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国的“司马”

楚国的官制自成体系,与中原诸国官制迥然不同,甚至职官名称都异于中原诸国。只有"司马"例外,它是为数不多且与中原诸国职官名称相同的职官之一。因此,研究楚国"司马"的设置、职掌及其属官等情况,对于深入探讨楚国的官制以及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国官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司马迁的游侠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为游侠树碑立传,并对自己的游侠观作了系统阐发。他将游侠的精神特质概括为"侠客之义",其内涵包括一言九鼎、诚实守信的人格,急人之难、舍生取义的精神和逡逡退让、不居功自傲的品质。同时,他还提出"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卿相之侠"等几个不同概念,对游侠进行类别划分,以明确其外延。司马迁游侠观念中表现出强烈的抒情色彩,表面看来,是对个人身世遭遇的沉痛感慨,实则是其入世心理在强烈冲击下的现世宣泄,思想范畴属于儒家。司马迁游侠观的阐发具有里程碑意义,影响极其深远。分析其游侠观,对于认识游侠现象、游侠文学乃至于我们民族的意识形态均具有重要价值。

《文选》所录《子虚赋》、《上林赋》及《洞箫赋》创作时间新考——兼考王褒卒年

《文选》所录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原为一篇,其创作当开始于建元六年,定稿当在元光元年五月至九月间;《子虚赋》部分当完成于建元六年秋稍前,《上林赋》部分当作于建元六年底至元光元年五月稍后。学术界将王褒的《洞箫赋》系年于神爵元年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对王褒入朝时间和卒年缺乏考证。王褒入朝当始于神爵元年。王褒之卒年,当在甘露四年或黄龙元年。其《洞箫赋》当作于五凤三年。

司马相如《子虚赋》与《天子游猎赋》辨

《文选》将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分为《子虚赋》、《上林赋》 ,一直沿用到现在。这使后人错误地把《文选》中分出的《子虚赋》当作游梁时所作。本文主要从司马相如本人以及《文选》分出《子虚赋》入手 ,与枚乘的《七发》进行比较 ,认为《文选》所分出的《子虚赋》只能作于武帝时。而将本来是一个整体的《天子游猎赋》分为两篇是不科学的 ,主张恢复《史记》《汉书》里面的称呼———《天子游猎赋》。

潘岳《阁道谣》探析

潘岳《阁道谣》表面上是讥讽山涛选官受王济、和峤、裴楷三人牵制,实质上这牵涉到晋武帝末年的帝位争夺与由此引发的党争问题,真正的矛头所向是齐王司马攸。

作为文学典故与精神典范的“子长游”

自宋代起,“子长游”就成了古典诗词中表达“游历”的一个习惯用语。其既作为后世追慕司马迁的重要文学典故而存在,也因不断的创造性表达而具有精神典范的意义。从年少壮游成就了司马迁与《史记》这一史实出发,宋人始创的“子长游”大概指向了四个主要内涵:一是如司马迁般探奇览胜的个人爱好、想法与行为,二是心怀壮志、渴望建功立业的蓬勃之气,三是博学淹通、文采卓越的才华与能力,四是怀才不遇、遭逢苦难或生活寡趣境况下的精神慰藉。“子长游”的表达在宋人笔下得以经典化,又和以杜甫为典型的其他精神典范相结合,从而在代代文人士子的书写中得到了更为丰富的演绎。

从《七发》到《天子游猎赋》——脱离上古文学传统,确立汉赋表现世界

枚乘《七发》开创了汉大赋这一体式,是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的直接祖先。但枚乘的《七发》背后还存在着古老的师承,司马相如的作品却脱离了上古文学传统,确立了汉赋的表现世界,标志着汉赋新的发展方向。

“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司马槱与苏小小的人鬼恋

苏小小是位史籍无载、生平难考却地上有墓、诗中有名的迷幻女性。南朝民歌《钱塘苏小小歌》给文人们提供了一个形象朦胧的“苏小小”雏形,唐宋以后的文人们不断地以诗词想象、小说情节去丰满她、激活她,终于使她成为钱塘第一才妓。实际上,苏小小是包括沈建在内的一个中国文人集体。为扩大苏小小的声名和影响而起到巨大助推作用的是白居易和刘禹锡。晚唐诗中人们虽然仍然没有忘记刘白等人集体塑造的“妓女”苏小小形象,但读了晚唐诗人的诗作,更会觉得中唐诗人极力渲染的苏小小不过是个缥缈的传说。宋人的几部书都记载了苏小小、司马槱的人鬼恋。历史上,文人的心底横亘着一个苏小小情结。

泰华作家司马攻微型小说艺术探微

司马攻先生是泰华文坛杰出的微型小说作家,也是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的名誉会长。他的小说注重选材,着意开掘和升华主题内涵,构思巧妙、文采飞扬。他的微型小说作品代表着泰华微型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

夏侯湛仕宦经历四考

夏侯湛是西晋初期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咸宁二年(276),夏侯湛在齐王司马攸的提携下补选为太子舍人,咸宁四年(278),在齐王司马攸的推举下再次擢升为尚书郎,太康三年(282),因卷入帝位继承人所引发的党派之争被贬为野王令,太康八年到九年,又出任中书侍郎与南阳相。本文就夏侯湛仕宦经历这四个阶段的系年问题及原因试做四考。

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

由于受《晋书》记载的影响,学者一般都将太康元年视为晋武帝时代政治的转折点,但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唐人的观念,并不契合历史事实。从西晋政治演变的内在脉络而言,咸宁二年是更值得注意的年份。该年晋武帝病危时拥立齐王攸的密谋以及杨骏封侯这两件事虽然不太为学者所注意,但都对西晋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彻底激化了武帝与齐王攸的矛盾,成为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纷争的源头;后者标志着外戚势力在西晋政治中的崛起。武帝为了巩固皇权,抑制宗室、功臣势力,重用在曹魏时代默默无闻的外戚杨氏,将其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引入西晋政治,改变了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因此,咸宁二年对于晋武帝一朝的政局具有转折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