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额伦特兵败看雍正朝中央政府对昆仑山南路管控策略的调整

在清朝平定准噶尔部的进程中,康熙五十七年(1718)额伦特兵败事件有着特殊的意义,虽然该事件并未改变康熙朝大兵进剿的既定策略,但在事实上已经为雍正朝对昆仑山南路地区及时调整管控策略埋下伏笔,进而逐步实现了从大军进剿到重点驻防的根本转变,从而为中央政府的全面布控直至彻底平定准噶尔部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野文人遭遇浙西词派——从吴敬梓看雍乾时期浙西词的下层进路

雍乾时期在现行清词史叙述中被忽略,成为“被遮蔽的词史段落”。考察这一时期浙西词派在下层文人群体中的影响有助于补充词史,勾勒更立体的词派流播与影响路径。吴敬梓活跃于清中期浙西词派重镇扬州地区,在与当地皖籍词人江昱、马曰琯兄弟等的交游中接受了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和词风宗尚。他以姜夔为学词模范,大量创作咏物词,推崇浙西宗主朱彝尊标举的推尊词体理念。吴敬梓自觉建构“姜夔、张炎—朱彝尊—江昱、吴敬梓”的浙西词派传承统序并获得时人认可,可以确证其为浙西词派一员。从浙西词下层进路的角度观照雍乾在野文人的词学主张和创作是充实雍乾文人思想谱系和理解浙西词派影响力的可能路径。

清代禁止民间习武原因考论: 基于明清“打降”文献的研究

以往研究在评价清代禁止民间习武政策时,多因循“封建统治者惧怕颠覆政权——严禁民间习武——阻碍武术发展”的解释范式而予以批判,却忽视了禁武法令中“打降”二字所隐含的另一个武术世界。厘清“打降”二字背后的史实,是理解清代禁武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在梳理清代禁武政策的基础上,从打降的产生、武艺及组织、社会危害、整肃治理等四个方面,深刻揭示清代禁止民间习武的原因。研究认为:(1)清代统治者正式干预民间习武始自雍正五年上谕的发布,此后历朝均沿袭该政策。该上谕原本无题名,其本意是“禁打降”,而非“禁武诏”或“禁武令”。“打降”最初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是对恃武为恶的打手组织的总称。(2)雍正只能算清代首位以国法形式禁武的统治者。从明末至清初,以海瑞、于成龙为代表的江南官员早已开始治理打降。但打降屡禁不止,清代中后期逐渐进化为秘密会党并蔓延至全国。(3)学界应摒弃“封建统治者惧怕颠覆政权——严禁民间习武——阻碍武术发展”这一解释范式,清代禁止民间习武是当时部分习武群体恃武为恶的行为与统治者维持社会治安的需要相互作用的结果。

雍正王朝在贵州的开发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

贵州历史时期早已存在石漠化的现象,但以清代雍正年间为界。此前存在的石漠化现象主要系自然原因,此后,由于雍正王朝大力开发贵州,贵州的人口和土地数字在此时期都经历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飞跃,加上在贵州西部、西北部及南部等地开矿,使得这些生态脆弱地带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雍正时期也就成为人为因素开始影响贵州石漠化的重要时期。

郭象哲学与山水自然的发现

中国美学史上,关于山水自然的发现一直是一个重要论题。文章提出如下观点(一),庄子所讲的是自然而然的“自然”,是精神境界的“自然”,这与作为山水景物的“自然”不能完全等同。因此,庄子哲学并不能直接导致对山水自然的发现。(二),郭象认为,当下存在的个体之“物”是自在、完足的,“物”之后什么也没有。从美学上讲,这就使感性事物摆脱了道家之“道”、儒家之“德”的主宰。这一思想对于中国美学中山水自然的发现具有直接影响。

雍正朝黑龙江将军研究

雍正朝的黑龙江将军们与皇帝之间的关系亲疏远近各不相同,亲有亲近的缘由,疏有疏远的成因。一般说来,君臣关系的亲疏取决于臣子的身份和地位。然而,雍正帝与黑龙江将军们的关系状态却主要取决于将军们的名声、品行和才干。雍正帝对臣工的名声、品行格外关注,这与其治国理政务实性有密切的关联。雍正朝五位黑龙江将军因各自能力不同而展示出各异的治理特色。他们虽在地方治理方面或多或少做了一些实事,但是边政管理有余,开发建设不足。

试论“新辟苗疆”与改土归流之关系

清雍正朝的"新辟苗疆"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为了使这一研究能够深入,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即"新辟苗疆"与改土归流的关系。雍正朝改土归流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流土俱不受的"化外生苗"的征服,这些地方多设厅,清政府称之为"新辟苗疆"。因此,开辟"苗疆"不仅是雍正朝改土归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雍正朝改土归流的一大特点。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察:首先,开辟"苗疆"是清政府改土归流整体规划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鄂尔泰在制定改土归流规划时,即把开辟"苗疆"列为重点工作之一,而且在改流过程中,开辟"苗疆"始终与废除土司同时并举。其次,开辟"苗疆"是改流总目标所决定的。雍正帝决定实施改土归流,就是要牢牢控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达到这一目标,当然不能无视这些流土俱不受的"化外生苗"之地。再次,"新辟苗疆"使雍正朝的改土归流在广度、深度及影响上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次的改土归流。因此,将"新辟苗疆"的研究与推行改土归流的原因、目的、方针、政策联系起来考察,无疑会使这一研究更加深入。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策略与效用

清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也是明代以来诸多改土归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本文根据新近披露的边疆大吏奏疏和其他史料,探讨此次改流的原因、实现改流的策略以及改流产生的效用,对以往的一些观点亦提出商榷,同时总结清雍正朝施政的若干特点。

嵇曾筠与雍正时期河南河工建设述论

嵇曾筠是雍正时期著名的河臣。他在主理河南河工的七年时间内,着意加修和巩固堤防,同时加强河工修守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他的这些治河经验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之后的数十年时间内,黄河溃决次数大大减少。他的成绩的取得同皇帝的支持、同僚的配合、财政的充裕等原因是密不可分的。

清代子弟书兴衰时间考

子弟书是清代八旗子弟创造的说唱艺术,从雍乾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沈阳、天津传播。根据目前最早的子弟书版本,可以断定子弟书于雍乾时期在北京诞生。从嘉庆到光绪中期,子弟书在八旗子弟之间十分流行。光绪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子弟书渐渐衰落,湮灭不闻。

清雍正朝两湖地区的财政亏空及其清查

两湖地区作为清代的粮仓之地、财赋重镇,在康熙晚期财政亏空尤为严重。雍正帝即位之后即重点加以整顿,不仅对亏空严格清查、设法弥补,而且试图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即通过实行耗羡归公、禁革陋规等新政策以保障地方财政。在这一新政策渐次取得效果、特别是保障了省级藩库的充实之后,从雍正中期开始,两湖地区通过清理历年积欠,逐渐整顿了州县等基层地方的财政亏空。至雍正晚期,两湖地区的财政亏空之风得到遏制,地方财政走上了正常运转的道路。

再论清代雍正朝官员处分类别

雍正朝在完善官员问责与处分制度的同时,设定的处分类别主要有罚俸、降级、革职等三种,其后围绕着罚俸、降级、革职,设定了具体的罚俸时间、降调层级。除了这些主要的处分类别之外,为了灵活地对官员进行问责,并施以处分,又设定了几种相关的处分类别。如围绕着俸禄形成的降俸、住俸、停俸;围绕着降级形成的降职与降衔;围绕着革职形成的革去职衔、勒令休致等,为合理有效地处分官员提供了多种处分方式,体现了它的灵活性。

论康雍乾时期清帝的治官理念——以官员选任、考核为中心

“治人”与“治法”是中国古代探讨治国理政的重要命题。康雍乾时期,清帝对“治人”与“治法”多有提及,并体现在用人行政等方面。如何“治人”“治官”,是古代王朝用人行政的重要内容,尤其体现在官员的选任和考核方面。清帝在选拔、考核官员时,对官员操守、才具、政事、年力等方面提出要求,对官员的臣道做出价值观的界定,尤其对地方大吏选用属员做出要求,并对不同层级的官员制定相应的标准,分别管理。文官管理的实践,贯穿着清帝的治官理念,包括事君以诚,君臣一体;以人事君,察吏安民;首倡官德,重视政绩;各司其职,上下相维。清帝的治官理念有其积极因素,这种理念是否能够贯彻并发挥作用,与清朝文官管理的实践密切相关。

康乾盛世下清廷对准噶尔投诚人政策研究

清准关系是康乾盛世时期最为敏感的藩部关系,直到乾隆二十年之前准噶尔汗国仍然傲然地屹立在清国的西北边陲,并且对西北蒙古、西藏、青海地区不时产生骚扰,发生威胁。清国在康乾盛世下是如何利用时机解决准噶尔汗国问题,如何防止分裂,完成民族的的统一大业,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它对我们今天的边部民族政策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本文主要就康乾盛世下的准部投诚人政策作一研究,研究康、雍、乾三代帝王是如何运用投诚人政策来为统一大业服务的。

雍正四年至八年的卫所裁并

卫所制度建立于明初,明中后期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继顺治和康熙两朝之后,雍正一朝继续对其进行大力裁并。经过雍正一朝的裁并,卫所数量所剩无几,剩下的卫所基本都是漕运卫所和极少数的无运卫所。雍正四年至八年是继雍正元年至三年以后雍正年间卫所裁并的第二个高峰,既承上又启下,为之后的卫所裁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雍正朝问责处分官员之重心初探

雍正朝对官员在职期间的违制违纪行为都要予以问责、处分。其时,官员违制违纪的范围和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举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而其中对官员在治政中行政失误的追查,成为清代问责官员的重心所在,是政府诸多问责内容中的主流。当时行政失误主要有,印务失误、文书失误与司法失误。这些失误直接关系到中央政令的传布、地方司法的威信。所以,朝廷在此方面的问责与处分是既周密又有力度的。

雍正朝粮食安全政策与措施探析

清雍正朝人地矛盾已见端倪,常平仓亏空巨大,粮食安全问题较前严重。为保障粮食供给,朝廷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其中最突出的是严厉整饬常平仓亏空,积极垦荒、屯田,并试图在直隶地区种植水稻。同时狠抓粮食运输、调控粮价,加强粮仓建设与管理,兴修水利,减免地丁银,提倡务农风尚等等,这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整体上行之有效,人均耕地约在5亩以上,粮食供给较为充分,粮价稳定,人寿延长,雍正四年70岁以上的人口约占1.4%。康雍乾时代的粮食安全政策延续性强,雍正朝的重要特点是整顿吏治,加强社仓和义仓建设、缓征钱粮,也有急功近利的直隶营田、垦荒政策过激等"试错"行为,乾隆朝沿袭了这些政策并进行纠错和调整。

雍正朝京官与地方官双向任职分析——清代知府与京官一体化倾向

京官与地方官双向迁转的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和行政职能。清代官员乐于外任,皇帝也有重地方官轻京官的倾向。居京教习人员充任地方官现象较为突出。统计表明雍正朝京官、地方官双向任职比率不高;双向任职以知府为中心,其用意是控制知府的选用和考察,促进知府与京官一体化,从而达到中央牵制地方的目的。

田文镜旗籍考

田文镜是雍正朝名臣,雍正帝赞为“天下巡抚第一”,是有清一代有着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现当代学者一致认为他原属汉军正蓝旗,后抬至正黄旗。田文镜的自陈奏本及《缙绅录》等材料,可以确证他原属汉军镶蓝旗。这一错误,源于清国史馆对他的记述,而地方志等的记载反倒是正确的,这提示我们,面对清人旗籍记述有歧异时,应高度重视地方文献的价值。

光绪朝与雍正朝奏折制度之比较研究

雍正朝进折人员的增加主要取决于政治需要,而光绪朝折件人员增加除了和雍正朝一样的原因,还在于专折言事规定的实行。在折件内容方面,光绪朝与雍正朝相同的地方比较多些,只不过有细微的差别。在批阅折子方面,雍正朝运用外官与部门一起商议处理折件,而光绪朝却稀少。在奏折的存储方面,雍正朝具有比光绪朝更强的秘密性。以上比较说明:奏折制度与当时政局的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