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A 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 Translated by Homer Hasenpflug Dubs

Translation is an important medium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It is not a mere transfer of two languages,but the interaction of two cultures.Cultural misreading,which results from cultural discrepancy and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truly reflects where the blockade and conflict in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Cultural misreading is an objective phenomenon that exists in the entire process of translation.This paper intends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a 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 translated by Homer Hasenpflug Dubs.As for the reasons of cultural misreading,this paper divides them into three types—language,thinking habit,traditional culture.It is to be hoped that this paper will draw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translation circle to the phenomena,and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关于北京大学藏秦简《算书乙种》的综合研究

新近公布的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中有三种前所未知的数学著作,《算书乙种》是其中之一。本文首次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其体例与编纂特点、知识类型与数学方法,以及相关的社会背景,并修正了以前学术界的若干不当认识。此书为撮编之作,结构上有一定层次,体现出编排的意图但考虑不周。作为实用算法式数学文献,此书不属于从“九数”发展至《九章算术》的经典系统,但它的内容仍为刘徽关于《九章算术》源于其先秦祖本的记载提供了新的直接证据。同时,此书也为研究秦国和秦代社会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原始文献。

因应人居发展的西汉长安地区水系营建及其理景

经过西汉初期“无为而治”的酝酿积淀与武帝时期“崇尚有为”的人居大发展,西汉长安地区形成以都城为核心,苑囿、郊邑、农田相嵌套的圈层结构,而“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的水网系统是贯穿其中的人居发展支撑基础。在分析其依托自然水系立基的优劣基础上,结合二重证据与图示分析,以武帝前后为观察界点,探讨因应地区人居发展的长安地区水系营建。研究表明,在都市水利、漕运水利与农田水利功能目标指引下,以渭南地区凿陂丰水、沿渭地区赖渭穿渠与渭北地区泾洛引灌为重点进行水系建设,展现出在地化营建智慧。各区域因水系而成独特地景格局,结合案例分析,总结因凭水系而成的池苑绮错、邑景依傍、园野辉映的分区理景特征。

《汉书》“三才”农耕思想探析

“三才”思想是中国传统农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天”“地”“人”为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因此古代农业生产活动致力于顺应“天时、地利、人和”。《汉书》记载的西汉及汉以前的农业政策紧紧围绕“三才”思想而制定,这些政策考虑到农时的重要性,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做到因地制宜,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汉书》倡导的是“三才”协调互动的农耕思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的目录学史问题补述--兼谈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方法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诸本《史记》著录索引已有专列“史汉”部,或未列“史汉”部却载存相关书目的现象,值得马班异同研究者关注。梳理诸本“史汉”部,并回顾学术史可以发现,目录专著中始列“史汉”部者,当为民国郑鹤声《正史汇目》,而最早摭入“马班异同评”的专科目录者,恐是宋人高似孙《史略》,但郑、高二书均未得到学界应有的评定。“史汉”部所标“史汉”,或非《史记》《汉书》对比研究的相关书目,故于治目录者理当辨清。另外,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方法,不可拘泥于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史,应熟稔研究史而跳出研究史,回归于原典以重新辨清路向。

前四史先秦两汉人物自立自信自强人格品质研究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记载先秦两汉众多人物自立自信自强人格品质。修身自立的先秦两汉人物既有优秀的帝王也有崛起自平民中的优秀分子。修心自信的品质主要表现为“自恃自知,知人善用”“不惧磨难,自知坚毅”。修业自强的品质主要表现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运筹帷幄,沉着冷静”“折而不挠,终成大业”。发掘和弘扬自立自信自强品质,有助于当代大学生的自我成长,有助于家庭教育不断改进,有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常任侠中国敦煌美术史研究论略

常任侠的中国敦煌美术史研究成果丰硕,主要体现在敦煌佛教美术研究、中印佛教美术交流及其影响研究两个方面。常任侠立足于唯物史观和美术史的宏阔视野,采用艺术考古研究方法,对汉唐石刻壁画艺术进行考察与研究,揭示其演变的重要特征和基本规律,既肯定了印度佛教文化对汉唐石刻壁画艺术的影响,又强调了汉唐时期本土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艺术的吸收、融合、改造。他的敦煌美术史研究丰富了中国古代敦煌美术史研究的资料库,为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和学科建构提供了重要参考。

“幽州人語謂耿爲簡”解

文章從《三國志·蜀書·簡雍傳》裴松之注“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遂隨音變之”生發開去,探討了與此相關的音變構詞。本文就幽州一帶東漢至南北朝耕部字變入元部字,幽州方音與漢魏晉南北朝詩文用韻、古注音所反映的耕部變元部的歧異原因,《切韻》系韻書爲什麽不收“耿”讀“簡”的異讀,裴松之注“幽州人語謂耿爲簡”注音背後的規則,幽州一帶“耿、簡”同音現象在後代逐步失傳的原因等相關問題,得出多種新的見解,旨在加深漢語語音史及相關學科的研究。

王逸《楚辞章句》的“楚辞”思想

王逸眼中的楚辞,与今天的普遍认知差距较大。他认为楚辞“依托《五经》以立义”,有着与《五经》同样的性质。因此,王逸在注释《楚辞》时,采用经学“章句”的体例,以揭示《楚辞》的“讽谏”“教化”意义为其思想核心。一言以蔽之,王逸持守的是有汉以来“诗言志”的思想传统。王逸“楚辞”思想中展露的一些理论新意——如重情、重兴,也都未能脱出“诗言志”的思想框架,都需要纳入汉代诗学思想史中去看待。

汉代中国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交通

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所涉区域,很早便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交通往来,是中国—南亚交流版图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据文字的记载,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交通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汉代。作为早期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交通历来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相关讨论层出不穷。但彼时这两个国家并不叫今天的名字,地域也在不断变化中,历史上对应的汉译古名包括大夏、身毒、罽宾、高附、迦毕试等。本文结合《史记》《汉书》《后汉书》《高僧传》等史料及中外研究成果,详细梳理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在中国汉代时期的命名、疆域、人种、民族、物产、文化等基本情况,及其与中国之间的交通方式、人员往来、商品流动和文化交融。文章重点考察该地区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及其在佛教传播、佛经翻译等方面的独特贡献。对该议题开展深入研究,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中国—南亚古代交流史及丝绸之路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遗产的理解。

出土兵学文献所见古史构建考论

以往传世兵书中的古史记述较少,常常受到忽视。今对出土兵学文献进行考察,可以找到相当体量的古史资料。这些古史叙述一方面能补充现有诸子古史系统的缺环,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兵学文献独特的古史构建方式:如银雀山汉简《黄帝伐赤帝》较《孙子·行军》篇增益了“一帝二王”故事,反映出战国时期兵学文献喜谈近世和天下视野的特点;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设备》构建了“圣人作兵”的兵器发明传说,与清华简《五纪》等“蚩尤作兵”的叙事不同,是对“寝兵说”的对抗;银雀山汉简《地典》即是《尉缭子·天官》批评的“黄帝刑德”类文献,黄帝形象的冲突表明兵学文献之间亦有分歧;上博简、安大简《曹沫之陈》体现出不片面非古、不全然复古的古史观,与儒、法两家皆不相同,具有独特性。

《史记》《汉书》诸侯王表序的“九国”辨析

九国,指汉高祖末年的刘氏九国。《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汉书·诸侯王表》序,均列举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长沙九国。长沙国,属异姓王,实际同姓王只有八国。《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正文高祖十二年栏,记载楚、齐、吴、淮南、燕、赵、梁、淮阳、代、长沙十国,除去吴氏长沙国,是为刘氏九国,可知序文遗漏了淮阳国。《汉书·诸侯王表》序文承讹袭谬仍然遗漏淮阳国,正文亦未为淮阳国立专栏,掩盖了淮阳国。据上述可知,《史记》《汉书》诸侯王表序均应补淮阳,以符刘氏九国之数。

蒯通形象嬗递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人物书写

蒯通是秦末汉初著名策士,《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均对其有载。对读三部典籍的蒯通书写,可以发现相关文本在细节上存在变化和差异,从而使蒯通形象呈现出权变之士、利口之覆邦家者、乘时徼利之人的嬗递。对此进行分析可以管窥不同书写体例、书写立场、书写旨趣对《史》《汉》《通鉴》人物书写的影响。同时还看到,在对书写权力的使用上,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都能遵循自先秦就形成的不虚美、不隐恶的书写原则,但又因中国史学“求真”的最终目的为“致用”,故而允许文学润饰手段介入史录。

钱玄同与崔适交游考

钱玄同于1911年2月拜访崔适,问学三年后开始执弟子礼。经钱玄同推荐,崔适于1914年秋季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任讲师,并由北大出版部印成了《史记探源》《春秋复始》《论语足征记》。崔适年老体弱,口才不佳,1920年失业后搬离北大,住进湖州会馆。后经钱玄同设法,崔适于1922年回北大预科上课,1923年因不能上讲台而只能改作文。1924年8月,崔适客死京城,钱玄同设法筹钱为其办理后事。钱玄同又通过参与“古史辨”运动,扩大了崔适的学术影响力。

理鬯和生卒年及家世生平考

理鬯和,字卿云,号寒石,开封西华人(今属河南周口),明清之际以气节文章著称。由于史籍记载的匮乏和疏失,后世在考证其人时众说纷纭。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分析与考辨可知,理鬯和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1596),卒于清顺治三年(1646)十月四日,享年51岁。其姓氏以复姓之说更可信据。明末的动荡与战乱导致理氏常年羁旅,其生平可以概括为中举之前为谋求生计外出教书与中举之后为求生存避难漂泊等两个阶段。

汉代的“酒池”“酒泉”“酒河”

社会生活中酒的普遍消费影响到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诸多层面。汉代文献所见“酒池”“酒泉”“酒河”,体现人们对酒的特殊爱好和热切需求形成了长久的文化纪念。酒,成为生活富足、优裕、闲适、浪漫的象征。所谓“酒池”“酒泉”“酒河”,是汉代社会生活史中涉及酒的消费的文字体现,也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水准和民俗风貌,当然也可以看作酒史记忆的生动迹象。对于“酒池”“酒泉”“酒河”语汇所兼有的史学和文学元素,关心汉代历史文化的人们应当注意。

由“纤琐见长”到“成一家之言”——《南汉春秋》与《南汉书》之撰述路径及学术价值

刘应麟与梁廷枏先后著成纪传体南汉史,而旨趣不同,所著之书亦表现出不同之面貌。刘著《南汉春秋》,意在“以纤琐见长”,故所重一为“广搜”,一为“分析”。梁著《南汉书》,旨在“成一家言”,故竭力从事于整齐体例、考核异同,并别辑《南汉丛录》《金石志》《文字略》为一书,不使与纪传正文相杂。从“以纤琐见长”到“成一家之言”,反映出一种治学路径,二者皆不可或缺、各有价值,与章学诚由“记注”到“撰述”之理论设想具有相同精神内核。在“成一家之言”成为著述者普遍追求之学术环境中,刘应麟不妄作史而甘为“纤琐”之态度更为可贵。

两汉之际气候变迁与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的繁荣

气候变迁作为基本生态条件的变化影响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也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历史走向。两汉之际的气候变迁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的背景。当时,北方大量移民南流。王莽设定“五都”,而“洛阳称中”,已经承认关东的经济地位。王莽经营“东都”的规划因新莽王朝的覆灭而终止,却在东汉王朝建立之后由刘秀实现。于是东汉一代,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空前繁忙。大量胡商真正进入中原,洛阳成为他们贸易活动的中心。胡商活跃的历史记录,洛阳已经远远超过长安。洛阳因此成为国际化都市。北匈奴使团请求与“西域诸国胡客”一同前来洛阳,是贸易史及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的重要信号。在执政集团上层的带动下,洛阳士民在消费生活中也喜爱来自西北异域的产品,诸多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现象。这一情形,体现了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的历史作用,而中原河洛地方长久的文明积累,也影响了世界史的走向。

汉唐碑志与《韩诗》传承史新证

碑志作为记录士人、家族、要事等内容的载体,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由汉儒韩婴开创的《韩诗》学派是汉代《诗经》学的重要参与者,但亡佚于两宋之交。清代以降,不少学人曾以史书记载为依据,对传习《韩诗》的学者谱系进行重构,收获颇丰。但由于缺乏对碑志文献的利用,前贤构建的《韩诗》学者谱系尚有遗珠。以20世纪出土的两片汉碑与故宫博物院所藏两帧唐碑拓本为据,可补充孟琼、渡君、颜钦、田琬四位前人未考出的《韩诗》学者。同时,与这些学者相关的史料,又可以有效弥补传世史书的罅漏,对《韩诗》学术史尘封已久的若干重要环节作出新的解释。

从书籍史的角度看汉代儒经的制作、流通与阅读

经,本意为织布机的纵线,织布时纵线不变,引申为恒常之意,儒经指蕴藏儒家恒久至道的文字著作。儒经中的仁义思想成为汉代士人反思秦政的有力武器,自武帝起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文本载体。儒经的制作、流通、阅读贯穿整个汉代。制作儒经的材料以竹简为主,以木板、帛、石碑为辅,无实物留世的儒经由先秦遗儒口述重新写定,国家利诱士人消费儒经,形成有组织的儒经生产机制。汉代官学教育保障儒经的广泛流通,皇族和豪族的藏书为儒经的传播流通提供实物支撑,允许民间自由藏书的政策使儒经的阅读群体扩大。以皇帝为代表的皇族、以功臣为代表的豪族、以小势力地主为代表的寒族是汉代儒经的主要读者,阅读儒经成为其安身立命的时代要求,儒经经义渗入汉代的各类制度,内化为汉人的精神风貌和日用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