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书简》出台之始末

由于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爆发,战败的日本面临着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与台湾当局媾和的抉择,《吉田书简》的出台并非单纯受到美国压力的结果。日本选择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台湾当局媾和即是题中之义。既然以美国作为盟友是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那么牺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就是可以放弃的次要利益。在《吉田书简》产生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实际上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

日本对台政策策略研究——以“吉田书简”为中心

吉田茂作为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对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体制的确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旧金山媾和会议时,吉田茂以"吉田书简"的形式选择了"台湾政权"作为媾和主体,这确立了战后初期日本对台政策的基本框架,而在此后签订的《日台条约》进一步确立了日本对台的政策体系。日本对"台湾政权"的媾和被认为是吉田茂推行等距离外交的一种策略,实行的是一种限定承认与有限媾和,是推行"一中一台"的外交策略,同时也为同大陆改善关系留出了余地。

第二次吉田书简对LT贸易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签订了具有半民间半官方性质的LT贸易协定,中日关系得到极大改善。这引起了台湾的极大担忧和不满,日本亲台势力也积极游说修复日台关系。在此背景下吉田茂访问台湾,促成第二次吉田书简,对LT贸易和中日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

从适用范围问题看“日台条约”

作者主要通过利用中国台湾地区所藏的未刊档案,结合美国、日本的资料来梳理1952年"日台条约"之适用范围问题的来龙去脉。通过回溯美、日、台三方在谈判过程中的表现,重点探讨台湾当局所起的作用,呈现这一双边条约背后的多边运作。

第二次“吉田书简”与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

第二次"吉田书简"1是为解决1964年日台危机、由前首相吉田茂向台湾方面发出的一封私人信件。它虽肇始于池田内阁,却在佐藤执政时期发挥了极大的消极作用,令LT贸易遭受损害。同时,作为观察佐藤内阁对华政策的一项重要指标,第二次"吉田书简"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融资问题,而是有台湾因素夹杂其中、涉及中国主权的复杂问题。佐藤对"吉田书简"的积极承认,事实上是在大陆和台湾当局的政治博弈中选择了后者,标志着佐藤内阁由标榜的"政经不可分"积极对华政策向"政经分离"支配下的消极对华政策的彻底转向。

“吉田书简”与战后初期日本对华政策

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外交关系基本处于"冰封"状态。"吉田书简"对中日关系这种局面的形成,起着重要影响。吉田内阁对华政策的核心是以"吉田书简"为原点,在"台湾政权"和"大陆政权"之间进行"等距离外交",实质是在对华政策中推行"两个中国"的外交政策。这种"一中一台"的"两个中国"政策对战后日本对华政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