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宫廷室内装饰中的原则与手法

清代中期是清代宫廷室内装饰重要的发展与定型时期,宫廷室内装饰受传统礼制及帝王需求等方面的影响,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体现出宫廷室内装饰在设计层面上的创新。文章以此时期形成的部分重要装饰成果为案例说明,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清代中期宫廷室内装饰的原则与手法。总体来说,清代中期宫廷室内装饰设计的原则手法:一是“需求与创新”:即对设计需求的回应,是此时期宫廷室内装饰的“设计动力”;二是“范式与复制”:即对设计规律的总结,可以解读为此时期宫廷室内装饰的“设计生态”;三是“规制与适应”:即对设计形式的调整,可以看作是此时期宫廷室内装饰的“设计法式”。

论清代雍乾时期四川粮食运销

通过对清代雍乾时期四川粮食运销的区域范围、运销方式、交通运输和市场格局等问题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四川已成为国内粮食生产大省和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不仅本省供应充足,而且有大量剩余供政府调拨、采买以及商民贩卖,表明清初在四川颁布实施的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效。同时,雍乾时期四川粮食运销之兴盛是建立在本省粮食供给有余、外部市场又有需求这样的条件之上的。嘉道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地矛盾的日益突出,四川开始由余粮省渐变为缺粮省,粮食外销逐渐减少,几至断绝。随着粮食商品化前提的渐渐消失,四川粮食商品化与市场化水平遂呈愈益降低之态势。四川粮食商品化发展的这种局限性,引人深思。

清中叶广西地方社会职役与治理

乾嘉时期,广西地方职役出自四个系统,即土官少数民族村寨系统,有村老、头人、狼总;保甲系统,保正、保长是负责人;还有乡约系统与里甲系统。乾隆时期,地方社会职役以保甲系统为多。嘉庆朝,保正、保长保甲系统仍占据绝对多数,新增地保、乡保,表明地方、乡约、保正(保长)三者之间在融合,地方职役有向地保发展的趋势。刑科题本揭示了民间投保、职役报案的过程,可见职役平时处理当地的经济纠纷、盗窃案件。《清实录》记载了乾嘉时期广西官府与地方职役的关系,碑刻资料还有地方社会职役实态性的记载。

福康安与乾隆末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

乾隆末的中安宗藩关系屡经波折,频受考验,至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更跌入深渊,见诸兵戎,中安宗藩关系中断近两年之久,成为清代中安关系史上的一件憾事。但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双方友好交往的愿望是真诚的、强烈的。因此中安宗藩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于乾隆五十五年解冻回春,全面修复。但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非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时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力肩重任,秉乾隆之命,实心办事,确立务实的安南问题处理方针,与阮惠进行外交斡旋,打破僵局,在保存清朝颜面的前提下赢得了和解,并促成阮惠进京展觐祝厘,且一路陪同,辛苦万端,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将中安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乾隆朝诗学史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乾隆一朝是清代文化、学术最繁荣的时期,也是诗学最发达的时期,诗论家众多,诗派林立。社会富庶,君主右文,科举恢复试诗,幕府争揽贤才,形成普遍的诗歌风气。而浓厚的学术风气在给予诗歌强烈刺激的同时,也挤压着诗歌生活的空间,带来性情与学问的紧张。原有的格调诗学走向总结和综合,试帖诗学推动蒙学诗法的复兴,新起的性灵诗学和肌理诗学从不同方向为弥补神韵诗学的缺陷而各辟新途,桐城文派、高密诗派从不同的文学传统中发展出各自的诗学观,强化了乾隆诗学整体上的多样化格局和丰富的诗学理论,使乾隆诗学史的研究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本文在总结、反思前期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以时间线索为经、以流派为纬的研究思路,力求以一个清晰、合理的格局展开对乾隆朝诗学史的论述。

清至民国时期葡萄牙人对澳门附近海域管辖权的觊觎与争夺

从清乾隆年间至民国初年,澳门葡萄牙人对澳门附近海域的管辖权一直存有觊觎之心,并伺机与中国地方政府进行争夺。乾隆、嘉庆时期,澳门葡萄牙人对澳门海域管辖权已有所觊觎;鸦片战争爆发后澳门葡萄牙人对澳门海域管辖权的觊觎又复增强,并实施了一系列扩张行动,对氹仔的侵占,大大增加了同治、光绪年间广东官府遏制澳门走私、控制澳门附近海域的难度;从光绪初年开始,澳门葡萄牙人对十字门海域的实际侵占,使中国政府对此海域的管辖权也随即丧失。

康乾盛世下清廷对准噶尔投诚人政策研究

清准关系是康乾盛世时期最为敏感的藩部关系,直到乾隆二十年之前准噶尔汗国仍然傲然地屹立在清国的西北边陲,并且对西北蒙古、西藏、青海地区不时产生骚扰,发生威胁。清国在康乾盛世下是如何利用时机解决准噶尔汗国问题,如何防止分裂,完成民族的的统一大业,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它对我们今天的边部民族政策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本文主要就康乾盛世下的准部投诚人政策作一研究,研究康、雍、乾三代帝王是如何运用投诚人政策来为统一大业服务的。

论康雍乾时期清帝的治官理念——以官员选任、考核为中心

“治人”与“治法”是中国古代探讨治国理政的重要命题。康雍乾时期,清帝对“治人”与“治法”多有提及,并体现在用人行政等方面。如何“治人”“治官”,是古代王朝用人行政的重要内容,尤其体现在官员的选任和考核方面。清帝在选拔、考核官员时,对官员操守、才具、政事、年力等方面提出要求,对官员的臣道做出价值观的界定,尤其对地方大吏选用属员做出要求,并对不同层级的官员制定相应的标准,分别管理。文官管理的实践,贯穿着清帝的治官理念,包括事君以诚,君臣一体;以人事君,察吏安民;首倡官德,重视政绩;各司其职,上下相维。清帝的治官理念有其积极因素,这种理念是否能够贯彻并发挥作用,与清朝文官管理的实践密切相关。

从御选文章看康、乾官方文章思想的转变

康熙在《御选古文渊鉴》中提出了"辞义精纯"、"归于古雅"的文章标准,但在实际选评中,更注重文章的经济实用性,注意吸收前人的意见,具有集大成的性质。乾隆时期的《钦定四书文》、《御选唐宋文醇》以及《皇清文颖》等集,集中体现了清廷"清真雅正"的文章思想,与《古文渊鉴》相比,在规范性的要求上大大加强,体现了清代文化统治的强化。

乾隆朝大小金川战争问题研究述评

乾隆朝两次金川战争对清代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自清代迄今,不少学者对金川战争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或以清朝的立场来探讨战争的影响、得失及善后问题,或对战役起因、经过和结果展开描述,或从边疆史、民族学的角度探讨战争问题。由于受档案资料开放和利用的限制,对金川战争相关问题的探讨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

补《全清词·雍乾卷》48首

本文从总集、词话、诗话、地方志等各类文献中,辑录《全清词·雍乾卷》未收之作品48首,并对《雍乾卷》未及收录的作者,对其姓氏、字号、里籍、生平事迹等略作考述。

清代陕西两部地方志书“物产”内容述论

两部清代乾隆年间的陕西地方志书与目前陕西方言或民俗特征可以对接的地方比较多。主要从植物和动物两方面进行讨论,主要的着眼点是关中方言区。比如《三原县志·谷属》指出:"扁豆,亦名板豆。"调查表明,如今临潼渭北栎阳、油槐等处把扁豆叫作"板豆"。再如《西安府志·禽属》指出:"鹁鸽……《咸宁志》:色名不一。"鹁鸽即鸽子,如今关中很多方言点叫作"鹁鸽",西安一带则叫作"鹁鸽"的逆序形式"鸽鹁"。其中"鹁鸽"的"鹁"字在很多方言点读如"蒲","鸽"在长武、彬州、永寿、岐山等处音变如"高"。

清乾隆朝汉族名臣——于敏中述评

于敏中是乾隆朝较有影响的首席汉族军机大臣,参与朝廷军政要务,因其稳重、谨慎、办事干练,精通满、汉文,且文才过人,"拟为诏旨,纤悉周详,曲当无遗";担任修《四库全书》总裁、国史馆、三通馆总裁等要职,在组织编纂官方文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诗文有"文章深厚,诗律闳壮,皆自成家"的特点,并承担编辑乾隆皇帝的诗作的重任。因其在军机处任职20年"自始至终,勤劳弗替,相机拟谕,厥功茂焉",而受到乾隆皇帝的恩宠。

清代赋学繁兴原因论

清代是中国赋学的集大成期,是对历代赋学的总结与发展。清代赋学繁兴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外部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二是赋体自身的更化。本文主要从当时的科举试赋制度,尊体意识与乾嘉学术的影响等三个层面作出简要的论述。

乾嘉时期乌鲁木齐商屯研究

乾隆中叶,清朝统一新疆。为了活跃新疆经济,清朝采取鼓励内地商民出关贸易的政策,大批内地商民纷纷携资入疆。乌鲁木齐得天独厚的地理与气候条件,使商屯最早在此得到开展,且发展有一定的规模。乾嘉时期,乌鲁木齐商屯的开展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乌鲁木齐到清末发展为新疆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乾嘉苗民起事之初清政府失利原因探析

乾嘉苗民起事中,清政府调动七省十八万兵力,花费巨额军费实施镇压平定了起事。然而,为什么起事初清政府在战场上处于失利状态,不能迅速蒇事?本文通过档案史料记载分析,认为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内部原因主要是清政府军队战斗力衰弱、调度指挥的慌乱,而且军队对战地环境、气候不适应,外部原因在于起事苗民以内部文化为基础形成牢固的组织力量。以史为鉴,必须深入了解一个民族的生存环境与历史文化,才能更好地处理好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地区和谐稳定。

补《全清词·雍乾卷》54首

从总集、词话、地方志、宗谱、书画录等各类文献中,辑录《全清词·雍乾卷》未收之作品54首,并就《雍乾卷》未及收录的作者,对其姓氏、字号、里籍、生平事迹等略作考述。

从《黎岐纪闻》管窥清朝乾隆年间海南黎族生存状况

清朝乾隆年间海南黎族具体生存状况尚无深入研究。考证、鉴别及分析清朝乾隆17年至19年(1752-1754)任海南定安县知县的张庆长所著《黎岐纪闻》,从中窥视当时黎族生存自然地理环境、物产资源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生活习俗等情况。

试述清乾隆时期《盘山志》的特点

清乾隆时期蒋溥等编纂的《盘山志》资料丰富,篇幅恢宏,印刷精良,体例完备,重于考证。详细论述了清乾隆时期《盘山志》的特点。

清代雍正朝对违限逾限官员的处分及成效

行政效率是政府治政水平的具体体现,行政效率高,表明政府的执政能力强,反之则表明政府的执政能力弱。雍正帝即位以后,意识到从中央各部院机构到地方各衙门机构,行政效率不高。为此,针对当时行政机构官员违限、逾限的普遍状态,雍正朝从制度规定到实际执行,对违限、逾限官员予以严格处分,以期改变效率低下的政务状态。与此同时,清廷又调整行政效率方面的诸多不妥规定,以达到既合理处分官员,又有效提高行政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