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上空大气气溶胶光学特性激光雷达探测研究

小型米散射激光雷达是广泛使用的探测大气气溶胶光学特性的有效工具。作者研制了一台小型米散射激光雷达,并利用该激光雷达于2009年4月1日至4月10日期间对宁夏银川地区(北纬38°29′,东经106°06′)上空的大气气溶胶光学特性以及时空分布进行了观测。系统选用532 nm波长激光作为光源,采用Fernald法对接收到的大气回波信号进行反演,得到了气溶胶消光系数的高度分布廓线及24 h内气溶胶消光系数相对浓度的时空变化特性;并对期间一次明显的沙尘天气进行了观测和分析。观测结果表明,该小型米散射激光雷达能够对大气气溶胶及其时空分布情况进行有效、连续的观测,其观测结果有利于分析该地区气溶胶及沙尘天气的变化趋势。

银川平原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该文在对银川平原水资源分布特点、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以区域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依据,利用系统分析原理,建立了银川平原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运用模型对区内工农业、生态环境用水以及地表水与地下水联合开发的合理配置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满足不同水平年工农业及生态用水情况下,优化的地表水与地下水合理配水比例是:对盐渍化比较严重地区在实施地表水与地下水联合开发中,地下水开采所占比例大约在40%～55%之间;盐渍化中等地区,地下水开采占比例大约在35%～40%;盐渍化程度较弱地区地下水开采所占比例小于35%。这一结果有利于调控地下水位,体现了地表水与地下水联合开发的原则,节约了水资源,为区内水资源宏观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科学依据。

论禹都阳城为颍川阳城——兼与《禹都阳城即濮阳说》一文商榷

徐旭生先生在研究分析有关夏代文献记载的基础上，于1959年夏天亲赴 豫西4县作“夏墟”的考古调查。第一个目标是颍川阳城，即登封告成镇。结果在镇西南约 1公里处发现了八方遗址，内涵有仰韶、龙山和洛阳东干沟遗址类型的文化遗物。调查的初 步报告公布以后，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注意。从1977年开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对八 方遗址（即现在的王城岗遗址）作了长达4年的考古发掘，取得丰硕的成果。同时，又在镇 的东北部调查并试掘了一座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古“阳城”。发现在战国陶豆上戳印有“阳城 仓器”的文字，为告成即禹都阳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旁证。并进而从各相关方面作出论证 ，禹都阳城为颍川阳城，即今登封告成王城岗遗址，禹都阳城不在濮阳。

“天下当朝正许昌”——兼论许昌历史发展特点与地位

许昌,古许国所在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许县,隶属颍川郡,隋唐至明清称许州,今为省辖许昌市,其行政管辖范围大致和许州时代相同。许昌地理环境优越,良田沃野,山川秀美,是古代农业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处于九朝古都洛阳和七朝古都开封之间,很长时期内,地接京畿,政治上、军事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汉末魏晋时期,"天下当朝正许昌",是曹魏和西晋王朝的政治与军事要地。隋唐北宋时期,地处汴、洛之间,锁钥中原,各种文化交汇于此,使得许昌往往能开风气之先,名人辈出。纵观数千年的许昌发展史,既遭受过不堪回首的灾难,又取得过值得自豪的辉煌成就。可以说,元、明以前的许昌,实乃历代王朝政治之枢纽,文化之熔炉,人文之渊薮。

许浑早年行迹再考

《全唐诗》所收许浑诗《颍州从事西湖亭燕饯》是研究许浑早年行迹的重要依据。而《夹注名贤十抄诗》与《文苑英华》所收此诗题目"颍州"作"颍川",结合诗文中关于许州西湖和许浑早年行迹的记载,可以断定《全唐诗》所收此诗颍州应是颍川的讹误。

论汝颍文化

汝南和颍川在先秦时本属于不同的文化区,然而,随着战国以后各地交往的密切以及国家的最终统一,两个地区在文化上逐渐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并进而形成了一种兼得多种文化之长的文化形态——汝颍文化。汝颍文化发端于先秦,形成于两汉,发扬光大于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对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荀彧之死与汉魏之际的政局

荀彧被"隐诛"事件是汉魏之际政局变化的重要关节。荀彧之死是以荀彧为代表的颍川士人集团与曹操集团的利益特别是文化观念冲突的结果,同时也是曹操为抑制曹植势力,巩固曹丕的地位进而建立新的政权的重要举措。曹操"隐诛"荀彧是除掉政权内部的拥汉派同时又让曹丕取得颍川士人集团支持的最佳方式。荀彧之死促使了曹丕集团和颍川士人集团的相互妥协,实际上是颍川士人集团政治转向的风向标。

东汉政局变动中的颍川豪族

颍川豪族群体是东汉政权得以建立的三大支柱之一;颍川士大夫豪族是东汉桓灵之际党人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宦官、清议运动的主导力量。在汉魏之际颍川豪族群体是反对董卓的重要力量;以辛氏、郭氏为代表的颍川豪族与冀州豪族的争执对袁绍政权的败亡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荀或、荀攸为代表的颍川豪族在曹操政权谋士群体中居于核心地位,为曹操统一北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成为魏晋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谯沛集团与颍川集团的形成及其政治际遇

曹操在创立霸业和建立霸府政治的过程中,形成了谯沛与颍川两大势力集团。两大集团的形成历史、人员构成、社会地位、政治追求与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其政治地位和曹操对这两个集团的政治态度与倚重程度,在建安十五年前后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颍川集团政治际遇的变化既反映出曹操霸业的完成,同时也预示着曹魏政权未来的政治走向与政治命运。

废旧汽车回收与循环经济发展研究——以银川市废旧汽车回收拆解业为例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汽车拥有量急剧增加,随之而产生的报废汽车数量也得到了飞速增长.在分析讨论循环经济定义及其特征的基础上,以银川市废旧汽车回收拆解业发展的现状为实例,分析讨论废旧汽车回收与循环经济的相互关系,为银川市废旧汽车回收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指出以循环经济为指导大力发展报废汽车回收利用工程,不仅可以提升汽车产业的经济利益,而且是解决废旧汽车引发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

《颍川堂钟氏族谱》的史料价值——兼考钟嵘家世、生年和出生地

以《颍川堂钟氏族谱》为例,旨在说明谱牒或史书所记,不可一概肯定或否定,科学的态度是应以谱牒与史书相互印证,互相补充,去伪存真,还原历史原貌。

汉末魏晋时期颍川荀氏家族文化述论

颍川荀氏家族是汉末魏晋时期重要的文化士族,其家族文化渊深博大。主要是:儒学传家,礼法兼治;与时俱进,引领玄风;注重事功,应时达变。

三国两晋时期颍川郡佛教述论

三国两晋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土的初期阶段,当时的佛教活动中心北方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南方则在建康,而邻近洛阳的颍川郡(主要集中在郡治许昌)也有数位高僧的驻锡和游锡。高僧的佛教活动对颍川郡乃至中原的佛教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两晋时期,许昌几易胡汉政权之手,政局不稳严重阻碍了高僧硕德在该地区传法弘教,故对此时的佛教活跃程度不宜估计过高。

基于GIS技术的颖川河流域水土流失空间数据库的创建

指出了创建颖川河流域的空间数据库可用于区域水土流失的防治、水灾害的预测、土地整理与规划以及环境保护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采用3S技术以及水土流水与防治等技术为支撑,以天水市颍川河流域为研究区域,结合影响水土流失的自然因子,进行了流域各项指标参数研究,运用GIS数据编辑与处理、地形分析、三维模型的创建、栅格计算等空间分析技术,集成了土地利用调查成果数据、地形数据、土壤数据、自然降雨量统计数据等多来源、多类型数据,并利用地形DEM和遥感影像数据,建立了颖川河流域GIS空间数据库。

韩愈乃东汉颍川韩棱之后考

韩愈为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影响巨大。自唐以降享有崇高的声誉,然而对其籍贯却长期众说纷纭。考订韩愈的祖籍,必然涉及世系。韩愈先世起源于何时?又有何变迁?学术界虽然有争论,但综合文献和碑刻墓志厘析,韩愈为颍川韩棱之后的脉络颇为清晰。

东汉颍川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颍川豪族处于东汉全国豪族网的核心位置。从官僚化看,颍川豪族的官僚化进程与东汉政局稳定与否关系密切,其群体担任郡守公卿级官员的人数居于全国豪族前列;从士族化看,东汉中后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已从地方领袖转变为全国性的领袖,渐居于全国士大夫豪族的核心位置,对东汉豪族士族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汝颍名士论争的深层蕴含

东汉末年发生了汝南、颍川名士间的一系列论争,该地区独有的地域优势、繁盛的文化格局、显赫的世家名族是产生学术思想交锋的根源。名士孔融介入汝颍论争,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汉末士人利益共同体的结成以及士人们为争名求胜而相互褒贬的流弊。孔融盛赞汝南名士而贬低颍川名士另有鲜为人知的原因:借抑制曹操身边的颍川谋士发泄他对曹操政权的不满。

简论汉魏之际颍川多奇士与颍川豪族的关系

颍川郡由于地处中原,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思想文化发达,自秦置郡以来,本地的豪族势力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士族化和官僚化。汉魏之际颍川郡人才辈出,名动古今,在中国历史的天空划下浓浓的一笔。颍川郡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奇士,其根本原因在于颍川郡豪族众多,为多奇士现象的出现创造了一系列条件。

银川盆地第四纪沉积物粒度特征及其沉积环境

本文通过对银川平原深达900米的YE07钻孔沉积物进行粒度分析,结合其他钻孔的研究资料,探讨了银川平原中更新世以来沉积环境的演化过程,发现银川平原沉积环境的变化主要受气候和构造因素的影响,其演化过程表现出一定的区域特点,主要经历了以下的演化阶段:722~664 ka B.P.属于湖沼相沉积;664~126 ka B.P.沉积环境以河流相沉积为主,水动力条件较强,沉积动能较高;126~11 ka B.P.的沉积环境是以河流相为主的河湖交替相;11 ka B.P.以来沉积环境主要表现为河湖相沉积。银川平原沉积环境的研究为其水文地质研究和第四纪地层划分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论东晋门阀政治斗争中芜湖的地位——以琅琊王氏、颍川庾氏家族为例

东晋的建立应放在“八王之乱”和五胡入侵的延长线上来认识,而东晋一朝得以偏居江左百余年,则要从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门阀政治中来看待。在东晋的门阀政治斗争中,士族之间既有因共同利益产生的合作,亦有因家族矛盾产生的倾轧。在王、庾家族的政治斗争中,芜湖以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为两者所看重,成为双方的一个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