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几制式功能考兼论雍正时期香几特征

香几是一种中国传统家具,在唐末诞生,五代时期形制初成,从宋到明趋于成熟,清代进一步发展,并演化出了多种功能。因其身材高挑带来的观赏性,被赋予了高雅的文人气质。本文利用文献、绘画资料和实物对香几的制式和功能的形成发展进行梳理和探究。再通过清宫档案,对雍正时期香几的数量、制式和其上的配饰进行整理,并分析其中的特征,证明雍正时期的香几可以成为明式家具的精品。

雍乾之际厉鹗效应下广陵词坛与浙派咏物词的联通

雍乾之际,厉鹗等浙派词人寓居于扬州,以韩江吟社为阵地,大兴咏物风尚,推动了浙派在广陵词坛的词土扩张。而广陵咏物词也在“厉鹗效应”的作用下,基于扬州新生词人群体特性与本土雅俗并兼的文化气象,产生题材与思想内涵的新变,在一派清空醇雅之中,掺入扬州文化生态的市井蒸腾,不仅真实客观地再现民生风情,使咏物词具有了史料价值,亦推进了清代“词史”观的构建进程。

试论恽寿平绘画创作对雍正珐琅彩瓷装饰的影响

恽寿平是明末清初著名画家、书法家,擅绘写意山水与没骨花鸟画,其绘画作品对雍正珐琅彩瓷的装饰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绘画创作题材、绘画表现手法、绘画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具体探讨恽寿平绘画创作对雍正珐琅彩瓷装饰的影响。

在野文人遭遇浙西词派——从吴敬梓看雍乾时期浙西词的下层进路

雍乾时期在现行清词史叙述中被忽略,成为“被遮蔽的词史段落”。考察这一时期浙西词派在下层文人群体中的影响有助于补充词史,勾勒更立体的词派流播与影响路径。吴敬梓活跃于清中期浙西词派重镇扬州地区,在与当地皖籍词人江昱、马曰琯兄弟等的交游中接受了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和词风宗尚。他以姜夔为学词模范,大量创作咏物词,推崇浙西宗主朱彝尊标举的推尊词体理念。吴敬梓自觉建构“姜夔、张炎—朱彝尊—江昱、吴敬梓”的浙西词派传承统序并获得时人认可,可以确证其为浙西词派一员。从浙西词下层进路的角度观照雍乾在野文人的词学主张和创作是充实雍乾文人思想谱系和理解浙西词派影响力的可能路径。

雍正王朝在贵州的开发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

贵州历史时期早已存在石漠化的现象,但以清代雍正年间为界。此前存在的石漠化现象主要系自然原因,此后,由于雍正王朝大力开发贵州,贵州的人口和土地数字在此时期都经历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飞跃,加上在贵州西部、西北部及南部等地开矿,使得这些生态脆弱地带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雍正时期也就成为人为因素开始影响贵州石漠化的重要时期。

雍正朝宫中钟表的来源与使用

雍正时期是中国钟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雍正帝的著作中保留了许多反映他本人时间观念的诗文，他对钟表既现实又浪漫的看法影响着宫中钟表的收藏和制作。通过外交使团向皇帝赠送礼品、地方官员进献、抄家罚没等途径，钟表在雍正朝不断进入宫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之间、君臣之间联络的重要媒介。与此相联系，这一时期钟表在宫中大量使用，普遍陈设于宫殿、出行时乘坐的车轿之内，甚至作为贵重物品赏赐给官员。雍正时期钟表深入到了宫廷生活的诸多方面，无疑会促进中外钟表贸易的繁荣以及制钟技术的改进和创新。

郭象哲学与山水自然的发现

中国美学史上,关于山水自然的发现一直是一个重要论题。文章提出如下观点(一),庄子所讲的是自然而然的“自然”,是精神境界的“自然”,这与作为山水景物的“自然”不能完全等同。因此,庄子哲学并不能直接导致对山水自然的发现。(二),郭象认为,当下存在的个体之“物”是自在、完足的,“物”之后什么也没有。从美学上讲,这就使感性事物摆脱了道家之“道”、儒家之“德”的主宰。这一思想对于中国美学中山水自然的发现具有直接影响。

论雍正年间台湾“番”地开垦政策的变化——以《廵台录》为中心

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清代台湾土地开发完全是依靠民间的力量,政府和官员的态度是消极的,不仅未给予支持协助,反而多方留难限制。然而,这种情形并非自始至终一成不变。从近年来新发掘的分廵台湾道张嗣昌所撰《廵台录》中对大甲西社"番"变事件善后的处理和官方劝垦"番"地的记载,以及减轻台湾田园赋税和开放移民搬眷入台的种种措施,可以看出雍正年间政府对台湾的土地开垦政策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与雍正皇帝重视农本,奖励垦荒政策有很大关系。

从穷荒异瘠到荒年甚少荒地甚多——康熙与雍正时期地方官员对贵州环境认知的转变

本文通过康熙与雍正时期地方官员对贵州环境描述的对比研究发现,康熙时期文献显示贵州多山少树、田土多石,部分地区已出现石漠化景观,是一片穷荒异瘠的土地,地方官员劝垦的态度消极悲观,更多的是向康熙争取特殊政策。雍正时期地方官员以积极的态度在贵州实施劝垦,认为贵州气候适宜,即便气候异常,有山有平地的起伏地形保证贵州不会出现颗粒无收的现象。贵州的森林往往是"逆苗"藏身之处,成为剿苗的障碍,故"焚烈山泽"成为如同"疏浚江河,挑筑沟坝,垦辟荒芜"一样重要的政务。文章指出,两朝官员眼里的贵州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有两个原因,一是两朝最高统治者治理贵州的思路和要求不同;二是地方官员针对的地区相异。

试论雍正帝对东北地区“满洲本习”的维护

雍正时期,东北地区以骑射技艺为核心内容的"满洲本习"呈现出颓废之势。雍正帝采取种种措施试图维护满洲在兴起与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传统习俗。骑射技艺的荒疏实乃东北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学习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但是,雍正帝通过"满洲本习"规范旗人的努力塑造并强化了满洲人有别于汉人的集体文化特征,这对于维护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政府对台湾朱一贵事件的反思与善后

康熙末年台湾朱一贵事件爆发,清政府在反思“官逼民反”的基础上,逐步调整理台政策,在台湾设立巡台御史、增设彰化县与淡水厅、试行选官协办制度、研议添兵设防与修建城池、有条件开放移民与官员搬眷、推行汉“番”隔离政策。这些政策均是清政府针对台湾现实问题作出理性思考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快对台湾治理与开发的进程,从而进一步证明所谓清政府前期“消极治台”之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雍正瓷器上的云纹研究

云纹是一种极具中华文化特色和民族气息,颇为抽象化和程式化的传统装饰纹样,作为常见的辅助装饰纹样运用在陶瓷器物上。本文运用例证法和分析法的研究方式,对雍正时期瓷器上云纹丰富的形态特征进行研究,目的是为了在今后的艺术创作、设计中以更加丰富的形式表现中国传统的云纹基本形态,也有助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

东洋文库藏雍乾两朝《镶红旗档》概述

东洋文库藏雍正、乾隆两朝《镶红旗档》日文译本于1972年、1983年出版,汉文译本于1987年出版。该档所包含的镶红旗满洲旗人的历史资料内容丰富而广泛,全面反映了雍乾两朝八旗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活动。了解雍乾《镶红旗档》中奏折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镶红旗档》的重要价值。

雍正朝官员患病类型及其死亡率——基于吏科题本的量化分析

依据吏科题本档案,以雍正时期的官员群体为考察对象,分析官员群体的患病类型及死亡率状况可以发现,雍正时期的官员群体所染患的病症涉及到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心脏系统以及神经系统等诸种类型。基于地域环境的关系,不同地区的官员群体所面临的病症危害有所不同。从死亡率的统计分析,死亡率与某一疾病的病患数量未必成正比,一些疾病的死亡率在各地都表现得相当高,对于当时社会的医疗水平也不能评估过高。这些量化数字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学术界尤其是医史学界以疾病本身作为考察重点,集中于病理认识或者医疗技术革新方面的分析思路值得反思,"病人"及其医疗效果的考察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论雍正、乾隆时期汛塘制度在云南的发展及变化

经过雍正、乾隆时期对兵防的二次调整,云南的汛塘制度有了较大变化:分布于汛塘的绿营兵成为整个绿营兵的主要部分,汛塘、汛塘兵丁都由清初的以云南腹里发达地区为分布中心,向着腹里发达地区、腹里欠发达地区、边疆地区均衡分布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乾隆三十五年后以边疆地区为分布重心的态势。这一变化,标志着清王朝对云南的统治已深入到了边疆和山区,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尤其是边疆和山区的经济开发、民族融合。

准噶尔问题视域下的清廷对俄外交实践

康雍乾时期的清廷对俄外交,以西北边疆统一和西南边疆巩固为核心,经历了一百余年的发展演变:由康熙与噶尔丹对峙时期的《尼布楚条约》及图里琛使团出访,经雍正与策妄阿拉布坦父子和战相兼时期的《恰克图条约》及两个访俄使团,到乾隆时期围绕准噶尔和土尔扈特“逃人”问题展开的激烈外交争锋,铺陈出中俄两国外交实践的丰富内涵。清廷为解决准噶尔问题延续近百年的外交谋划,构成了清朝大一统国家边疆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康雍乾时期具有近代特质的对俄外交实践与中国传统的“理藩思想”一主一辅,形成了清廷前期外交服务内政的双轨机制。

论清代雍乾时期四川粮食运销

通过对清代雍乾时期四川粮食运销的区域范围、运销方式、交通运输和市场格局等问题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四川已成为国内粮食生产大省和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不仅本省供应充足,而且有大量剩余供政府调拨、采买以及商民贩卖,表明清初在四川颁布实施的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效。同时,雍乾时期四川粮食运销之兴盛是建立在本省粮食供给有余、外部市场又有需求这样的条件之上的。嘉道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地矛盾的日益突出,四川开始由余粮省渐变为缺粮省,粮食外销逐渐减少,几至断绝。随着粮食商品化前提的渐渐消失,四川粮食商品化与市场化水平遂呈愈益降低之态势。四川粮食商品化发展的这种局限性,引人深思。

清雍正时期仿古颜色釉瓷艺术探究

清雍正时期颜色釉瓷方面具有极突出的艺术成就,仿古颜色釉瓷又是其中的佼佼者,成就空前。雍正仿古颜色釉瓷的主要品种有宋五大名窑色釉瓷、仿龙泉青釉瓷、仿影青釉瓷、霁红、霁青等。其巨大成功是与雍正帝本人对仿古颜色釉瓷的偏爱和唐英的杰出贡献所分不开的。其在造型上仿古而不泥古、在釉色上既有继承亦有创新,具有鲜明艺术特色。

土司安插制度创立前雍正朝对不法土司的安插研究

土司安插制度创立于雍正五年(1727)十月,在创制前,雍正朝对于因罪革除土司的处置大致可以以雍正三年(1725)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在前半段,朝廷对不法土司处以安插之罚尚不流行,即使有这样的事例,当亦不多;在后半段,土司安插事例不绝于书,雍正五年更是清政府安插违法土司的高潮期,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对土司施以的安插措施开始出现了差异化,这很可能与土司的势力大小、罪责轻重等有密切的关系。

雍正、乾隆朝引见绿营武官分析

文章依据雍正、乾隆朝引见绿营武官的履历档案,分析了这一时期绿营武官的籍贯、民族等问题,并比较雍正、乾隆两朝的变化特点。揭示了旗人特别是满人的选官特权在乾隆朝更明显,任职比例大幅攀升,任职层级提高,且多在战略要地任职。陕甘籍官员以功绩、福建籍官员以水师技能也分享了选官特权。乾隆朝武官人事渐显因循化趋势,循资任职比例增多,避籍制度宽松、年龄增大。通过对出兵记录的分析,估算了这一时期出兵西北、西南和台湾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