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青枯病番茄砧木新品种勇士3号的选育

勇士3号是以自交系4为母本,以自交系1为父本配制而成的番茄砧木一代杂种。无限生长型,中熟,植株生长势强,根系发达,茎粗2.3~3.3 cm,第1花序着生节位为第7~9节;果实扁圆形,成熟果橙色,单果质量约60 g,每667 m^(2)产量约4000 kg,种子扁平短卵形,表面有茸毛,千粒重约1.9 g;嫁接亲和性好、成活率高,高抗青枯病,适宜广西南部产区作为番茄嫁接砧木。

唐代咏石诗的新变与转型

咏石诗是咏物诗的一部分,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就唐代而言,唐人构筑私家园林的渴望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使咏石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创变,更注重山石的形态描摹和象征山林的抽象审美;反过来,赏石和诗咏也对园林建构和赏石文化产生影响,不仅形成了堆山叠石以营造山林之境的审美传统,而且对园林营建重视写意手法和虚实真假的造园理念也有深远影响。园林赏石和咏石诗歌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的过程。

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所见西域史事探微

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记载的"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郅支单于兵九"两项内容,蕴涵着可贵的西域历史信息。"乌孙公主诸侯使节"揭示了乌孙公主与故乡楚王国的密切联系;"郅支单于兵九"表明了汉朝诛灭郅支单于的重要历史影响,而"郅支单于兵九"的收藏与使西域骑都尉甘延寿有关。

技艺与言志:中国诗歌的用事准则论及其禅学内涵

用事为中国古代诗歌最为常见的重要修辞手法之一。古代诗学家总结出诗歌用事准则,除了要求"切合"之外,还要做到"不为事使"、"用事不俗"和"如盐著水"。"不为事使",强调诗人对故事的驾驭驱遣,以突出作者创作的主体性;"用事不俗",强调创新,避免陈陈相因,克服俗套用事衍变为单纯的代用而缺乏艺术深蕴;"如盐著水",强调用事与诗歌本质和谐一致,规避花哨的艺术技巧对读者的干扰,从而实现诗歌言志抒情的艺术功能。上述准则俱强调诗人主体性,指向诗歌的言志功能。细绎三者的理路及言说,皆具禅学内涵,体现了禅宗对中国古代诗学的渗透影响。

从左思《咏史》诗看其思想变化之轨迹

左思的《咏史》诗完整地展现了左思一生情感历程的变化轨迹。诗人由早期的渴望建功立业到功业难就之后的失望与愤懑乃至最终步入超脱这一思想变化脉络 ,都在其《咏史》诗里表现出来。对此变化过程及其成因作进一步的探讨 。

“咏史”界说述论

在中国这个诗的国度里,诗与史的结合,年代既久远,方式也不一,呈现出咏史、怀古、咏怀和史诗等形态各异的名目。通览古今"咏史"界定诸说可以发现,古人的界定大多针对具体作品对"咏史"或"怀古"进行简单释义,今之研究者均以"歌咏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咏史之最本质特征,咏史和怀古二者之间难以明辨。考察咏史诗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状态和诗人的创作实践,重新审视咏史之"史"的具体内涵和外延之后,以"历史信息载体"为触媒的众多诗歌便汇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咏史这一重要诗歌类型。

《四库全书》本胡曾《咏史诗》的文献价值

《四库全书》所收南宋人胡元质重新编排注释的胡曾《咏史诗》,在今天看来至少具有三方面的文献价值,一可用以校勘文字,二可资以辑录佚文,三可据以推断某些古籍的亡佚时代。

试论明末清初遗民诗人吴嘉纪、钱澄之诗作异同

吴嘉纪、钱澄之身历明清鼎革之乱,目睹了兵荒马乱之时清军的暴行、败兵的狼藉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感受着百姓的苦痛和悲哀,体验着沧桑变幻之感,用诗歌记录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但二人的切入视角不同,吴嘉纪多侧重于从平民角度看待世事,关注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钱澄之多写战事,从大环境着眼,注重历史事件始末。咏史诗创作上吴嘉纪重在怀古,抒发昔盛今衰之感;钱澄之咏史诗因事兴感,重在借鉴历史意义。在诗歌艺术手法方面均用白描而侧重点不同,风格上吴嘉纪岩冷危苦,凄急幽奥;钱澄之英风豪气,悲愤激昂。

肩水金关汉简《永始三年诏书》校读

自《永始三年诏书》公布以来,文字考证分歧很大,《肩水金关汉简（肆）》虽有校订,仍有不足之处。本文对相关文字进行了改释和补正,并对简的顺序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李东阳《拟古乐府》新变——兼论对明清咏史乐府的开启

明代著名诗人李东阳作有《拟古乐府》101题101首,学界大多以古乐府评之。其实李东阳创作乐府诗的初衷、乐府诗命题与选材、诗歌的音乐性与体式,以及在时人心中的评价都清楚地表明,其拟古乐府诗的实质为新乐府,非传统意义的古乐府。名为"拟古",其实为"新"。李东阳《拟古乐府》不但较唐代元白以诗讽谏天子、写当下史有进一步开拓,而且真正开启了明清乐府咏史创作的先河,乐府诗从汉到清这一发展脉络因之清晰而完整。

饶宗颐《〈慵石室诗钞〉序》评鉴——兼论饶宗颐的诗学思想

该文结合石铭吾《慵石室诗钞》中的具体作品,分析石诗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对饶宗颐先生的《〈慵石室诗钞〉序》进行评鉴,进而对他的诗学思想进行初步探讨。

从《西施》《帝幸蜀》二诗看罗隐咏史诗的艺术特色

罗隐的咏史诗,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并深远地影响了宋人诗风的审美取向。本文仅以《西施》、《帝幸蜀》为例对罗隐咏史诗的创作情感和艺术特色作简要分析。

胡曾《咏史诗》的“通俗”艺术

为了客观地评价晚唐诗人胡曾的《咏史诗》,对它的"通俗"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分析认为,"通俗"作为胡曾《咏史诗》最突出的艺术特性,既成就了它在蒙学史、文学史上的地位,又使其成为后世恪守雅文化传统者围歼的口实,使其在后世的传播过程中影响渐趋微弱,以致于无。分析结果表明,"通俗"造成的诗歌本身不可克服的艺术缺陷是其影响力渐小的内部原因,而社会教育水平的发展、受众心理的变化、小说文体的发展等,则是其影响力萎缩的外部原因。

马致远《汉宫秋》与咏史诗

马致远在创作《汉宫秋》时,对古今诗人的咏史诗有所袭用、借用、化用,从而受到咏史诗创作技巧、创作思路的影响。《汉宫秋》将诗歌与戏剧两种文体打通,使之互融,而《汉宫秋》至可视为以戏剧之框架写就的长篇咏史诗。

《文心雕龙·神思》篇“拙辞”和“庸事”两句新解

学者黄侃、王元化和李逸津对《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的解释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文章立足于文本,在郭绍虞将"杼轴献功"解释为"作家艺术加工"的基础上,从文章主旨、关键词、句间关系和上下文内在逻辑关系4个角度出发,将这两句解释为:即使构思时文章有了一些"巧义"和"新意",但倘若写文章时不能"博而能一",那么落笔成文后,因杂乱无序也只能使文章沦为一堆平庸的文辞。

史官心态下的吴伟业咏史词研究

吴伟业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词人,因其自幼熟读史书,为官又历任史官,形成了他独有的史官心态。生际鼎革,屡遭蹬蹭,吴伟业受尽痛苦而又无能为力,因此将亡国之痛、生存大苦、满腔愧疚与求隐而不得的多样情感都灌注于咏史诗词之中。吴伟业的咏史词通过对近人近事的描写,鲜活而生动地展现了战乱之后的社会创伤。其词不仅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史官的历史责任感,更是他心灵深处的真实写照。

雍氏城考辨

"楚围雍氏"在战国时期多次出现。对于楚围雍氏的次数以及雍氏城是否就是《左传》中的雍梁城这两个问题,学者们依据不同的资料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结合文献资料、考古发掘资料和地理地图信息,对雍氏城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后,可以对雍氏城相关问题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即"楚围雍氏"的"雍氏城",就是《左传》中记载的"雍梁城",即现今许昌禹州境内东北的"雍梁故城";楚国围雍氏城共有三次,分别是在周赧王三年、周赧王八年和周赧王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