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归》对阮籍《咏怀诗》的批评及其论争之意蕴

钟惺、谭元春在《诗归》中以“厚”“真”为标准对阮籍《咏怀》诗持批评与贬低的态度,认为其既不如此前的《古诗十九首》,又不如唐代的《感遇》。这种贬低一方面源于他们独特的诗学观,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对阮籍性情、诗歌特点的认知有关。此外,还有针对七子派复古诗学——尤其是对李攀龙《古今诗删》不满的现实因素。《诗归》对阮诗的评价引起了明清诗论家激烈的反驳,这其中固然有钱谦益、陈子龙等人的影响,也有易代之际的时代因素,但批评者大多还是立足于诗学本身。他们认为钟、谭不过是“尚奇”“好尽”“浅陋”,故多重申《咏怀》有性情、多蕴藉,潘德舆则从性情之正摈斥《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而扬张九龄《感遇》,客观上又扩大了《咏怀》诗接受史之丰富蕴含。

论黄侃《咏怀诗补注》——兼谈阮籍《咏怀》诗的注释

黄侃《咏怀诗补注》突破以史证诗这一传统注释方法,立足于诗句本身阐发诗意,纠正了前人的不少牵强附会,为阮籍《咏怀》诗的注释开辟了一条新路。黄先生对诗歌比兴的见解值得注释者重视。但是,完全抛弃史实,忽略《咏怀》诗以古典言时事的特点,也使得他对《咏怀》诗一些篇章的解释不够明确。

阮籍《咏怀》诗其五十六、其七十九探微

阮籍《咏怀》诗其五十六和其七十九,历来无确定之解释。事实上,只要从诗歌所用典故入手,结合阮籍思想与所处时代进行疏证,就可得出结论:其五十六是阮籍回应谗佞之人猜疑与责难的作品,其七十九是悼念嵇康之作。

论阮藉《咏怀》诗的创作

阮藉《咏怀》,叙写的是生命的感思,具有强烈的思性色彩。阮籍《咏怀》诗的创作,表现出随意性、无目的性,发展了诗歌比兴的创作方法,而诗歌创作的这种变化,又与玄学思潮密切相关。

论黄节的诗教观

诗教观,是黄节学术思想的核心。他的诗教观萌发于少年蒙教之时,并深受岭学之影响,而后在时局的变动和内心的激荡中,终于成形,并集中的体现在其《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一文中。黄节的诗教观不仅体现了他以诗歌为教化的信念,更反映出中国近代学者希冀借源远流长的诗教传统,以救国济民的理想。

论陶诗的风骨之美

关于陶渊明诗的风格,长期以来人们更多注重他平淡的一面,而对钟嵘所说的陶诗"又协左思风力"有所忽视,我们从陶渊明的思想经历、诗歌创作等方面对陶诗进行具体分析可知,陶诗中的确有一种风清骨峻、豪放有力的别样美。

浅论刘禹锡咏史怀古诗的艺术个性

刘禹锡是中唐独具特色的优秀诗人,在我国诗歌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诗在韩孟、元白诗派外独辟蹊径,自成一派,影响巨大。这与刘禹锡自觉总结诗歌理论是分不开。试以其自己的诗歌理论为指导,以其咏史怀古诗为中心,通过分析其咏史怀古诗内容的旨意含蓄,风格的取境精练、语言警策、想象丰富来显示刘禹锡独特的艺术个性。

阮籍诗英译与隐含作者的语际转化

阮籍的思想与情感充满矛盾冲突,甚至被学者视为“人格分裂”,可以用叙事学理论解释为不同的“隐含作者”形象。隐含作者理论有助于使我们将某位作家在创作某篇作品时的立场和形象与其笔下其他作品和史料中的作者立场和形象进行区分,注重具体篇章的修辞目的。在中诗英译过程中,由于英汉语言特点不同,隐含作者的形象和立场问题得以凸显。本文以阮籍咏怀诗英译为例,探讨古诗英译中原文与译文隐含作者的关系,揭示诗歌翻译中隐含作者形象和立场的转化过程,并梳理阮籍作品在西方世界的译介情况。阮诗“归趣难求”,在单篇隐含作者本身就呈现歧义的情况下,其形象在翻译过程中或完全保留,或部分保留(消除歧义),甚或完全改变(却可能符合真实作者形象或该作者其他作品的隐含作者形象)。本文认为,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作者其他作品中的隐含作者立场及形象或对史料生平所构成的真实作者立场及形象的了解所作出的。

试论阮籍《咏怀诗》的诗体构建--以“步出上东门”为例

阮籍《咏怀诗》诗体建构的特殊方式,直接影响其诗“遥深”的艺术特征。阮籍一方面通过真实地理空间的实写和虚化,创造文本化的“意境空间”;另一方面为消减诗人主体性,将多义的典象置于无法确考的时空中,从而把个人的具体情感转化为类型化情感。这些“实”“虚”“个”“类”的互文性要素,统一于对自我情感不断反省与深化的“地点—典象—情感”诗体模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