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安全科学的研究对象

为阐明安全科学的研究对象,基于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回顾该学科的研究内容,论述主要观点的优缺点,继承已有观点的合理成分,提出"三位一体"的安全科学研究对象新观点,即危险源+隐患+事故(职业病)。研究表明:危险源是引发事故(职业病)的根本原因;隐患是导致事故(职业病)的直接原因;事故(职业病)是存在隐患的危险源失控造成的后果。

危险源和隐患的内涵辨析

为辨析危险源和隐患的内涵,剖析了它们表征的现象和致因关系,讨论了它们的实质,并在此基础上对危险源和隐患进行了重新定义,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危险源的本质特征是具有可能失控的能量(危险物质),危险源是指具有可能失控的超高能量、危险物质、危险状态的系统、技术、活动、场所等;隐患本质上属于安全条件、安全措施范畴,隐患是指造成控制危险源安全措施(条件)缺失、低效、失效的违法违规现象或行为;危险源和隐患属于内外因的关系,危险源是内因,其决定固有风险,隐患是外因,其增加现实风险;危险源和隐患服从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作用原理,即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事故(职业病)是危险源和隐患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张荫桓:戊戌变法的幕后策划者

张荫桓虽由捐纳出身,却凭借其过人的才干在官场中步步高升,由驻外使节而成为朝廷重臣,并受到光绪皇帝的信赖。他利用自己的西学知识影响光绪,促使其倾向变法,并向其推荐了康有为,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维新派的重要密谋。维新运动高涨之际,他频繁地被光绪召见,协助其进行改革决策,并积极地推行新政,对变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免遭物议,张荫桓策划新政总是居于"幕后",但还是未能逃避杀身之祸,成为因变法而被处死的级别最高的官员。

基于屏障模型的风险管理基础术语辨析

为厘清风险管理基础术语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基于屏障模型对危害因素、危险源和隐患,风险和危害因素这2组风险管理基础术语的相互关系进行辨析;并通过屏障模型探究事故致因机理与事故防控的相关理论。研究表明:Hazard对应的中文翻译为危害因素,危害因素可分为源头类危害因素(危险源)与衍生类危害因素2大类,衍生类危害因素可分为潜在型危险因素与现实型危险因素(隐患);危害因素有与之相对应的风险,衍生类危害因素决定着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源头类危害因素决定着事故后果严重程性。屏障模型可作为屏障理论的基本模型。

黄遵宪与张荫桓关系述论

在以往的研究中黄遵宪与张荫桓政治交谊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均曾持节出洋 ,谙熟西学 ,在维新运动中积极倡导变法 ,有过十分密切的政治合作。戊戌年春张荫桓向光绪皇帝推荐《日本国志》 ,举荐黄遵宪 ,对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危险源与隐患的新见解

为统一危险源和隐患的分歧,本文首先分析2个术语概念混乱的原因,然后根据2个术语的本质特征,给出它们的新定义、新分类和新分级,最后基于新的分类分级体系,给出新的隐患管理模式。研究表明:2个术语服从内外因作用原理,即危险源是内因,隐患是外因。危险源按源头可划分为3类,按载体形式可划分为4类;隐患按安全防护功能可划分为7类,根据产生阶段,可将这7类隐患再归为3类,若按内容和表现形式可将隐患划分为3类。根据隐患影响安全防护功能的程度将隐患分为1、2、3级。隐患管理新模式可简化现行隐患管理体制机制,有助于让政府、企业/单位等落实各自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张荫桓与中日《通商行船条约》

张荫桓，晚清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光绪宠臣，一代才杰，动关晚清时局。１８９６年受命与日本代表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为挽回利权，曾作个人努力。

张荫桓在维新变法时期的作为及与康有为之关系

1885～1890年,张荫桓历任驻美国、秘鲁、西班牙公使。归国后,复供职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皇帝经常召见张荫桓,聆听西方政事、风情。1895年,李鸿章下野,张荫桓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参与处理大清国内政外交重大事情。维新变法时期,与康有为过从甚密。引康氏出入各种重要场合,荐与翁同龢等朝廷显贵相识,将康氏一步一步推到皇帝身边,成为戊戌变法领袖。

基于溯源视角的Hazard和隐患关系探讨

Hazard和隐患的定义、内涵和外延至今未形成统一结论,本文基于文献溯源的视角从Hazard的共识用语至术语、从Hazard到危险源、从Hazard到Hazard的组成要素3个角度梳理Hazard和隐患产生的背景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Hazard与隐患在定义与内涵上无本质区别,只有通过危险三要素辨识危险情景才能有效地、针对性地实现危险控制。

“事故”和“隐患”术语的解析与思考

为理清"事故""隐患"的边界范围,本文对"事故"和"隐患"2个术语在中文、法规、标准中的定义进行检索,并对其定义解构化分析,得出现有定义及其应用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足,甚至会对安全生产决策、监管执法和企业自主管控产生负向影响。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践应用,给出"事故""隐患""缺陷"3个术语的定义;根据每个定义的内涵,提出遵循差异化管控原则实施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的思路和方法。

张荫桓与甲午中日战争谈判探微

张荫桓是近代著名外交家。在甲午中日战争的议和谈判中,张荫桓积极参与议和方针的策划,并被选派为议和大臣到日本谈判,日本方面以中国议和使臣"全权不足"为由拒绝谈判,文章从中日两方面剖析张荫桓赴日谈判被拒的原因。回国后,张荫桓继续协助李鸿章对日议和,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代驻外使节的法文化观——以张荫桓《三洲日记》为视角

清臣张荫桓的事迹虽不广为人知,但他作为清季外交的实践者与戊戌变法的幕后人物,其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张氏驻外期间所撰《三洲日记》,其中种种"中眼观西"的见闻与体会深刻反映出他身处西方法律文化氛围,而心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熏陶的自我心态与认知匮乏。《三洲日记》中对中西法律文化的认知与比较是中西法律文化冲突在国人,特若近代驻外使节身上的浓缩和体现,其所蕴含的法律文化观亦为近代中国法律转型之彰显。

危险源与事故原因、隐患之间关系的再讨论--基于国际标准和地勘事故案例的危险源含义分析

危险源的识别、分类、控制是安全实务工作的主要过程,危险源具体含义的确切理解对这个工作过程十分关键。本文通过查阅、分析、统计国际标准化组织在线浏览平台(ISO/OBP)关于危险源含义的多个解释,借助于危险源导致损害过程的逻辑分解和野外地质勘探作业事故案例,研究危险源、事故原因及隐患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解方法。研究发现:危险源的基本含义是“造成损害的潜在因素”,但基本含义下的具体含义才能支持安全实务工作;危险源、事故原因、隐患的含义相同;危险源的具体含义由所选用的事故致因模型规定;危险源的分类与控制,可以用事故致因理论作为理论支撑。

翁同龢、张荫桓与戊戌康有为之进用

不论翁同龢荐康说,还是张荫桓荐康说,都失之偏颇。事实上,丁酉冬至戊戌春,翁同龢出于变法考虑,曾向朝廷举荐康有为,并引起急于变法的光绪帝重视,反复令总署进呈康有为所上条陈及所著书籍,从而为后来康之进用做好了铺垫。在此过程中,与康关系密切的张荫桓也起了支持作用,但不是主角。随着戊戌春翁因不满康所著《孔子改制考》而与康疏远,光绪帝亦因翁不愿继续呈递康书及反对外交礼仪改革等与翁产生隔阂,于是重视西学、熟谙外务的张荫桓逐渐成为光绪帝推行变法最为倚重的大臣。“百日维新”开始后,由于翁被开缺,康的主要支持者已不是翁而是张。相比较而言,张对康的支持比翁对康的支持更隐秘一些,故康、梁后来叙述戊戌变法,更多及翁而绝少及张。

孙毓汶与张荫桓书画鉴藏互动——以《孙莱山遗札》为中心

光绪朝中期,围绕权臣孙毓汶,形成了由张荫桓等朝中要员构成的京师官员书画鉴藏群体。民国时期,《艺林月刊》所连载的孙毓汶与张荫桓"商榷书画"的五十通书信—《孙莱山遗札》,是研究孙毓汶书画鉴藏活动及观念的重要文献。通过考证系年可知,这批信札写于1895年11月至1896年4月间,因甲午战败而引咎致仕的孙毓汶,居于北京城南丞相胡同,与琉璃厂相距咫尺,过着"开径悬知书画益"的退隐生活。借助孙毓汶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等人的更唱迭和,可窥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后甲午时代的晚清官员,通过书画鉴藏,不仅达到了舒缓压力,卧游畅神之目的,同时也实现了阐扬朴学,考订经史的学术理想。

张荫桓清讼方案的提出及其效应

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七月二十日进呈的《时局艰危亟宜增修内政以戢民志而杜乱萌折》中,张荫桓提出了清理积案的法律改革方案。这一"清讼方案"与此前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提出的法律改革方案截然不同,故而可以视为张荫桓与康有为划清界限的重要证据。该方案后来获得清廷的认可与持续推广,并且成为州县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从袁世凯、樊增祥的个案来看,应对清讼方案的经验也是他们观察、评判其他法律改革方案的重要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