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革命与新易学的创建:上博简《周易》形态谱系新探

上博简《周易》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周易》文本,其文本形态与《连山》《归藏》皆不相同。从源流谱系来看,上博简《周易》是对《连山》《归藏》旧易学改造基础上创建的新易学,是为第一次易学革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周易》卦辞不再列举已往实占记录,而由象辞及占辞构成;第二,《周易》卦辞中的占辞具有断占的方向性和条件性限定;第三,《周易》在改造卦辞的同时,还创造了爻辞;第四,象辞的创作;第五,占辞的象辞化。《周易》文本改造的意义在于:第一,《周易》文学性的生成,使其成为后世诸多文体的源头;第二,《周易》思想性的生成,使其从纯粹的筮占之书转变为思想之书;第三,新易学的创建,开创了易学史的新时代。新易学与旧易学的区别是:第一,新易学对六十四卦从卦名到卦辞作了彻底的改造:卦名体现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卦辞也不再列举往昔名人实占记录;第二,新易学彻底摒弃了《连山》《归藏》旧易学的神启色彩。在《连山》《归藏》旧易学中,吉凶悔吝的断占是神灵的启示,而在《周易》新易学中,吉凶悔吝的出现是有前提和条件的;第三,新易学创建了系统的阴阳哲学和变易哲学。此后孔子开创的“不占”易学,是为第二次易学革命,易学再次开辟新时代。

《构序与取象--侨易学的方法》学术圆桌笔谈之二

多年来侨易学研究一直围绕理论批评、案例互释、概念构建持续推进相关讨论,得到了学界支持与学者的呼应,本期七篇文章既在宏观理论层面、微观案例层面、中观方法概念层面展开笔谈,又体现出各学科学者共“侨易学理论”、跨“研究领域”、统“思维方式”所进行的持续阐发。从侨易学草创到方法观念的推衍、再到案例融合与思想互通,当下的侨易学研究逐渐显现出横向铺陈和纵向构架的清晰思路,这更与全球视野、通观视域、文明共生等学者的基本立场相生,笔谈也为验证侨易学方法和探求实证研究提供了宝贵机会。本刊将继续支持学界的相关讨论,促进构建开放、自由、严谨的公共学术平台建设,推动侨易学学理构建的稳步、踏实、渐进式发展。

侨易学视角下的《倾城之恋》——白流苏的五次侨移

侨易学不仅可以用于现实世界真实人物的分析,也可以发展为“文学侨易学”来探究文学虚构世界。采用侨易学的视角和方法对《倾城之恋》进行人物分析,白流苏的人生际遇被看作“侨易现象”,从中可以发现其从因侨致易引发的命运变迁。利用侨易学理论中具体的侨易条件和侨易量的概念,结合文本详细阅读,整理出一条清晰完整的精神质变逻辑线索,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主人公心态变化及其原因,丰富《倾城之恋》中白流苏这一人物形象的内涵。引入侨易学理论到文学领域不仅可以观察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联系,还能在时间和地理维度进行分析,展现时间、空间和思想这三种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新的阐释方法。

明代科举视域下易学阐释边界的限定与开放

《周易传义大全》被明成祖钦定为官方科举用书的同时,也无形中为明代前中期的易学阐释划定了以统治意志、科举取士为导向的边界,习《易》经生、研《易》儒士在科场制义、注经立说时都被限制于以程朱《传》《义》为指导思想的阐释边界之内,明儒对《易经》义理的理解与阐释,多是通过程朱易学与举业的结合,在限定的意义空间之中“内求”。明中叶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僵化,程朱易学活力逐渐丧失,举业与程朱易学的割裂使明儒的易学阐释由“内求”转向“外扩”,象数易、心学易的兴起打破了明初官方限定的易学阐释边界,而阐释边界的开放亦反作用于《易》经义考试中经生阐释路径的选择、考官评判标准、科举用书的编纂等方面,彰显了易学公共阐释空间与科举经义考试之间的相互作用。

西方易学研究发展的四个阶段——以《易经》的性质为中心

耶稣会士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序幕,掀起了西方研《易》释《易》的高潮,并且促使西方易学研究渐成一家之言。虽然以往研究多以时间为线索,对《易经》的译介史进行梳理和回顾,但是目前学界对《易经》西传专题性、系统性的分析研究还稍显薄弱。若以《易经》的性质为中心,西方易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索隐期将《易经》视为“东方的《圣经》”;过渡期产生历史典籍和智慧之书的分野;成熟期回归元典“卜筮之书”与“哲理之书”并重;多元发展期追本溯源强调“不可为典要”。这四个时期划分的主要依据是《易经》在西方的译介和接受过程中所经历的由神学到汉学再到哲学的三次翻转。虽然在学理研究中这四个时期相互独立,但在实际历史进程中它们又紧密相连。西方易学发展的梗概由此被勾勒出来,以史为鉴观其一隅,进而省思当代易学的国际化进路。

胡瑗《周易口义》中的易学生态哲学思想

在《周易口义》一书中,胡瑗从天地的生成之道来讲明圣人的参赞化育之功,重新确立了儒家圣人继天行善的理想,包括天地生成万物的生态本体论、圣人代天理物的天人关系论以及仁义生成天下的生态德性论等内容。其易学生态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圣人法天则地、代天理物的意义上,为北宋易学生态哲学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基础,是汉唐生态宇宙论到宋明生态本体论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易经通注》易学思想研究

《易经通注》作为清朝第一部官方易学著作,其政治地位和意义非比寻常。分析《易经通注》编纂始末及体例可以发现,其目的是以义理为宗、折衷众说,这与后来的《御纂周易折中》如出一辙。虽然它的学术观点与程朱理学一脉相承,却对理学易学有所改正。该书不完全赞同易为卜筮之书的观点,而提出其为圣人为人事设,这对反对空谈心性、倡导实学大有裨益。在治国方面,它提出统治者需先提升自身的道德品质,怀利民之心,行利民之政,才能够匡正天下,这是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路。对《易经通注》的深入探究有助于还原清初易学之原貌,推进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展。

明遗民视域下的傅山易学探析

身为明朝遗民,傅山通过《易》筮和托《易》言志的方式表达遗民之情;在实学思潮的影响下,傅山追求回归经典,提出了“《易》不可注”的观点,并批评了后儒注《易》之谬;傅山注重人事之理,他借助《周易》中的阴阳思想表达对社会善恶的思考。此外,他还以《周易》文本为依据,对宋儒之“理”的内涵进行了批评和纠正。

张行成“有极图”对邵雍易学思想的推阐

为推明邵雍的先天之义,张行成把“先天图”圆图画成正八边形,并改名为“有极图”,他还把“有极图”中的卦、爻象转变为卦数和画数,用图中蕴含之数来阐发邵雍的易学思想。张行成通过卦数扩展邵雍先天、后天体用之数,创画数补充邵雍易学的用“中”之数。这种化“象”为“数”的诠释方法,对推阐邵雍易学思想有重要意义。

刘绍攽《周易详说》的版本及其易学思想

清代陕西三原学者刘绍攽博学多识,治学以程、朱为宗旨,旁涉多个领域,著述颇丰。其易学著作《周易详说》目前有三种刻本和一种抄本。三种刻本最早者为乾隆年间的“本衙藏板”,稍晚者为在其基础上稍作删节修订的“刘传经堂藏板”,最晚的是晚清《清麓丛书》外编本,乃直接采用“刘传经堂藏板”。《周易详说》所反映的刘绍攽易学思想主要为尊奉程、朱,贬斥汉易,强调义理而不废象数,将寡过视为学《易》之鹄的。

刘绍攽易学对“旧说”之商榷

清代三原学者刘绍攽深于易学,在注解《周易》时旁征博引,力求给出合理的解释。对于某些错误的权威“旧说”,刘绍攽亦能在维护正统意识和先儒学术声誉的前提下,不点名地进行驳正,表现出实事求是的学术良知和不盲从权威的创新精神。

思想史中的“北流”:金元之际北方易学及功用

金末北方易学,一方面延续了北宋道学家的易学研究传统,在对“《易》以载道”的考察中,确立了以北宋易学为旨归的研究路径。这一时期易学知识的交流与传播受地缘影响,以河朔地区为传播重镇,极具学术价值的民间交流成为当时易学传播的最有效方式。另一方面,面对金元之际动荡的环境,易学家选择以《易》占作为理解天命的途径之一,对于《易》象数的运用,并未因宗于北宋义理派易学而偏废。伴随着新统治秩序的建立,北方象数易学家政治与社会实践的成功,不仅提升了汉人在元王朝的影响力,而且与元朝统治的“实用主义”紧密结合,促进了元代易学的繁荣。同时,一部分义理易学家,在与理学的互动中进行易学理学化研究,为南北思想统合及元代朱子易学官学化奠定了基础。

熊十力《乾坤衍》易学哲学的理论创新

《乾坤衍》是熊十力晚年代表作之一,自称衰年定论。《乾坤衍》逻辑框架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名《辨伪》,其逻辑重心在“破”,体现了熊十力不囿经学传统而重新塑造孔子、返本开新的学术立场。第二部分名《广义》,其逻辑重心在“立”,即以《周易》统摄《五经》,批判小康礼教,阐扬内圣外王;通过推衍、扩充《周易》乾彖、坤彖二传思想底蕴,革新易学诠释体例,拓展新易学哲学研究向度;以《大易》体用不二、心物圆融的生机整体论破唯心唯物说,实现易学哲学的理论创新。

易学与朱熹的历史变易思想

朱熹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易学家,在史学和易学两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朱熹从《周易》的变通思想出发,提出了系统的历史变易思想,认为“阴阳流变”是《易》之本质属性,阴阳互变经历从“渐化”到“顿变”的过程。从这一易学思想出发,他提出了系统的历史变易论:肯定人类历史的起源是理与气“妙合”的结果;历史发展呈现出质文互变规律和“渐化”到“顿变”的过程;只有圣人才能“通其变,使民不倦”。朱熹从“阴阳无始”易学思想出发,肯定《易》之“阴阳流变”具有循环特性。以此解说历史,认为上古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即呈现出一治一乱的循环规律,并接受邵雍“宇宙年谱说”,提出历史大循环论,以“一元”为一历史盛衰周期,“一元”结束便是新历史周期的开始。宋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即为“一元”周期,其中上古三代为天理流行的盛世,汉唐为人欲横流的衰世,而宋代则是历史新纪元的开端。朱熹从“阴阳对待”易学思想出发,肯定阴阳之位永不变易。以此解说历史,肯定三纲五常万古不易,认为人具三纲五常,如同天有阴阳、地有刚柔;历史变易只是变易文物制度之“小体”,而纲常伦理之“大体”是不变的;文物制度的变易也需要以扶持纲常为目的;纲常不变特性决定了历史的可知性。朱熹历史变易思想肯定历史的必变性,努力揭示历史变易规律,有其合理性一面。他强调圣人“通其变”和纲常不易,是一种浓厚的圣贤史观与道德史观。

刘向的易学思想:从义理阐发到象数灾异

对于刘向易学,学界研究较少。刘向虽然没有易学的专门著作,但在他的奏疏以及《洪范五行传论》《列女传》《说苑》《新序》等著作中,我们能看到其关于《周易》的相关思想。在奏疏中,刘向对《周易》的征引只是注重义理方面的阐发,并不看重灾异思想。在中秘校书的过程中,刘向看到《尚书·洪范》而作《洪范五行传论》。受此影响,刘向征引《周易》开始注重其中的象数灾异思想。在《列女传》《新序》《说苑》中,刘向对于《周易》的解释也表现出了义理阐发和象数灾异兼用的倾向。刘向在易学中注重象数灾异思想的动因并非源自《周易》本身,而是与其本人杂有齐学的思想背景有关。

20世纪以来史事易学发展脉络及其代表人物研究

史事易学是《周易》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自《易传》和马王堆汉墓帛书始,晋代干宝,唐代孔颖达、李鼎祚,宋代胡媛、李光、杨万里、李杞,元代胡震,明代沈一贯,清代叶矫然等,都从史学视角解读《周易》。20世纪后西方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传入,史事易学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沈竹礽、萧德骅、章炳麟率先以史解易,顾颉刚、郭沫若、胡朴安深挖《周易》的文献资料价值并取得了一定成就。李镜池、刘大钧、宋祚胤、李大用认为《周易》是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厉王时期的史料记事录。进入21世纪后,何益鑫、张家明、丰铭等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周易》是灭商兴周的叙事之书。

侨易学理论与华侨华人研究:维系、演变与创新

侨易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叶隽教授于2014年出版的著作《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中所提出的。他指出侨易学的基本理念就是因“侨”致“易”,其中包括物质位移、精神漫游所造成的个体思想观念形成与创生。其思路则在于如何通过一种有效的观念、理论、方法的整体形成,通过实证性的可操作性,来考察具有关键性的文化、思想、精神的具体形成问题(尤其是创生)[45]。受侨易学这一概念的启发,笔者曾于2017年发表文章《侨易学之思考对海外华人研究的启示》,探讨侨易学对华侨华人研究领域所提供的启示[46]。当时,笔者倾向于将之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对于这一领域中的一些现象如迁移、交互、变迁等,能够提供思考和解释的方向。

中国当代易学研究回顾、困境与展望

一、当代易学研究的回顾内地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儒学为主流的国学热一直持续不断,延续至今日,虽趋向理性,但其热度有增无减。全国高校和地方国学研究机构及其相关某一思想家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与国学相应的中国哲学、史学、文学等研究生和各种国学培训班不断扩大招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学研究队伍。而国学中带有神秘色彩的易学倍受青睐,学院派和民间的易学研究机构及团体数不胜数,与易学相关的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出版物,层出不穷。

《易林》在易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焦延寿所著《易林》一书,在西汉易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在易学思想上,《易林》上承孟喜之卦气说,开创“焦林值日”法,并将“阴阳灾异”说、“五行”说、“纳甲”说等说易方法传授于京房,下启京房之象数易学,最终促使孟、焦、京易学体系的形成。焦延寿还在占筮方法上进行了革新并启发了京房的“金钱代筮法”。焦延寿在《易林》中大量采用四言韵语林辞,极具文学价值,对后世易学著作注重文辞的文学性,产生了深远影响。

哲学诠释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易学

中国古代易学就其诠释特色而言,可以分“筮术”易学、“道术”易学、“象数”易学、“图数”易学和“无言”易学。五种诠释特色下的易学,形式上表现为“此消彼长”的不同学派,本质上却充分彰显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世界认识的深刻性,以及由此深刻性带来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巨大潜力。易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对于它的诠释,曾经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作出过突出的贡献,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发掘传统易学的时代内涵,构建新的易学诠释体系,必将为当代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