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视域下《永州八记》的再阐释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使其所处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永州八记》是柳宗元贬谪永州时的代表之作,从空间角度解读《永州八记》有助于对其文学创作进行更深入地挖掘。在《永州八记》中蕴含着居住空间、游历空间、文本空间三层空间。居住空间是创作的基础,为柳宗元提供了游历的可能性,营造了佛意的思想环境。而与现实空间有巨大差异的游历空间,则真实反映出《永州八记》山水之乐下掩盖的内心之苦。文本空间则是柳宗元对自我的建构,他通过以自我为参照的书写,在《永州八记》中建构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文本空间,并对空间进行改造,将自己的理想精神和人格精神寄托于其中。

刘墉、周永年、吴大澂、叶昌炽未刊信札四通考释

本文介绍了刘墉、周永年、吴大澂、叶昌炽的四通未刊信札原件踯铝鯄柕男攀橇私馇宕凭僦?度的第一手资料;周永致李宪暠的信是周存世信札五通之一；吴大澂致祁世长的信对了解当时清流派人物的处境和心态很在帮助;叶昌炽致刘永诗的信记录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义和团运动在北京的一些真实情况。

李白暮年身世经历之自我记忆重构考论——以《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中相关记述的读解为中心

李白暮年曾有《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诗,对其生平经历以往事追忆的方式做了较为完整的叙述。但诗中既有写实性的记述,也有出于某种原因的改写,其中围绕“幽州之行”与“从璘入幕”两大重要经历的叙述,即与其此前所作诗中的相关描写有所参差,这种前后诗作记述上的不一致,可看作是李白对其身世经历的自我记忆重构。他在诗中的记忆重构,既与两次重要经历所涉及的相关人物的特殊性有关,也与其写作此诗特定的情境以及其本人暮年亟欲报效国家的热切企望有关。追询诗中这种重构记忆的成因,对于正确评价李白的人格精神与人生追求都有重要的意义。

王弼“大衍义”略论

王弼易学的特点是以《老》解《易》，以他在《老子注》中所阐发的玄学本体论思想为基础来解释《周易》，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周易略例》当中。而他对“大衍之数”的解释，也使“大衍义”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联系《周易略例》我们就能看出，“大衍义”是连接王弼玄学中老学和易学的桥梁，它体现了王弼玄学的体用观念，为王弼思想由老学向易学的过渡打下了基础。

从宋代水路交通看柳永、周邦彦的羁旅词

由于宋代水路交通发达,宋人公私行旅多选择水路,因此宋词创作中的意象选择、内容表达多受其影响。其中柳永、周邦彦的羁旅词最具代表性。他们创作了大量表现行前送别、旅途孤苦、别后相思等内容的羁旅行役词,并借助舟、烟、云雨、灯等意象,表达了行旅中的宦游之苦和相思恨别之愁,显现出宋词的南国文学特色。

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石”与人格精神

柳宗元山水游记中的“石”,蕴含着独特的人格精神。主要从他的“永州八记”入手,进行阐释。

柳宗元谪居二考

通过柳宗元谪居永州随同人员及其人品的考察,对于进一步了解其人其作有着特殊的意义。通过柳宗元"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职务及薪俸的考察,对于柳宗元贬谪永州的生活会有进一步的理解。

周敦颐的《通书》成文于何处

周敦颐的《通书》是他思想成熟后的作品。他在永州通判任上有时间有精力整理《通书》成文；《通书》的内容与他在永州任职后的诗文思想内容相一致；《通书》应是他在邵、永讲学的文稿；《通书》成文于永州。

蔡邕《独断》所载《周颂》序说辨疑——兼论《独断》的窜乱迹象

蔡邕为汉末著名学者,其《独断》一书记载了《诗经·周颂》各篇之序说,且与《毛诗序》极为雷同。前人或以此为鲁说,或以此为毛说,皆认为是蔡邕所录。但笔者发现,此序说并不符合蔡邕一贯的《诗》学立场,且杂糅了蔡邕所未见的《毛诗笺》,《独断》书中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窜乱痕迹。基于这些理由,笔者认为:《独断》所载《周颂》序说实与蔡邕无关,乃后人窜入之文。

临床血液培养病原菌菌群分布及耐药趋势分析

目的调查血液培养中病原菌的菌群分布及耐药趋势。方法1995/2004血液培养标本用荧光全自动血液培养仪(Bactec9120)进行培养,阳性标本用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Vitek32)进行鉴定,药敏采用KB法。结果在3104份血液培养标本中分离出病原菌331株,阳性检出率为10.7%。病原菌以革兰阳性(G+)需氧球菌居首位(50.3%),革兰阴性(G-)需氧杆菌次之(44.7%),真菌占3.0%,厌氧菌占1.1%。血液培养中的G+球菌对万古霉素和亚胺培南较为敏感,G-杆菌对亚胺培南、舒普深、丁胺卡那较为敏感。结论血液培养病原菌以G+球菌为主,G-杆菌次之;儿童血液培养病原菌以葡萄球菌属为主;亚胺培南对G+球菌和G-杆菌均具有较高的敏感率。

寄情山水 托物抒怀——柳宗元《永州八记》的艺术特色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它突破了前人单纯写景的藩篱,白描中写出了景物的鲜明个性,还能传达出作者的遭际、个性和志向等内涵,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创造了物我合一的艺术境界。使游记作为一种特点更加突出,蕴含更为丰富的独立文体自立于散文园地。

从甲骨文游、泳、舟、鱼的构形看商代的水上运动

采用文献资料法、古文字考释法等方法分析甲骨文中游、泳、舟、鱼的构形,结合甲骨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分析甲骨文中游、泳、舟、鱼的词性和用义,旨在揭示商代时期的水上运动。主要结论:殷商时期人们从事的水上活动主要有游和泳、划船以及捕鱼和钓鱼运动,这些活动在甲骨文和卜辞内容中得到证实。

逍遥自在老顽童——评析金庸小说人物周伯通

周伯通很有童心,他热爱生活,对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人也很有智慧;他喜欢玩,也喜欢嬉闹,可他往往不能理智地调控自己的言行举止。周伯通是个逃避爱情的人,但他心中也有爱,也有情;他身心调和,逍遥自在,其长寿原因发人深思。周伯通行事滑稽,人却心地善良,在不知不觉中,他把欢乐吉祥带给了他人。

西周甬钟篆带对角“两头龙纹”定名考辨

青铜器纹饰的定名不统一、不规范等问题由来已久。李学勤先生早在20年前就已指出这一严重问题,但至今仍未能有效解决。如果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都难以科学化、统一化、规范化和体系化,又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话的精神呢?又如何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话语体系呢?基于此种现状,对西周甬钟篆带所饰“两头龙纹”及其异名进行全面梳理与考辨,希冀能在青铜器纹饰定名的统一与规范性方面有所推进。

西周“大学”、“辟雍”考辨

西周时期的"大学"之名又称"辟雍",西周金文中写作"璧雝",又称"大池"、"璧池"。辟雍的形状如同所命名,十分肖似玉璧之状,外围是一个人工修建的圆形大池,中心是圆形的高台,古文献中又称为"灵台",古文献又称为"台榭",高台上建有高大而没有墙壁的"宣榭"和宗庙,这就是"大学"、"辟雍"。灵沼之西岸修建有"灵囿",养育有飞禽走兽,是"大学"辟雍射击的对象,也是用来祭祀上帝和祖先神的祭品;"辟雍"台榭靠船只或舟梁与外交通连接。这和古文献所记春秋以来射箭只以侯靶为对象的方式完全不同。

论蔡邕碑颂中《周易》典故的运用

作为东汉后期的重要经师,蔡邕与当时的《易》学传人存在着密切关联,为东汉末年《易》学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蔡邕碑颂中运用了大量的《周易》典故,并且能够根据碑主及表现事象的不同有所甄别。蔡邕碑颂中所用的《周易》典故,继承了《易》经的忧患意识和变通观念;同时又反映出经学昌盛期尊师重教的风尚。蔡邕在碑颂中所用为《费氏易》,与当时的经学走势合拍。

柳宗元的“囚居”意识与山水描摹——以《囚山赋》与《永州八记》为中心

柳宗元的《囚山赋》描写了永州自然环境的恶劣,并把群山比作禁锢自己的牢笼;《永州八记》则精致地描摹了永州幽僻冷寂的佳景以抒发抑郁之情。两者所绘之景及表达之情虽似不同,但实际都是柳宗元"罪囚"身份的自我认定与"囚居"意识强化的不同表现形式。"罪囚"形象的自我塑造与"囚居"意识的凸显,清晰地贯穿于柳宗元的永州诗文之中,甚至延续至其寓柳之作。

两种视角的冲突与妥协——解读清乾隆年间“清丈黔省田亩”之争

本文通过四顾乾隆年间清政府高级官员之间关于是否全面丈量贵州土地的政策争论,试分析国家力量向边地伸长过程中国家视角与地方视角如何冲突和妥协。

中国流亡时期李相龙汉诗研究

李相龙在流亡中国东北地区开展独立运动期间,以中国体验为背景创作了大量汉诗作品,后来这些作品被其子整理成《石洲遗稿》。作为一名流亡志士,其汉诗向读者展示出悲情的离乡体验和坚定的民族意识。同时,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他的诗作中又有着鲜明的中韩联合抗日的思想倾向。流亡中国期间,他感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博大,同时又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其作品流露出自己独到的精神感悟,呈现出现代中韩文学交流的一个断面,在韩国现代流亡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有着特殊的文化交流价值。

周必大、赵汝愚与永嘉士人

孝宗淳熙末年,叶适、薛叔似等永嘉士人构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他们围绕在周必大的周围,成为其坚定的支持者,并因此而遭到留正攻击,大都被逐出朝廷。与周必大相交莫逆的赵汝愚回朝后,有意重新启用这些永嘉之士,他们再度团结在赵汝愚身边。正是在这些永嘉士人的竭诚协赞下,赵汝愚成功地策划实施了绍熙内禅,令南宋度过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