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恶人偷袭”母题的民国武侠小说来源

梳理了金庸小说中的“恶人偷袭”母题,包括假托他事乘其不备偷袭行刺、比武情景下的偷袭暗算、为争夺剑谱秘笈与武林声名使用阴招等类型,并探究了这一母题的民国武侠小说来源:承续了民国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赵焕亭、白羽作品中的“恶人偷袭”母题。指出对恶势力出阴招偷袭的提防是金庸在20世纪60年代初恶劣国际气候下的思考,也分析了上述母题与古代史传文学中刺客角色的关联,指出了金庸小说中这一母题的警示意旨、政治寓意与现实意义。

“浩然之气”与“大丈夫”之德——孟子“勇”思想探析

孟子尚勇,他认为真正的大勇是深明大义,能够通过自反而作出进退选择的"理性"之勇,是合于气节、道义,敢于担当的道德之勇。孟子以气养勇,以义配勇,崇尚"舍生取义",其勇与"心"、"志"、"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种体现情感与行动统一的德性。勇的培养需要立其志,养其气,从而最终形成其理想人格——"大丈夫"。

青年军人犯罪心理生成特点探析与对策

青年军人犯罪心理的生成 ,与认知心理不够成熟、情绪心理不够稳定、人格构成不够健全有关。对此应对其言行加以仔细观察 ,发现征兆 ,进行调查 ,弄清原因加以解决。社会各层面配合进行教育是整个预防青年军人犯罪的保证。

庸人为三苗遗裔——荆蛮的一支考辨

庸人是三苗部族被尧、舜、禹三帝连续不断的打击,并最终彻底征服的过程中,避难于鄂西北深山中休养生息的三苗遗裔——荆蛮的一支,因其善于在山地筑城并建国,逐渐成为山地之群蛮的盟主。庸人的族属应该是从荆蛮中分支出来的山地之蛮——庸蛮。

侠之想像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金庸小说的社会学意义

武侠想像是对现代性焦虑作出的反应。随着现代性的发生,传统社会的解体,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和身份认同危机,一部分人通过文学之侠的想像,来回应现代性和寻找身份认同。在现代性条件下,金庸武侠小说通过对侠的现代阐释和想像,使自身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位置,呈现出并不寻常的意义:金庸武侠小说由对江湖世界的美化转向对江湖黑暗的批判,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认同的解构;由对民族大义的歌颂转向对民族主义的破除,表现出对现代政治认同的超越;由对武林义气的肯定转向否定,批判江湖文化,表现出对传统文化认同的超越。金庸的现代武侠小说最终完成了对传统社会认同(江湖世界)、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武林义气)的超越和解构。金庸小说的侠之想像是现代性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以虚构的方式解决身份认同危机,追寻自我认同的一种文化形式,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是一种对抗“存在被遗忘”的拯救性力量,一种想像性的自救力量。

重识《中庸》“天命之谓性”中的“天”范畴——关于《中庸》之“天”形而上学解读的反思

《中庸》"天命之谓性"命题中的"天"范畴具有人格神意义,属于宗教之"天",然而学界不乏将其超拔为形而上学之"天"的观点。持此观点者既有理论上的客观依据,也有论者主观上的意图,但都是以用西方哲学诠释中国哲学为前提。这种以西释中的思维方法和理论构建,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哲学的殊胜之处,故而学人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构建过程中,不能不对这一方法进行反思。

论《再生缘》中的女扮男装群像1

在明代的小说和清代的弹词中,以女扮男装为主线刻画女扮男装形象的作品特别多,陈端生的《再生缘》是其中最为优秀的代表作之一。它不仅刻画了一个,而是孟丽君、卫勇娥、皇甫长华三个女扮男装形象,形成了一组群像。她们皆被迫换装,或为逃婚,或为逃难,但在换装后,却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发展,卫勇娥、皇甫长华止于成功,孟丽君却越走越远,希望永着男装。她们像所有女子一样渴望爱情,但是爱情生活却并不完美,卫勇娥被赐婚不喜欢之人、皇甫长华贵为皇后却深受宫廷的束缚、孟丽君也只能在朝堂上与爱人相见。这个故事没有结局,因此后世给与很多假设,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女英雄穷途末路的结局,本文做出了她们应该继续前行的猜想,让孟丽君、卫勇娥、皇甫长华,这些响当当的女英雄的名字千古永垂。

基于“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的VR模拟培训系统设计与应用

以我国在役的4500米级“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载人潜水器系统组成复杂、水下作业环境具有区域多变和实时性、简单的陆地操作不具备模拟真实性等因素,结合运维人员的实际培训需求,基于大空间可多人交互的Project Alice光惯混合定位VR技术,研制了一套基于“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的VR模拟培训系统,并开展应用示范工作。通过VR技术为“深海勇士”号的运行和维护人员提供培训技术支持,进一步推动我国深海装备载人潜水器的发展与推广应用。

论柳永现象

柳永是中国词史上第一位专业词人,第一位大量创作慢词长调的词人,第一位俚俗词派的代表词人。他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突出而罕见的现象,可称为“柳永现象”。“柳永现象”的出现标志着词的发展进入了慢词长调繁盛的时代,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了通俗文学与传统雅文学分庭抗礼的时代,也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大为壮大、职业文人开始出现的新时代。

柳永词的开拓贡献

柳永是宋词发展史上一位关键性的人物。他在创作主体介入和感事纪实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词人自我形象和自我感情的介入,使词真正成为表情达意的利器。他大量创制慢词长调,将赋体的铺叙手法运用其中,抒发浪迹天涯的漂泊心绪,增强了词的抒情性和叙事性,这些都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论柳永词的创作风格

柳永词历来被视为是婉约派之代表 ,柔婉、艳丽基本上成了柳永词风的典型概括。而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从柳永慢词的产生过程 ,我们可以较为详尽地看到柳永词所体现出来的多样化特征。

论黄永玉的“童心说”——读《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

黄永玉是当代著名艺术家,文学创作成果丰硕。黄永玉的艺术生命生生不息,是因为他永葆童心。黄永玉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可以说是他的"童心说"的最好体现。回忆童年生活,处处展现童心之美,故乡的人、故乡的山水都闪耀着童心的光辉。童心成就艺术,是不竭的艺术源泉。在这部小说中童心洋溢,感动读者,让读者深入体会童心的奥秘,也深刻认识到"童心说"在艺术创作中的宝贵价值。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义”

金庸在其武侠小说中给“侠”赋予了崭新的定义,他以萧峰、洪七公、郭靖、杨过、张三丰、张无忌等作为“侠之大者”的崇高典范,同时又结合传统,建构了具有“魏晋风度”的侠之谱系,此为光风霁月之侠的精神,将侠的精神境界推至极致后,金庸又在“仗义每多屠狗辈”的观念上深入挖掘,以《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作为小癞子的模式,朝向无武而有侠方面进行书写,从而丰富了侠的层次,亦令侠从崇高层面走向现实层面,做出精彩的呈现。简而言之,金庸笔下的侠,风姿迥异,各有不一般的曲折而动人的历程,不止丰富并突破了武侠小说中“侠”的形象,更拓宽了中国人对“侠”的想象空间。

柳永词审美特质管窥

柳永词具有时代和历史的魅力,在文学史上自成一格。它写繁华的都市景貌,写民妇市女之思,写羁旅行役之苦,时代气息强烈,震撼心灵;柳词在体制上发展了慢词长调,语言上雅俗一体,拓展了词的容量、丰富了词的写作技巧、开拓了词的意境。

天地逍遥任我游——论金庸小说中体现的道家思想精神

金庸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道家思想和精神的元素。首先,金庸小说中提到的武功绝学有很多是以道家的经典典籍为源泉,其中武功招式的名称与蕴存在其中的精华都源自于道学经典。其次,金庸小说中的人物设计也出自道家思想,比如一些人物姓名出自道家典籍,部分人物关系符合道家阴阳对立的观点,甚至于一些小说的整体架构,都暗合着道家经典精神。部分人物的思想和行为都符合道家所提倡的清静无为、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第三,金庸小说中通过人与动物的和谐共处的状态,体现了庄子所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另外,金庸小说中不仅包含道家思想,也包含儒家、佛家思想,金庸将它们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更显示出其作品的思想的深邃和复杂。

两篇匿名文章引发的文学争论——从“双簧信事件”到“金梁合论事件”

"五四"新文学兴起之际并未瞬间取得文坛的主导地位,彼时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仍是文坛的庞然大物。为声援文学革命、争夺文学话语权,匿名的"双簧信事件"应势而出。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因匿名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而引发的"金梁合论事件",再一次呼应了"双簧信事件"的隐喻性主题。就前后两次发生在不同语境中的文学争论的历史背景而言,看似缺少一套共同的叙事话语,实则形异实同,争论的焦点仍旧在于如何定位或书写通俗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