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工业文化

梁启超的经济著述有着从政治出发的着眼点,体现了在“灭国新法”时代里弱国被强国以经济手段控制的忧思,故其经济言说与其政治思考密不可分,这与工业文化以“国家理由”为内核相契合,也使梁启超成为中国工业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梁启超早年服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说,但在日本接触了西方经济学的更多派别后,发展出了一种类似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主张中国应先实施由国家培育工业的重商主义政策。梁启超与德国历史学派产生思想关系的方式是间接的,但对于历史与国家的共同兴趣使他较容易形成与该学派相近的观点。梁启超对德国历史学派式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在中国铺陈工业文化的作用。梁启超对中国工业发展模式的具体设想,融合了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则和重商主义的国家指导策略,着眼于培育和改良出口导向型的传统手工制造业。这种设想具有某种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色彩,但并未看到重工业在东亚发展型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与中国工业化的实际展开路径也相违背。

德国历史学派再认识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学自主发展的战略选择之一,按照现代宇宙观对西方演化经济学诸流派进行创造性综合并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两项重要工作,这种工作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经济思想史中的许多重要流派。德国历史学派的宗旨与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战略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它不仅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重要先驱,而且在19世纪下半叶对推动德国崛起并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和谐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马克思经济学在主体上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种哲学传统和经济学传统的产物,而这种传统与中国哲学传统之间又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和开创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都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在历史与经济之间——朱伯康民国时期的思想理路及其现代价值

朱伯康是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青年时期的朱伯康曾积极参与革命,并作为经济学本科生参与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话语体系下,运用历史解释中国社会,为革命诊断出路。留学德国后,朱伯康接受了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受德国历史学派影响极深,形成了不同于英美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归国后,朱伯康成为职业经济学家,师法李斯特,主张由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推进工业化,回应了抗战建国的时代主题。朱伯康的思想理路揭示了民国经济学的多样性传统,也蕴含着抵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霸权的思想史价值。

施穆勒纲领与德国历史学派评析

施穆勒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施穆勒纲领被视为融合理论与历史的方法论,但它只不过是用社会意识去理解社会存在,而不是用社会存在去理解社会意识的唯心主义方法论。门格尔与施穆勒之间的“方法论”之争是“两小儿辩日”式的争论。德国历史学派作为讲坛社会主义者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鄙视和批判,他们也对马克思进行了诬陷。今天一些人希望借鉴德国历史学派的主张,以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派也完败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真正把经济学变成历史科学的是马克思,而不是德国历史学派。

贸易保护主义中的经济思想溯源浅析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世界各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也随之改变,曾经的制造业强国几乎把大部分产业链转移至低成本国家,自己专心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如果一味倡导自由贸易,则无法与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竞争,他们不希望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购买别国的产品,各国资源禀赋不同,于是在不同的领域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自国际贸易产生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就不断地出现在各种经济思想中,不同的国际环境对不同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描述不尽相同。本文试图从众多贸易保护主义思想中,列举重商主义、德国历史学派、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浅析不同时期,不断变化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思想根源。

工业文化的学理基础:对经济学史的分析

工业文化因近年来中国工业主管部门推行的政策而引发广泛关注,但相关研究的学术性与理论性不足,这一新兴概念亟待构筑学理基础。二战后发达国家学界对经济脱实向虚危机的讨论引发了对工业文化议题的理论关注,由此回溯经济学史,能够从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派找到工业文化研究的思想、概念、命题源头,而德国历史学派跨学科的方法论主张也与工业文化的跨学科属性相匹配。现代演化经济学继承并发展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与方法,其揭示的创新的部门偏好特点论证了工业文化的合理性,其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则可作为工业文化政策的理论依托。因此,演化经济学可以作为工业文化的学理基础,促进工业文化研究的学术化与理论化。

施莫勒著作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综述

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领袖古斯塔夫·冯·施莫勒在他的时代拥有崇高的学术声望和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他的“施莫勒纲领”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框架,代表了经济学的历史主义传统。本文梳理了施莫勒著作在中国的接受程度、翻译情况及其经济思想的研究状况,指出由于英译本稀少、中译本缺乏等不利因素,尽管中国学者对施莫勒的研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成果,但总体上比较薄弱。本文认为,探讨并进一步发展“施莫勒纲领”,对我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具有重大意义。最后,笔者为中国的施莫勒研究提出了若干设想。

从德国历史学派看经济学说的国度性与特殊性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是英美的普世经济学。而在19世纪的德国,出现了以李斯特为代表的"非主流"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提倡贸易保护主义,以捍卫德国产业资本的利益,并对抗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由此,德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德国历史学派将经济理论的国度性和特殊性上升到了最高的高度。而对于中国现在出现的"依附型经济学",我们应学习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为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