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吉田松阴的亚洲侵略思想

吉田松阴(1830—1859)身为武士而以兵学为业,是其形成亚洲侵略思想的前提。以《幽囚录》(1854)为标志,松阴确立了通过侵略亚洲对抗西方的基本战略,急切要求强化军备。以《狱舍问答》(1855)为标志,松阴转而提倡民政和仁政,重视整备足以对外扩张的国内体制。以《对策一道》(1858)为标志,松阴开始提倡航海通商,为侵略亚洲服务。松阴以邻为壑的国防思想,显示了儒学普遍性规范在幕末日本的解体。但松阴在放弃儒家普遍主义规范的同时,又固守儒家之道德政治合一的传统,并且转向集团功利主义的狭隘道德,提出极端日本中心主义的"国体论",使其亚洲侵略主张正当化。松阴亚洲侵略思想中"国家理性"和"国体信仰"的奇异结合,使其成为近代日本亚洲侵略思想的真正原型。

吉田松阴的兵学与其激进主义——论吉田松阴安政五年与六年的政治策划

日本倒幕维新运动的先驱吉田松阴的思想与行动,从安政四年(1857)末开始越来越激进。其政治主张前后经历了向幕府进谏、针对幕府的直接行动和针对长州藩的直接行动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政治主张都是其对当时局势变化的应对。吉田松阴的兵学观深受儒学影响,故其兵学对策论始终没有脱离"大义名分"和"时势利害"这两个方向,且前者优先。这赋予吉田松阴的激进主义以鲜明的两面性:其政治理性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依然存在;其非理性的侧面虽然会妨碍其对具体状况的准确把握,但毕竟带来了打破现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