已经由端午佩戴延长到七夕,一些地方甚至由此演变为"女儿节"。考研这一习俗的历史演变,不仅有助于再现唐宋时期民间特殊的人文风貌,同时对于研究唐宋时期的社会生活与宗教信仰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明代阴阳学考论

阴阳学是明代地方政府常设机构,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阴阳学的组成人员包括阴阳官和阴阳生,明代设立阴阳户,但阴阳官和阴阳生并非一定出身于阴阳户。阴阳学的主要职能是测日定时,申报地震灾异,占卜婚嫁丧葬、居家出行之吉凶,管理属地民间术士巫师。阴阳学的杂职性质,导致其承担过多的额外事务,但也给阴阳官和阴阳生提供了谋取私利的机会。

元曲公案戏中的清官与阴阳文化

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理论分析元杂剧公案戏,将压迫者一方视为阳,被压迫一方视为阴,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阳可压制阴,阴也可压制阳。清官则高居阴阳之上,调整阴阳运动,维护阴阳平衡,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