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文人遭遇浙西词派——从吴敬梓看雍乾时期浙西词的下层进路

雍乾时期在现行清词史叙述中被忽略,成为“被遮蔽的词史段落”。考察这一时期浙西词派在下层文人群体中的影响有助于补充词史,勾勒更立体的词派流播与影响路径。吴敬梓活跃于清中期浙西词派重镇扬州地区,在与当地皖籍词人江昱、马曰琯兄弟等的交游中接受了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和词风宗尚。他以姜夔为学词模范,大量创作咏物词,推崇浙西宗主朱彝尊标举的推尊词体理念。吴敬梓自觉建构“姜夔、张炎—朱彝尊—江昱、吴敬梓”的浙西词派传承统序并获得时人认可,可以确证其为浙西词派一员。从浙西词下层进路的角度观照雍乾在野文人的词学主张和创作是充实雍乾文人思想谱系和理解浙西词派影响力的可能路径。

雍正王朝在贵州的开发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

贵州历史时期早已存在石漠化的现象,但以清代雍正年间为界。此前存在的石漠化现象主要系自然原因,此后,由于雍正王朝大力开发贵州,贵州的人口和土地数字在此时期都经历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飞跃,加上在贵州西部、西北部及南部等地开矿,使得这些生态脆弱地带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雍正时期也就成为人为因素开始影响贵州石漠化的重要时期。

郭象哲学与山水自然的发现

中国美学史上,关于山水自然的发现一直是一个重要论题。文章提出如下观点(一),庄子所讲的是自然而然的“自然”,是精神境界的“自然”,这与作为山水景物的“自然”不能完全等同。因此,庄子哲学并不能直接导致对山水自然的发现。(二),郭象认为,当下存在的个体之“物”是自在、完足的,“物”之后什么也没有。从美学上讲,这就使感性事物摆脱了道家之“道”、儒家之“德”的主宰。这一思想对于中国美学中山水自然的发现具有直接影响。

康乾盛世下清廷对准噶尔投诚人政策研究

清准关系是康乾盛世时期最为敏感的藩部关系,直到乾隆二十年之前准噶尔汗国仍然傲然地屹立在清国的西北边陲,并且对西北蒙古、西藏、青海地区不时产生骚扰,发生威胁。清国在康乾盛世下是如何利用时机解决准噶尔汗国问题,如何防止分裂,完成民族的的统一大业,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它对我们今天的边部民族政策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本文主要就康乾盛世下的准部投诚人政策作一研究,研究康、雍、乾三代帝王是如何运用投诚人政策来为统一大业服务的。

康乾之际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考察

清朝统治者出于对汉人的猜忌、防范心理及维护满洲贵族统治的狭隘目的,对汉人与任何外来势力的交往保持高度戒备,康乾之际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证明。清廷基于这种心理制定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必定是周密、严谨而又严厉的。

清代翻译科缘起考——顺治八年还是雍正元年

翻译科是清代特设之科目,及八旗科举制度之独特构成,它创设于雍正元年,而非顺治八年。顺治八年,礼部遵圣谕办理首科八旗科举考试,对应试者分别考试清字文章与翻译,为翻译科的创设提供了制度雏形。然而,此时的翻译考试虽在内容上与翻译科相似,性质和意义上却与后者颇为不同,它既未独立成科,又缺乏独立、自主的制度设计。《清史稿》《雍正会典》及两部《会典事例》(嘉庆、光绪)中,均将顺治八年视作翻译科之缘起,明显属于误记,其说法不仅见岐于《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而且与《八旗通志》《钦定国子监志》等也有较大出入。翻译科的创设有着丰富的政治文化意涵,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旧制。

署“西园”印款瓷器之考辨

康熙朝瓷器中,有一些带“西园”印文的瓷器,多为文房用具。这些瓷器表面一侧以五彩绘纹饰,另一侧配有墨彩诗文,诗尾有“西园”署款或篆书“西园”印章,或两者皆有。这些瓷器画工精细,诗文笔法洒脱,字体遒劲有力,墨彩漆黑如墨,风格独特。以往观点认为这些瓷器上所用“西园”印款为高凤翰字、号,笔者通过对高凤翰的生平事迹、相关艺术作品及其“西园”印文流变的考证,提出瓷器上的“西园”印款非高凤翰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