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颍州的军籍士绅与地方社会——兼论卫所的“民化”

在晚明颍州士绅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构成士绅核心的科举精英主要来自颍州卫军户,地方豪族也以军户家族为主。军籍士子的科举成就得益于卫所体制的支持,获得功名的军籍士绅与世袭武官紧密联系,维护卫所与军户的利益,形成了有利于军户的正向循环。在“民化”的过程中,卫所通过培育和支持军籍士绅,既推动了士绅社会的建构,也增强了军户的势力。凭借社会优势地位,军籍士绅成为颍州基层社会的主导力量,主动引领地方社会的塑造,将卫所的特质深刻融入地方。颍州的案例提示,明代卫所的“民化”存在地域差异,军户融入地方的路径并不单一。在社会环境、政策制度、教育资源等因素的作用下,卫所的“民化”不只是被动融入,也可能成为改造地方社会的重要契机。

北朝至唐前期辽西地区粟特人踪迹钩沉

唐代的营州位于今辽西一带,此地区的粟特人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国时期,《魏书·安同传》记载安同的父亲安屈仕于前燕,应是文献可见最早在辽西活动的粟特人。隋末营州靺鞨酋长突地稽举事,石世则对其有推戴之功,这种行为与武威安氏与李轨的关系类似,是粟特人参与隋末地方社会活动的体现。武周时期的营州之乱和玄肃之际的安史之乱各有何阿小、李怀仙参与叛军,他们都有过服务于契丹部落的事迹。这些人物或为鲜卑效命、或奉靺鞨为主、或受契丹驱使,应该是居于营州的粟特人与主导当地的部族势力互动的体现。

晚明以来张鹤鸣殉难书写的演变

张鹤鸣在晚明的政治舞台上饱受争议。就其殉难之事而言,在晚明史籍《司马公殉难事略》、林正亨和吴世济等人的著述里均记载其坚守颍城,城破被执,骂贼而死并受到朝廷表彰。到清代,《颍州方志》和吴伟业、屈大钧等人的著述都继承了晚明史籍的记载,但以邹漪、李逊之、徐秉义为代表的部分东林派史家却认为张氏殉难是因财丧身与忠义无关。究其原因是以徐氏为代表的部分东林派史家将晚明党争中的门户之见带到了修史之中。

阜阳市颍州区水系连通综合治理工程地质勘察技术探讨

全国各地河道整治工程全面加速推动,河道工程勘察任务越来越繁重,如何及时完成勘察任务和有效提高勘察水平,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以水系连通综合治理工程地质勘察现状为依据,分析勘察内容与方法以及工程地质评价的重难点。结果发现:通过原位测试、钻探等手段结合地质环境条件综合分析不仅有效推动工程勘察技术完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勘察的经济和时间成本。

阜阳市颍州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目标是保证玉米与单作玉米相比尽量不减产,增收一季大豆,实现大豆玉米双丰收的种植模式。文章从该技术来源、技术模式和技术优势3个方面进行概述,结合颍州区玉米大豆种植实际,从确定种植的一种生产技术模式、品种选择和保密度、施足肥料保产量、病虫草害防治、配套种管收机械和及时收获等6个方面介绍了该技术的具体应用措施,为推动全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及技术支持。

安徽颍州西湖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鸟类多样性

2013年6月-2015年6月,对安徽颍州西湖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内农田区、河流湿地和湖泊湿地3种典型生境的鸟类进行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23种,属于14目33科69属.按照季节和生境的不同对鸟类多样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颍州西湖湿地保护区秋季鸟类的物种数和密度显著高于其他季节,而夏季拥有最高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在颍州西湖湿地保护区3种典型生境中,湖泊湿地的鸟类物种数显著多于河流湿地和农田区,同时,湖泊湿地和农田区鸟类密度、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显著高于河流湿地,而河流湿地拥有最高的优势度指数.就科属水平上的多样性而言,该保护区鸟类群落科属间多样性为0.76.颍州西湖湿地是鸻鹬类和雁鸭类等迁徙鸟类的重要中途停歇地和越冬地.

安徽颍州西湖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鸟类资源调查初报

2007年11月到2008年11月,对颍州西湖湿地自然保护区3种典型生境(农田区、河流湿地和湖泊湿地)的鸟类进行了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32种,隶属于15目34科75属。其中留鸟27种,夏候鸟22种,冬候鸟34种,旅鸟49种。鸟类区系组成:古北种86种,东洋种28种,广布种18种。鸟类区系分析表明该保护区所在的淮北平原应属于古北界与东洋界之间广泛的过渡地带。

唐代营州都督府相关问题探赜

营州都督府是唐前期东北边疆的最高军政机构,其所领城傍羁縻州数量随少数部族的归附与东北边疆的动荡存在着动态变化,营州都督府的级别也随着这一变化而经历了从上都督府到下都督府的变动。在唐王朝统御东北边疆诸族、管辖与控制东北边疆过程中,营州都督府的职官具有较强的军事特点。契丹叛唐后,营州都督府移治幽州的时间,应在神龙元年(705)。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营州都督府最后被平卢节度使府所取代。

渤海国的靺鞨人构成解析

当前学界基本认同渤海国是一个以靺鞨人为主体民族的政权,而靺鞨人融入渤海国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营州之乱追随大祚荣东奔的靺鞨人;第二阶段是渤海建国集团来到高句丽故地,整合的当地南部靺鞨人;第三阶段是渤海建国后,历代统治者对北部靺鞨的数次征服,纳入进渤海国的北部靺鞨人。这三个阶段融入渤海的靺鞨人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归宿,由此决定了初期参与建国的南部靺鞨人与高句丽遗民等民族形成了族群意义上的渤海人,而后纳入其境的北部靺鞨人因风俗文化的极大反差,及心理认同的巨大差异,最终未完全融入渤海族人之列,成为渤海国北境的被统治民族,只能被称为渤海国人。

试论营州在唐代东北边疆的地位与作用

营州是唐王朝在东北边疆的军政重镇,在维护唐王朝与东北边疆诸少数部族之间的君臣关系,实现唐王朝在东北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防范、平定东北边疆叛乱,发展东北边疆经济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古东南海外五大神山考实

中国上古文献记载的东南海外五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员峤、岱舆,经考证即加里曼丹岛、澎湖岛、台湾岛、屋久岛、九州岛。五大神山其实是从南到北排列,译名兼顾音意。方士对早期海外探险有重大贡献,五大神山的地理知识源自他们的海外探险。

安徽颍州西湖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鱼类资源初步调查

2010年3月至2011年9月对安徽颍州西湖省级自然保护区鱼类资源进行了初步调查。结果表明,自然保护区共有鱼类35种,隶属于5目、11科、33属;包括鲤形目(Cypriniforms)26种,鲈形目(Perciformes)5种,鲇形目(Siluriformes)2种,鲑形目(Salmoniformes)和合鳃鱼目(Synbranchiformes)各1种。鱼类主要属于中国平原区系复合体、晚第三纪早期区系复合体和南方平原区系复合体。

寻找“精神家园”:欧阳修“颍州情结”探论

欧阳修中年自请来颍州为守后,便把颍州定为终老之地。离开颍州后,他写下了诸多思念颍州,表达归颍愿望的诗作。颍州的魅力是欧阳修思颍的显性层面。思颍实际上就是思隐。对故乡缺失的家园情感也移聚到对颍州的思念中,思颍又是思家。归隐情怀与家园情感最终共同融注到思颍之中。思颍是对宦海风波、现实无奈的远离,对宁静淡泊而又自由稳定的精神家园的寻找。激发欧阳修寻找精神家园的因素即他的人生悲情,其现实来源有三:健康状况的衰退、政治理想的失落以及亲人故交的零落。

论“营州事变”的成因及其影响

武则天时期在民族政策方面的失误 ,以及武周统治集团内部的武李之争 ,乃是造成“营州事变”发生的深层原因。事变所造成的影响 ,涉及武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边防、民族、对外政策等各个方面 ,特别是对东北地区的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影响 ,更为深刻。

基于ADPSS系统的电网安全自动装置仿真试验

针对安装在安徽电网颍州变电站220 kV母线侧的UFV200C型安全自动装置,介绍了利用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开发的实时数字仿真系统ADPSS进行的复杂电网电磁一机电暂态混合仿真技术,对UFV200C型安全自动装置进行的暂态实时仿真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该试验能够真实地反映220kV阜阳区域电网稳定控制系统在暂态稳定下的控制特性及其对安徽电网暂态稳定性的影响,仿真系统初步具备进行安徽电网安全自动装置的试验条件。

欧阳修滁州、颍州、亳州诗歌比较研究

欧阳修一生宦海沉浮,曾在安徽的滁州、颍州、亳州为官,他在三地的诗歌创作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其滁州、颍州、亳州诗歌的思想内涵具有同一性:寄情风物、赠答友朋、忧时爱民;其滁州、颍州、亳州诗歌具有发展性:体现了其诗风的逐渐成熟,展现了其心理状态的逐步嬗变。

瀛洲大桥景观设计分析

就大桥总体景观设计及桥梁构造细部景观造型设计两大部分,根据桥梁所处位置、环境条件、历史文化,将工程设计与景观设计相结合,对瀛洲大桥景观设计方案进行全面分析。包括设计理念的提取,线形的组合;墩型、梁体及栏杆的处理等。

唐朝后期颍州隶属变动及其对政局的影响

唐代后期,颍州先后隶河南、陈郑、淮西、泽潞、泾原、永平、宣武、义成诸方镇。颍州隶属如此多变,因其地处战略交通要冲,为唐朝廷和方镇瞩目并争相控制。颍州位于淮颍(蔡)漕运线,而淮颍漕运是汴河漕运的主要补充。朝廷通过调整颍州的隶属,既能保证财物的南北调运,又能遏制宣武悍镇,确保中原方镇的相对稳定,并对时局稳定和经济发展均起了重要作用。

许浑早年行迹再考

《全唐诗》所收许浑诗《颍州从事西湖亭燕饯》是研究许浑早年行迹的重要依据。而《夹注名贤十抄诗》与《文苑英华》所收此诗题目"颍州"作"颍川",结合诗文中关于许州西湖和许浑早年行迹的记载,可以断定《全唐诗》所收此诗颍州应是颍川的讹误。

大凌河流域隋唐时期营州历史与文化研究综述(一)

位于大凌河畔的古营州(朝阳),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中原与东北,东北亚与中亚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无论是中原的农业文明、还是中亚地区的锡尔河流域文明,以及草原文明都曾经以朝阳为中心而得到了充分的融合与发展。尤其在隋唐时期,营州由于地理优势的明显与多民族的开发,使其一度成为辽西地区乃至中国东北最重要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的中心。由于三燕政权和北魏政权的早期开发和积累,加之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营州必然成为隋唐帝国经略东北的边疆重镇。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今天的朝阳地区就陆续发现了大量隋唐时期的墓葬,截止到2010年为止这一地区隋唐墓葬发现的数量多达205座。我们从这些墓葬中出土的琳琅满目数以千计的各类随葬品中,透视出曾经辉煌和灿烂的文明印记。隋唐时期的营州对中国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民族的融合,以及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梳理和综述这些研究成果,便于我们深刻地理解和把握隋唐时期营州究竟处在怎样的历史地位,以及其对周边地区影响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