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的活动维度溯源及其美学意蕴探析

“游”作为一个古老的概念,在甲骨文中就已有之。考其字形,在甲骨“■”(斿)字中,“■”(■)乃作为或动或静的旌旗之状,而“■”(子)实际是特指当时的统治者或宗族的领导阶层。结合上古旗帜所具有的沟通神灵祖先的作用与巫术道具或祭祀礼器性质而言,“斿”的本意即是由“子执■而舞”或“子执■而行”之形所会意的人神“交通”活动。在其中包含有“出行”“无定”“过程”与“愉悦”四个字义特征,并由此形成了“游”之活动的特殊的时空结构维度与生成属性。也正是在这些特殊活动结构与活动模式中,“游”之活动的美学意蕴才得以显现,并奠定了其作为中国传统美学重要范畴的基础。

中文“旅游”的语义渊源与流变

文章借鉴现象学方法,将众说纷纭的旅游概念争议暂时“悬置”,仅从语义学和语源学的纯粹视角“直观”旅游。结果发现:旅游的“旅”字不应直接解释为“旅行”,“旅”与“庐”同声通用,而应解释为其本义“客居、客处”。“旅游”的“游”字原无三点水,本为“斿”,读líu,本义“流动”;尽管“游”可以与“遊”通用,但毕竟只是一个替代字,走之旁的“遊”比“游”更能体现旅游的本源内涵。现代中文“旅游”概念实际上历经了从“遊”到“旅遊”再到“旅游”的时代流变,并受到了“tourism”一词翻译的强势影响。南朝沈约《悲哉行》中的“旅遊”二字流变而成的“旅遊”概念,与从“旅行和游览”合并简化而来的现代“旅游”概念不同。文章建议,将“旅遊”作为狭义的纯旅游概念,而将目前流行的“旅游”作为广义的大旅游概念,以示区别。“旅游”的多义性已经给旅游学科建设造成一些困境,文章从宽泛的“旅游”概念中萃取出狭义的“旅遊”概念,有助于完善旅游基本概念系统,供学界参考。

名实与真实:探索“真实性”议题的本土话语分析框架

随着"真实性"讨论在国内学术界的引入和持续升温,需要看到",真实性"的设问本质上表达了西方世界关于何为"真实"的主导观念及权威话语。在当代旅游研究中",真实性"概念被广泛用于分析从西方到非西方不同社会语境中的旅游现象,而其移用过程本身尚未得到充分反思。因此,在前现代的"游"向现代"旅游"转型的过程中,共时维度语境挪移的"真实性"概念仍需重返历时维度的本土观念和实践传统方能得到落实。基于对"名实观"历史、文化、哲学内涵的追溯辨析以及对徐霞客、李时珍身心之"游"的个案讨论,文章通过"名实观"的引入,揭示出本土之"游"以身正名、求实体真的实践伦理面向,首先旨在反思"真实性"普遍话语的理论限度并设定参照维度;进而尝试建立一种新的话语分析框架,在"名-实"关联的社会历史建构视野中,将"真实性"的一般化讨论导向"真实化"的过程态考察,由此检视"真实性"概念嵌入本土话语场和实践场的复杂动因。

从“朱紫国行医”看传统医学与跨文化传播赋权

《西游记》之“孙行者施为三折肱”篇章,展现了孙悟空跨越文化障碍为朱紫国国王行医的场景。以Chen&Starosta提出的跨文化交际三角模型为工具,对相关小说文本进行再解读,分析悟空的跨文化传播策略。通过结合其他史料,提出从孙行者施为三折肱,到僧伽和尚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原型,从佛图澄劝说石勒改信佛教,到印医药传入我国第一人安世高因医术有名取得汉王室的信任,包括早期西方传教士胡美和郭雷枢医生的“医务传道”策略,均可清晰地看到传统医学的实践对于跨越文化传播者的赋权作用,使之从权力的弱势方转向权力的强势方,继而再造双方的跨文化关系,促进跨文化传播效果的达成。

都市新民俗:成都武侯祠“游喜神方”的创造性转化

“游喜神方”原为道教全真宫观迎接旧历新年的重要活动,其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俗,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方式和名称;一般意指民众于新年第一次出门,前往喜神所在方位以求吉利。喜神有牌位无形象,其方位依时日变动,传统上常有历书等专门用来确定喜神方位。清民时期,相对于成都城郭外的其他方位,南门外的武侯祠“游喜神方”最为兴盛。因各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时间沉寂;自1999年,武侯祠开始恢复“游喜神方”民俗。此时,原先处于城郭南门外的武侯祠已经处于成都一环路之内的市中心,武侯祠的“游喜神方”失去了以方位求吉利的意义。在新的都市时空语境下,武侯祠进行了两大方面的实践性创设:喜神形象化、形象诸葛亮化,突出“游喜神方”的国际性、时代性和娱乐性;祠内竖立喜神方石碑,确立触摸石碑以求吉利的新方式。经过20多年的层累,武侯祠的“游喜神方”实现了一种创造性转化,成为一种都市新民俗;其创设、成就,及其内在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后都市重建传统民俗、传统民俗创造性转化的一个缩影。

陆游师从曾几新论

陆游师从曾几学诗,是陆游研究中的重要关节问题之一。其起始时间,一直存有不同意见;从有关史料考索,应始于绍兴二十一年。这是陆游诗歌创作道路上第一块里程碑,陆游由此走上了诗人之路。

读陆游《入蜀记》札记

陆游是宋代大诗人,其散文创作的成就历来为其诗名所掩。本文对其《入蜀记》进行研究,指出此书是一部文学价值极高的游记,它不仅包含许多精丽的写景小品,而且对沿途的风土人情作了生动的叙述。全书还记录了作者的人生经历,融入了浓厚的身世之感,有些片断富有诗意。本文还对此书与陆游同时所作诗歌进行比较,从而对其诗文之关系作了分析。

陆游的醉态、醉思与饮酒诗

南宋的大诗人陆游爱饮酒也爱写饮酒诗。丰富的醉饮经历与深刻的生理体验,使其饮酒诗中的醉态和醉思描写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的醉态,既具多样性,又具层次感;既注重典型的细节,又注重动态的过程;他的醉思,既有对家国的深切关怀,又有对个人闲愁以及乡村情味的细腻描写,包蕴着复杂的层面,只有将这些层面的醉思叠加起来看,才有望把握到一个立体、形象、真实的放翁。陆游的这类诗歌,继承了前人饮酒诗的优秀传统,丰富了古代饮酒诗的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段,同时体现出宋诗关注日常生活和使日常生活艺术化的特色,在中国诗歌史应该引起重视。

李商隐《乐游原》“只是近黄昏”的“只是”

李商隐《乐游原》"只是近黄昏"中"只是"的理解对于此诗的解读具有决定性作用,但目前的释读有分歧;"只"读音古今不同,基本上没有引起人们关注。文章就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论证:(1)"只是近黄昏"的"只是"不能理解为正是,只能理解为只不过,但只是。(2)"只"跟"祗、秖"记录的是同一个词,原来读平声;这个词跟"止"本是两个不同的词,"止"读上声,跟"只"是同义词。后来"止"占上风,人们将"只"读成"止",是一种训读现象,于是"只是近黄昏"的"只"读成了上声。

游国恩先生的文学史观及其对早期文学史的建构——兼论20世纪上半期文学史观的演变

游国恩在20世纪的文学史建构中具有重要的位置。20世纪上半期的文学史观大体可分为传统文道派的广义文学观与辞章派的狭义文学观,以及源于新文学派的纯文学观这样三大类型。游国恩的文学史观有一个从六朝派的文学观向折中于上述各种广狭义文学观的发展过程。其间章学诚的观点对其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游氏根据章氏著作、辞章两分之说来确立文学史的对象。其最早对先秦文学的叙述,仍然采取早期诸家上古三代的叙述框架。文章也对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以治化与辞章来梳理中国文学史的学术贡献做了肯定。

陆游南郑从军诗失传探秘──兼论南宋抗金大将王炎的悲剧命运

自来评价陆游诗歌创作的发展，都把他在蜀中的生活作为一大关 键。陆游于宋孝宗乾道六年（１１７０）至淳熙五年（１１７８）在四川任职，共八九 年，但他真正过军中生活，在当时边境第一线的，则是于乾道八年在南郑（今 陕西汉中）王炎四川宣抚使幕府的七个月。陆游在南郑写有从军诗百余篇，但 这百馀篇诗受到王炎政治悲剧的牵累，失传了，现存陆游在南郑所作之诗只有 十二首，而且没有一篇是写军旅生活的。这是政治事件造成的对文学的损害， 是南宋文学上的一件大事，却为人所漠视，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

陆游:诗魂与越中山水魂

陆游是时代的诗魂,他的心始终与民族国家的命运一起跳动。对他早年受江西诗派影响,不应仅作负面评估。陆游的山水诗根源于故乡越中山水的钟灵毓秀,他以博大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重新审视山水之根,从而赋予山水以高远的审美感受和深邃的哲学体验, 推进了山水田园诗的民俗化进程。

书画“双胞案”应该怎样研究——对《董其昌〈纪游图册〉“双胞案”再议》的回应

王洪伟文章对两个版本《纪游图册》存在12对册页雷同的统计结果,以及对另外四册的分析,核心证据值得商榷:其依据《董其昌书画编年图目》以二手材料为主,而此书相关图片存在出版错误,受此影响的统计和分析必然会出现偏差,导致对两个《纪游图册》的判断存在一定问题。本文阐述了书画"双胞案"应该怎样研究的问题。书画"双胞案"类问题的鉴定,本质是区分原创(真迹)与复制(摹本)。虽然由于复制导致彼此雷同或高度相似,但艺术风格的阶段性特征无论在何种载体都是真实的体现,仅仅是呈现的效果程度有差异而已。因此,这类鉴定主要是风格表现角度的检验,而不是风格是否存在、是否符合的探讨,更与史料价值的探讨无关。所以,王文列举"台北本"董其昌绘画阶段性风格以及游踪史料,对于辨别真迹与摹本并没有任何意义,不构成有效证据。

义山无题诗和放翁沈园诗绎说

义山无题诗和放翁沈园诗都是诗歌史上有着相当知名度的言情佳作，两者题材类近，有不少带有共相的东西，让人连类比照。然而，其情味、体式和作法之不同却是惊人的。这种现象，可以从李、陆不同的个性气质、师承偏胜、创作范式方面去阐释；从诗史演变的层面考究，则是时代风尚影响下，唐宋两代诗人在言情题材上所持的诗学观念、审美风尚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