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之“通”——从发生与诠释的角度看

“通达”或“感通”是《周易》的一个重要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万物间的交通、感通在人们观念中形成的“通”,后来成了儒家以及道家观察社会人生的基本方法。“通”的哲理意义,从认识论上来看就是从不同的事项中认识和抽象出其相通的共同点,看到各种思想背后的实质。“道”无所不通,为儒学的价值之发生与诠释提供了可能。哲学思想的发生,一方面,因其作为生存境遇中的主体生命体验,一定有其外缘的刺激,有传统和具体时代特征的烙印;另一方面,哲学思想作为人类精神对自己生存境遇的投射,也一定体现了人类精神图谱中的某些共性。儒者只有在儒学的义理范围之内,通过自身的独特生命实践,对传统儒学有所创新才能真正实现对儒学义理的诠释。《易经》是儒道共同的思想资源,道家从自然法则的变化角度理解“通”,而儒家则坚持人文化成将价值付诸实践,二者均以“天人合一”的思考方式为出发点,但在原则上有很大区别。儒学的发生与诠释是一个活生生的过程。

帛书《易传·昭力》“比卦六十有二”解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昭力》第三章有:“子曰:‘士数言数百,犹有所广用之,况于《易》乎?比卦六十有二,终六合之内,四勿之卦,何不有焉?’”(裘锡圭:《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叁)》,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2页)受限于早期的整理条件,“比卦六十有二”的“二”字被认为是残脱之文,赵建伟、丁四新认为当补为“四”,为“比卦六十有四”,而“比卦”的“比”字。

国内近三十年《易传》伦理思想研究述评

近三十年来,国内研究者在《易传》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易传》伦理思想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易传》伦理思想的应用研究等方面颇有建树,但以往研究与既定研究目标之间仍有一定差距,未来《易传》伦理思想的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改善:第一,广泛开展《易传》伦理思想的基础性研究,对《易传》中出现的道德文言字词进行现代释义;第二,单个研究者增进与其他研究者的沟通交流,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同时代优秀学者的研究成果;第三,深入开展《易传》伦理思想的应用研究,做到应用性与“非”实用性的辩证统一。

论君子之德及其当代启示——以孔子《易传》为中心的考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明确了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任务和使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是教育关注的根本性问题,“立德树人”则是对这一问题最直接、最简明的回答。切实做好“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的育人工作,要求在理论上充分理解和研究“立德树人”的文化传统。孔子《易传》描绘的理想道德人格蓝图,包含着对君子之德的内涵界定,以及君子“进德”基本路径的规划设计,构建了中华民族立德树人的基本传统,形成了中华民族理想道德人格培育的基本范式,其中的君子之德思想对推进当代大学生德育具有重要启示。

《易传》生命哲学研究

《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传》是对《易经》的最早解释,后人在《易传》对《易经》解释的基础上,又对《易传》进行了无数的解释。本文认为《易传》把宇宙万物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其存在基本因子是阴阳;其思想内核是"生生不息"。《易传》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成就圣人事业。《易传》的生命哲学无疑对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生存意义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天·地·人──谈《易传》的生态哲学

《易传》把天地自然界看成是有生命的存在，而人的生命正来自于这个自然界。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源，也是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根源。人在获得自然所提供的一切生存条件的同时，更要“裁成”“辅佐”自然界完成其生命意义，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易传》的成书年代与作者新说

《易传》除《杂卦》而外,均成书于孟子、荀子之后,司马迁之前,其成书的先后顺序应该是:《系辞》、《文言》、《彖传》、《象传》、《序卦》、《说卦》、《杂卦》。作者除《说卦》为汉初方士儒,《杂卦》为汉武帝以后的汉儒所作外,其他基本上是战国末至秦、汉初的子夏后学所作。《易传》的出现体现了百家争鸣以来,儒家"以神道设教"构建儒家化形上学的努力。

“生生”、“感通”、“偕行”——《易传》的天人共生哲学

天人问题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人的基本含义之一相当于我们现在通常说的自然与人;基本含义之二是视天人为有德性(道德)的、有能动性的动态的、协调的存在。中国哲学中的这种天人观在《易传》中表现为"生生"——"感通"——"偕行"的天人共生态。《易传》既将天人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自然的生命有机体,又充分发掘天人的德性,并使二者相资相长,"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地人各有其位,各尽其能,各循其道,"各正性命",一体偕行,共生共存共荣。

《易传》时观溯源

本文从"待时而动"、"与时偕行"、"变通趋时"与"时中之义"诸方面,对《易传》时观与《左传》、《国语》及儒家、道家、阴阳家的关系作了粗略考察,认为《易传》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时"提升为一个范畴,并初步建构了一个关于"时观"的理论体系,对先秦哲学思维的进一步丰富与深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易传》与中国古典美学

《易传》是对中华古典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经典文本。其对中国古典美学之影响最著者有四:“依天立人”的中道天人观为古代中国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奠定了古典审美天人相融的基本主题;“立象以尽意”命题转化为意象审美范畴后,揭示了人类审美活动的感性思维方式;“阴阳”范畴启发了古典艺术形而上的追求和形而下的辩证的艺术创造智慧;刚健宽厚的君子人格追求代表了中华人格自我砥砺的生活审美传统。

今本《子夏易传》即唐张弧伪本考论

《经义考》和《四库》皆认为,今本《子夏易传》非但不是唐以前流传的古本《子夏易传》,也不是唐代张弧所假托伪撰的《子夏易传》,而是宋以后伪撰的另一新伪本,而唐张弧伪本已亡佚。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但本文通过详细考证,认为今本《子夏易传》即宋代流传的唐张弧伪本,易学史上并不存在张弧伪本之后的新伪本《子夏易传》。考证清楚此问题,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利用今本《子夏易传》,以及对古本《子夏易传》的辑佚都有重要意义。

《易传》的中和之美与文学精神

《易传》对《易经》的阐释,以"中"为标准推断吉凶,以"和"为宗旨申说易理,以刚柔相济为尚,以刚柔适中为善,以追求崇高与美好为宗旨,以师法自然、生生不息为旨归,并以和融的语言为媒介,充满了中庸和穆的思想,反映了以中和为美的观念,体现出中正和谐的文学精神。

《东坡易传》论“道”与“性”——兼论其中儒佛道三家关系问题

着重考察了苏轼在《东坡易传》中对“道”与“性”的论述 ,发掘了其易学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内涵 ,即以佛道解道、性 ;与认识论上的内涵 ,即以庄解道、性。并指出苏轼易学哲学的特点在于“诸家并举 ,会而不通”。其“不通”主要表现在本体层面的佛道之学与伦理层面的儒学之间的不通 ,而苏轼所心仪之庄学的认识论意义与理论宽容精神正好成全了这种“会而不通”。

论《易传》的解释学:交感与会通——兼论《易传》解释学与西方解释学之异同

该文以现代西方哲学视角分析了《易传》交感与会通的解释学思想。指出:易文本与解释者同源同构同德是理解解释的原因,易文本与解释者交感是易学理解前提,"往"与"来"、"彰"与"微"、道与物之视域融合是理解与解释实质,生命与易道互诠互显是理解与解释的终极目标。最后通过与西方解释学比较,提出了《易传》解释学特征是融创造与循环、理性与非理性、方法解释到哲学解释为一体。

《易传》蕴含的技术思想对教育技术的启示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对繁荣哲学、文学有益,而且也是教育技术研究的重要资源。古代中国哲学思想著作《易传》非常重视对技术的哲学思考,包含着丰富的技术思想。《易传》的"道器说"、"观象制器说"、"开物成务说"以及"裁成辅相说"等技术思想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在现今对教育技术也有重要启示作用。

今、帛本《易传》“刚柔”解《易》的诠释学考察

在任何一个解释活动中,概念范畴都作为重要的前提限定着意义的生成,"刚柔"在今帛本《易传》中就作为基本的范畴性前提而存在。《易传》形成时,人们对"刚柔"的涵义及内在关系即有着一定的基本理解。"刚柔"被用以解《易》时,这些涵义及内在关系便被赋予《周易》文本,从而使《周易》生成了丰富的意义;同时,在此过程中作为前提性范畴的"刚柔"也实现了意义增值。今帛本《易传》对"刚柔"的把握既有同又有异,故而对《周易》的解释也有所差别。今本《易传》中,"刚柔"观念的"人文义"、"秩序义"、"变动相推义"作为"前理解"构成解《易》的前提,限定着今本《易传》的意义生成;而在帛书《易传》中,除此诸"义"之外,更突出了"刚柔"范畴的"相济义",从而使其易学解释、意义生成展现出自己的特点。

论《易传》的天人学说

《易传》非一人一时所作,因此其"天…人"概念的意涵不一;即便是出自一人之口或一人之手的篇目,由于语境等方面的原因,其含义也不是单一的。《易传》对天与人、天道与人道有明确的划界,"天人之分"是其天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地合德"的"天人合一"说,是《易传》所预设的一种理想的天人境界。

《易传》智勇思想在和谐中日关系中的价值

智勇,是《易传》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中日两国有着深刻影响的、带有共同性的道德规范。无论是如何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还是中日友好新局面的开创以及协调民间交往都离不开智勇品质。在中日关系发展中,弘扬智勇精神,对于推进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易传》智勇思想在当前中日关系调整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友邻修好,智以用言;省视自己,有错必改;勤学不辍,智广多利;直面过失,勇于纠错;勇于开拓,创造中日关系新境界;勇毅坚忍,触害立义。

论《易传》的人性善恶统一说

《易传》的人性论是善恶统一论。天地虽赋予人类善质,但天地自然之道有吉凶,有和合与不和合,所以天地赋予人善质的同时,也赋予人凶质、不和合之质,此即人之恶质。《易传》是阴阳对立统一论者,认为天地万物有吉就有凶,有福就有祸,有善就有恶。一切矛盾的事物都是互相转化的,没有离开善的恶,也没有离开恶的善。人的自然本质善恶混同,既有文明之光,又有野蛮之暗。人后天性之善恶取向取决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和个人的主观努力。

《易传》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认识

天、地、人三才各有其道的思想乃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思想的共识,但只有《易传》对此作了深入而一贯的探讨,从而影响深远。在《易传》那里,天、地既有其体,又有其德。天之体为阴阳之气,地之体为刚柔之质。阴阳之气实质上是能量与信息所构成之"场",而刚柔之质则是气的能量密集化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天之德为乾,而地之德为坤。乾是健动不息的创生品格,而坤则是厚德载物的接纳性品格。天地各有其能,各具其德,但只有人能够会通天地之能、合和天地之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的智能能够代替天地,因为人总是有其自身的限制,但人的存在也同样不是天地的重复,而是以其不同于天地的品格,与天地并列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